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访谈：诗去质问、阐明、判断诗人之心（1）

①木朵：去年此时，你写下《除夕夜梦周氏兄弟》，其中有言：并非“梦中传彩笔”的夸耀，/这一口热茶，我在梦里饮得苦。而《梦》中的博尔赫斯、庞德、兰波和艾略特正是你的一部分现实的倒映。复述“梦”俨然是你写作的重心之一。如何才能恰当地复述一个“梦”？“梦”的性质在你这里是否充满了对称性：它是黑白分明、新旧交替的界线？或言之，梦是火焰，带你离开白昼的现实，而获得片刻的闲适？犹如你通过《窗前树》所看到的“旧时光”与“未来的新世界”的对称，梦兴许是对现实的推迟，使你尚可止步不前、追溯往昔，减弱因为新世界即将来临所造成的焦虑。“梦”的诸如飘忽不定的属性是否为你的一部分诗作撒下了怀旧的、荒诞的、幽深的气息？你是否注意到：你的不少诗作尽管不去涉及“梦”，却是讲究对称的，同时述说黑与白、新与旧的扭结、交织，仿佛是梦的仿制品？
　　廖伟棠：我的确对梦这一存在中幽秘的时刻深深着迷，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梦能向我揭示真理，因此我执着于复述乃至渲染、虚构我的梦。但是梦所揭示的真理越来越残酷、苦涩，梦成了我和我心仪的古人、死者对话的桥梁，我向他们诉说现实的种种荒诞和疼痛，我喜欢和他们对话胜于和生者对话，即使不是写梦的诗也如此。我的这些梦，绝对不是为我获得闲适的慰籍，我通过用诗歌的方式重新讲述它们以追问我身处的现实，像《除夕夜梦周氏兄弟》等；也通过对梦境的重构来诉说我生命中遭遇的困境，像我最近写的《孙悟空》。我的梦描述焦虑，但不减轻焦虑，只是指出超越焦虑的一点可能性，这可能性却叫我自己也感到惊奇，它通过不起眼的细节引领我和读者触碰到存在中幽秘的美，就像《除夕夜梦周氏兄弟》中那墙头的雪。
　　这种经历在诗中的发生如此神奇，以至于我在很多不是写梦的诗句中，也执着于现实中出神的、恍兮惚兮的那一刻不放，细细追问。对称只是它的种种面貌之其一，它带来的效果，正如你所说是“扭结、交织”，我喜欢这样在两个、多个世界之间的跳跃、编织。

　　②木朵：然而，你实际“喜欢”的是“那个高贵的中国”，并非“那个真实的中国”（《一个中国人对旅游者说的话》）。在你看来，存在的不是合理的：“这个时代，谁只要把摄影机的焦距校准/谁就得生气。”（《安东尼奥尼，安东尼奥尼！》）亦如你在《孙悟空》所言“我飘浮其中，满身是悲观”。你反复呈现的不是对当今时代的称羡，而是无奈得犹如丧亲之痛：“我那一个中国已经注定/卖作戏剧中那一个中国。”（《听得白驹荣〈客途秋恨〉》）正是不断的丧失使得你在两个世界里颠簸不已，也许这类“绝望”反而促成诗艺的递增：一种既定风格弥漫开来。令你“绝望”的不仅是“这个世界”，还包括“这个世界的'诗人’”：“他们不真诚，只热爱自己的虚荣，而忘记了这个期待他们代为言说的整个世界。”（《二十九岁的遗嘱》）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诗言志”这一古训的？
　　廖伟棠：首先，诗人必须有志，方能言志，方能为诗。无志者，诗写得再冠冕堂皇也立不住脚。志一方面是一种态度：是志气，是矜持，是高贵，是有立场；另一方面是心胸的包罗万象、坎坷磊落、慷慨抑扬。“诗言志”就是要求我们的诗承担严肃的问题、针对这世界的现象发出诗人的声明，诗去质问、阐明、判断诗人之心。而志，于我，还是忧愤、是执著、是理想主义、是信。
　　“诗言志”后面还有“歌永言”，我理解为诗歌自身的要求——超越诗人的“志”所控制的、又反过来补充“志”的，属于语言本身的魔术。诗歌语言能带领诗人去到他自己也难以想像的境地，在那里艺术的法则和道德法则统一了，美包含了真和善。
　　我所向往的那个高贵的中国，也就是我志之所向的中国，她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文明的灵魂所在、一种精神，她由一些耿介、认真、智慧、仁义的人组成。
　　而当今中国，存在的当然不是合理的，贫富的极端悬殊、权力和金钱的赤裸崇拜、大众媒体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助纣为孽……光这些就叫一个有良知的人愤懑，诗人者，又岂能不发愤以抒情？本质上我已经是绝望的，但所以不放弃诗中的斗争和抗议，诚如本雅明所言：“只有为了那些没有希望的事情，我们才获得希望。”因为到最终，我们还必须为“心中的道德律和头上的星空”负责任，也就是为良心负责。
　　坚持“诗言志”也是要求诗歌存在“心中有道德律，头上有星空”这一坐标系，来要求自己：言说生命的痛苦与欢欣，言说世界的绝望与希望、社会的不公与抗争。在这个“后现代”的嘻哈语境中，我仍然相信诗人是负有使命去发出不合时宜的声音的。

　　③木朵：你确实在反复“展览”自己的愤怒：“荣枯咫尺异，惆怅'亦’再述”。正是要发出一种“声音”的愿望，督促你去觅得恰当的喉管。“而想像一种语言就叫做想像一种生活形式”，是否在每次有所担待的表述中，你都把自身置于真实生活的“别处”？一方面要别出心裁，一方面要治愈肺腑，也许在双重使命的要求下，你开始大量接受来自你所认可的“旧时光”里的匿名的赠予；在我看来，你精通嵌入之术——即便是古老的陈词滥调，一经嵌入，它们在诗中又容光焕发。至今为止，怎样的馈赠才令你欣然接纳？或者说，观察自己的语言，还有哪几种“声音”亟待获取？
　　廖伟棠：在我看来，新诗对古典诗歌/文学的学习和取纳远远未够。古典诗歌/文学犹如璞玉，有现代精神的外国汉学家（如宇文所安）替我们发现和琢磨了一些，我们自己的实验家（如废名、卞之琳、柏桦、肖开愚）在实践中冒险找到了一些，但是还有更多我们未曾注意到的。古典诗歌/文学真是个巨大的宝库，我每读一点都必有收获，我写过《读古诗词对我的几点启发》和《在石头里读与写》等文章略谈过我的一些学习体会。
　　在表述方式上，我曾经很着迷于你所说的“把自身置于真实生活的'别处’”，以求更抽离也更自由地发声，我还喜欢借他人之酒浇自己之块垒，通过“翻译”和“改写”经典来让古人和我一起说话，这样一来我和他都能说得更淋漓尽致。但是未来我更渴望直接说话，站在残酷的此地、毫不留情地说出真相，要说出真相而不被它的蛮力压垮，不因为真而失掉美，这是困难的，如真能做到时会有狮子吼的效果。现在是为了将来无所依傍时/面对真空时仍能大声说话而源源不断地吸收能量的时候。
　　我尽可能地吸收、接纳，只要是传到我手上的我都力求从中有所得。而当中我最注重的还是风骨和修养上的学习，近则取五四学人，远则取孔门儒士，他们未必是诗人，但其真、其正，却是诗人的根本要求，也是“如何建立诗人形象”的基本。至于语言，我先要求能做到“漫浑与”，再关心“诗律细”，我的语言仍然不够丰富和细致，我希望能从杜甫、庞德和鲁迅处得到更多遗产：前两者的庞杂却有条不紊、枝蔓横生，后者的犀利奇险。

　　④木朵：来自多方面的援手会不会给你造成一种诱惑：督促自己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诗人，至少要谙熟古往今来诗艺之关键所在？每一位壮怀激烈的诗人也许都必须构筑将自身含纳在内的传统。在《论孤独》中，你给自身提出了要求，并且强调了一个“父亲形象”：“我要把自己当作实验品，我有杜甫”。在通往博学多才的道路上，你会觉察到哪些困难？会不会预想四十岁时应该站立在某个位置上？正如你有杜甫，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迅速》中则提到“我对墨丘利的崇拜也许就是一种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之热望的表现。我是一个梦想成为墨丘利的农神；我写的一切都反映出这两种期望”。作为一位奥林匹斯山的神，墨丘利“长着有翅膀的脚，轻盈腾空，机敏灵活，善于审时度势”，“代表共振，或者参与我们周围的世界事务”，而农神“看起来忧郁、倾向于静观和孤寂”，“代表聚焦，或者创造性的聚精会神”。令我好奇的问题是，杜甫是否可以成为各种年龄阶段的诗人步其后尘的模范？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把莎士比亚奉为西方经典的核心，仿佛他默认了在东方某地也有类似的核心，杜甫是否足以成为汇聚一切的核心人物？
　　廖伟棠：我的确渴望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诗人，能为一切主题写作，当然这是个奢望。但至少我要知道大多数比我优秀的前辈他们的奥秘，了解他们的长处和短处，知道自己可以寻找哪些突破、占领哪些领地、冒什么样的险，然后我要知道各个学科的一些基本准则，在面对这个时代的一些特殊问题时能有自己的一些见解，这些见解不权威但是忠实于我真实的本性。切·格瓦拉说：“我是二十世纪一个小小的证人”，这是我对自己作为诗人起码的要求，对自己、对世界，都不做伪证。
　　困难太大了，主要来自于怎样在巨大的局限中取得尽可能的突破，而且要在全然的诚实和明白中。我完全有可能在现在就失败，不用等到四十岁。但是我希望四十岁的时候我能更了解自身的局限和能力，现在姑且放胆一博，说不定因此在十年后我会有更大的勇气。
　　我目前的私人传统至少要包括如下名字：卡夫卡、曼德尔斯塔姆、姜夔和废名（这四位是我的挚友）；鲁迅、里尔克和庞德（这三位是严师）；陶潜、杜甫和惠特曼（这三位是超越诗歌的精神导师，教导我人和世界的关系，演示在虚无中建立秩序的伟力），最终他们告诉我的不止是诗歌问题，更是人之为人的意义问题。
　　杜甫的确是模范，他通过他的写作告知我们：诗歌不是无意义的、存在也不是无意义的，暴政、灾难、厄运、死亡并不能战胜精神的高贵。即使不是诗人，也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明示。他是孔子最重要的传人，他和孔子一样能成为你所说的“核心”，最关键的是他坐言起行，用他的一生和一生的作品“体现”了那个时代其矛盾、其苦难、其混乱以及其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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