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这尺牍小字,很有味道!

晚明的小字书写以尺牍作品为多。与大字立轴创作不同的是,尺牍的小幅形制要求书家极为细致地经营点画、用笔。

明·倪元璐《行草书尺牍》(局部)福建省博物馆藏

释文:大录读已烂熟,弥不厌多,有从我求者尚图请益耳。正走马过罄,欲言先复。弟璐载顿首。冲。

近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评价倪元璐:“明人无不能行书,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对于倪氏的书法,以“新理异态”誉之。

能够在大、小字书写之间自由转换,一方面要求书家对古人书迹有过刻苦地临摹与学习;另一方面,字形之间的切换,需要在视觉上把握整体感、层次感与节奏感,且书写姿势的伏案与站立,运腕与执掌的变化,均对书家提出了更高层次的书写要求。

明·倪元璐《行草书尺牍》(局部)福建省博物馆藏

释文:以焦《易》卜兄《浴麟》,得《离》本卦曰“时乘六龙,为帝使东,达命室旨,无所不通”,此十六字气象轩岸。得《离》无疑出处之事得萃之渐,乔木无慰汉如难得。

对于倪元璐的书风来源,清代吴德漩在《初月楼论书随笔》评论道:“明人中学鲁公者,无过倪文正。”认为倪书深得颜真卿厚实劲健之笔意,且更加劲峭,结体趋于方,呈敬侧之势,以险寓正,风格奇倔刚毅,于明末自成一格。

吴德璇对倪元璐的学颜书论调,实则指向的是倪氏立轴行草书的书写。而小字书风的形成,则远非学颜书一条所能概括。倪元璐早年参加科举,因书写需要,一定有临习小楷书的经历。倪氏曾作《读提》一篇有“兼摹帖,有文必字”从中推侧倪氏的摹帖应为科举考试要求的小楷书。由于存世作品稀少,对于倪氏早期的楷书作品可参见上海博物馆藏《袍能弄色马能骄诗轴》。

此书为倪氏及进士后初入翰林院时作,能够由此推断其最初的小字书写应相当稚拙。天启年间,初入官场的倪元璐在仕途上步履维艰,在翰林院就任期间与黄道周、王铎相约钻研书法,是为个人书风形成的基础阶段。

明·倪元璐《行草书尺牍》(局部)福建省博物馆藏

释文:祷神请佩子手,离汝则不知所解也。备举以闻,东省林邑商河俱怀,岂特陵县耶。此道既梗,惧南北将断,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南天冰阆,求之半年不可得。

黄道周曾评述倪元璐的书法:
壬午初年,仆见公作书,语人云:鸿兄命笔在颜鲁公、苏和仲而上,其人亦复绝出,诸君讶,未敢信。尝戏问鸿兄,少时作何梦晤,公云:吾十四五时,尝梦至一亭子,见和仲举袖云,吾有十数笔作字未了,今举授君。
黄道周与倪元璐交往密切,从黄氏的描述中,可知倪元璐除了学颜真卿之外,亦有学习苏轼的书法风格。如果说颜真卿对倪元璐书风形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立轴大字以及行楷书的书写中,那么苏轼的影响则多表现于小字以及行草书的创作中,特别是倪氏的信札、书札、扇面等小尺幅作品。
苏轼字法中对转折、提按的处理,字体的倾斜以及笔画的厚重,皆对倪氏小字的创作有引导意义。
刘恒先生认为:“从倪元璐书法风格的整个发展来看,苏轼的影响要比颜真卿更加深入和持久,甚至在个人风格相当成熟的作品中,仍可以明显感到苏轼书风的韵味。”

明·倪元璐《行草书尺牍》(局部)福建省博物馆藏

释文:弟今归汀只有两条,正讨出门亦自容易,惟恐躲过天雷又有霹雳也。所委卷册少日当上。昨送马腾仲至十五里外,归已薄暮,雾报为罪。弟元璐顿首。石斋先生。

在颜、苏书风之间的探索,正是倪元璐在以立轴大字为时代主流书写风气之下,在尺牍小字方面进行的尝试与努力。
晚明尺牍通常为书信、书札、短小文书等,其功能性、实用性意义多大于其书法艺术性。因而尺牍的写作形式往往具有浑然天成、率真的意趣。朱惠良先生认为:
由于尺牍为互通音讯而作,故书写时意在表达心境,直抒胸臆,而不在书法之艺术表现,是以笔法线条无须雕琢刻画,结构行气毋庸布置安排。在这种无意求工的情况下书写,呈现出的确是”无意于佳乃佳”的真率自然与潇洒随意,此即尺牍书法与其他形式之书法大异其趣之处。

倪元璐的书信尺牍作品较多,且受信人多为其亲人、挚友,例如《家书》《致倪献汝尺牍》《致寰赢尺牍》《致黄道周尺牍》等。书信的书写字体以行草书为主,单篇大小都在30cm长度的纸张内。按单行十五字计算,单个字体约在1-2cm上下。

因受信人的不同,书信的字体选择也存有差异。以寄送至长辈、请托他人帮助、寻求协助的信件,书写相对工整、严谨,更加注重字体的结体、布局。

例如《家书》为倪氏寄给母亲之信札,全篇用小楷书书写,字迹清晰可辨并有句读,体现出对母亲的恭顺态度,亦是倪元璐小字中十分难得的小楷书作品。

明·倪元璐《致母亲书》(局部)

《致黄道周尺牍》(图1)以行草书的方式,落笔潇洒,无拘无束,点画之间映带有致。由于倪元璐在书写时往往关注信件内容本身而非笔墨状态,因而所呈现的作品更加无拘无束、自然流畅。

尺牍作为一种实用性文书,因传播的范围与受授者的身份不同,其书写形制上也呈现出等级差异。不仅如此,如前文所述,书家所选择的字体、大小以及书写的恭敬态度、书写的位置高下都反映了日常社交中的礼仪因素。

对于信札尺牍的作者而言,信札的一般格式与形制对书法存有一定影响。倪元璐并未刻意经营其书信尺牍的格式与书写形制,但呈现出的作品书风和内容往往达到了高度和谐,充满雅趣。信札中的字词使用、格式规范,暗含着倪氏书法的一般特点。倪元璐的书信写作中,多以家人、亲友为多,所述之事,也多与其政治事务相关。
在家书一类信札中,面对长辈、至亲,倪氏以恭谦的书写形制,以示尊敬。例如,在落款上以”男元璐拜真上””十月初九日,男元璐再百拜””二月望日,仲兄又字””二月十二日,仲兄璐平安字”等,信件末页左上方亦有添加受信人姓名之例。
在有涉及政治事务磋商一类的书信中,言语多有尊崇、客套。例如《敬问近社日胜尺牍》一篇,因请求他人办事,故在写信时格外严谨认真,行书书写中透露楷书笔意,且信札前后均有印章,以示郑重。落款以”六月初五日,生名正具,左冲”再次对所托之政事表达谦卑之意。再如《秋来伏想尺牍》《致昆生尺牍》等,均以”弟元璐载顿首””璐伏报顿首””左冲”的落款,体现了书家的谦逊态度。
原题:《倪元璐的小字书写与尺牍书法探析》
作者:朱燕楠(本文节选自《中国书法》,源自@书法临帖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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