殷商晚期的一桩迷案
翻开《史记》本纪篇的前三章，会发现司马迁对五帝和夏商时期历史记录相当粗略。有关多数统治者的记录，仅限于一个名字，有些有大致的在位时间，而更多的只是一带而过，讲明何人“立”、何人“崩”，几十年的风雨跌宕，可能就被一带而过了。不难想象，司马迁能看到的上古史料也是非常有限的，更何况太史公的记述以严谨考究、惜字如金著称，后人从中挖掘出的蛛丝马迹，绝大多数时候都能与后世的考古结果相印证。但殷商晚期的“武乙射天”的掌故，却是《史记》里非常奇怪的一段史料。
被雷劈死的蹊跷死法
司马迁有关武乙的记录不长：“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於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
这段简单的文字起码说了三个重要的信息：其一，武乙不是个贤明的商王，而是“无道”，熟悉《史记》的读者，都会明白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太史公对这个历史人物十分厌恶，他不会用贬义色彩如此鲜明的评价，在古代，评价帝王“无道”基本就等同于说他昏庸无能、凶恶残暴；其二，武乙用所谓“射天”的方式来打击“天神”（偶像化的天神），这种行为在中外古代史里都十分罕见，可谓离经叛道；其三，武乙的死非常蹊跷，竟然是在打猎时候被暴雷劈死的，算得上是帝王中最罕见的死法之一。
从古籍史料里看，帝王“射天”之事并非只有武乙一人做过。同样在《史记》里，《龟策列传》就记载，“桀为瓦室，纣为象郎。徵丝灼之，务以费。赋敛无度，杀戮无方。杀人六畜，以韦为囊。囊盛其血，与人县而射之，与天帝争彊……”把“射天”的事算在桀纣这类暴君身上，而其情节跟武乙所为几乎一模一样，让人不禁怀疑这是对桀纣无道行为的过度夸张。至于另一个著名的“射天”之事，则是《史记·宋微子世家》里记载的宋康王的掌故：“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
但是，“武乙射天”后发生的雷击案件，让此事变得不同寻常，这难免会让古人想起天道报应之说。而且，太史公在《史记》里用了“武乙震死”这样的说法，但其他商王的死，大多被他叙述为“崩”，这与前文所说对武乙的鲜明贬义评价相契合。
翻遍《史记·殷本纪》，会发现历代商王的死几乎都被称为“崩”，即使是太甲、阳甲这样有争议的商王（比如在其统治时期发生了“殷衰”之事），也没有被刻薄地说成“死”。当然，商纣王的结局被叙述为“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这并无意外之处，只是把武乙和纣王放在一个评价等级上，还是让人觉得十分蹊跷。
“射天”触犯了什么？
在现存的史料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武乙是个荒淫昏庸的商王。相反，武乙挑战“天神”，比那些在《史记》上只留下一个名字的商王，做了更多打破常规的事情。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殷商晚期王权与神权斗争激烈，“武乙射天”这种近乎荒诞的行为是为了挑战对王权构成威胁的祭祀利益集团，只可惜失败了，在外出打猎时意外死去，还被污名化为“震死”“无道”。
这样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仔细推敲后，会发现其解释力是有限的。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商文明》中所言，“商代的宗教与商代国家的起源和合法化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商王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神权统治”，商王本身就是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合一的存在，即使要挑战“天神”，也是桩“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生意，对巩固武乙自身权力也未必有好处。
但是，这种思路背后有个问题是：“天神”具体指什么呢？如果我们搞错了“天神”背后的问题，只是将它泛化理解为神权力量，是否存在偷换概念的问题呢？这就要回到商代宗教文化里来看了。
古籍文献里对商代宗教尤其是祭祀文化的叙述不多，但大量出土的甲骨文材料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问题。从目前可见的资料来看，商代宗教包含种类繁多。比如图腾崇拜，世人对“玄鸟生商”的掌故早已熟悉，此处不必赘述。后来的祖先崇拜可能跟图腾崇拜有关，世人常言周人沉迷于祖先崇拜，其实商人也喜欢向祖先献祭，历代有为的商王也是保佑后世风调雨顺、国富民强的精神寄托。
再就是自然神崇拜和非自然神崇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有可能成为古人眼中的通神之物，每逢天色变幻，他们会认为这意味着神灵在表达意志，向尘世传递信号。甲骨文中有“出日入日”一类的记录，验证了商人眼中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而这些被今人看成自然规律的景象，在当时与军事征伐乃至日常农事有关。而且，甲骨文里也有不少向神灵祈雨的记录，比如“贞帝及四月令雨”“贞生八月帝不其令多雨”之类的卜辞。
至于非自然神崇拜，则是一种对超越自然和凡尘的力量的崇拜，学术界往往称之为“上帝崇拜”。在甲骨文里，“贞帝”之类的卜辞就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在商人的精神世界里，夜空里满天的星辰，地表上奔流的江河，以及自己的人生命运，都被“帝”的神秘力量所掌控。
但是，甲骨文里常见的“帝”和武乙挑战的“天神”，是不是一回事呢？太史公没见过甲骨文，《殷本纪》里所说的“天神”有没有明确所指呢？或许没法从卜辞里找到对应答案，只能在《史记》等文献里寻找蛛丝马迹。
离经叛道的失败者
经过反复排查，《尚书》里《商书·汤诰》里的一段话让我喜出望外。这段文字是商汤在“既黜夏命，复归于亳”后所言：“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中明确提到“上帝”“天神”“天道”等概念，还原这段话的历史现场，后人简直可以想象出商汤灭夏时的意气风发，以及对天道更替、天神威力的信仰。
武乙挑战的“天神”，或许跟其祖先成汤所言的“天神”是一个概念，而太史公撰写《史记》时，也势必参考了相关资料，只是他看了哪些资料后决定选用“天神”二字，后人是无法确知的。但是，在这些蛛丝马迹里，“天神”与“上帝”之间的关联逐渐清晰起来。
其实，在先秦文献里，“天神”曾有过多次“亮相”，如《周礼》中所言“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国之凶荒、民之札丧”，等等。可见，“天神”的内涵虽比较丰富，但大多时候是区分于自然与鬼魅等概念的，也就是上文所言的“非自然神崇拜”。武乙看到了“殷道衰微”的危险，他更嗅到了“非自然神崇拜”（包括天神崇拜、祖先崇拜等）潜在的问题。武乙是个失败的“射天”者，如果成功，他或许可以和那位神秘的古埃及法老埃赫那吞一样，通过宗教改革和政治变局来实现对国家的掌控。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武乙的行为显得离经叛道，他或许是失败的理想主义者，或许只是不愿随时代浪潮一同起伏。很多小人物可以选择远离历史舞台的中心，可对帝王而言，除了作出搏命般的举措，他们又怎能避开历史的跌宕呢？从殷商晚期到武王伐纣，殷周不同的宗教观念与文化习俗碰撞而交汇，历史的天命最终归于周人之手。而在武乙时期，殷商的衰败已经难以阻拦，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崩离析、互相争斗的局面。武乙选择“射天”的真实心思，后世永远无法确知，或许他正是试图通过与“天神”争斗来打造新的王权，可惜的是，他留在历史上的不是一个突兀的惊叹号，而是巨大的问号与绵延不绝的省略号……（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