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明清两代状元的字亮瞎眼？那状元们的八股文呢
近日，#明清两代状元写的字#登上热搜，考卷上的字笔迹工整，字体美观，如同行云流水，令人赏心悦目。不少网友高呼“古代状元果真有真本事！”、“这个卷面分必须满分！”“看着自己的狗爬字哭了……”
当然，状元之所以能成为状元，绝不仅仅是因为写字好看，个人的才华才是关键啊！那么在古代，才华要通过什么体现呢？答案就是考试！
古代选举制度的发展可以说是越来越排除其他因素的介入，而一切以考试为定，所谓“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就是说由考场上的文章水平来决定录取，至于政治权力、财富和家族名望等容易承袭的因素则被尽量抑制，个人平时的品行等一切趋于积累的因素也被淡化，考场最终构成科举制度的中心一环，成为录取入仕的首要标准。
而无论入学还是入仕考试，都离不开八股文，正所谓“八股取士”。
而八股文在20世纪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猛烈抨击。“八股”成为一个臭名远扬的名词，凡与它沾边的都被列入批判之列，除了“旧八股”、“土八股”，又有“新八股”、“洋八股”，还有“党八股”“政治八股”等种种名目，只要是迂腐形式、可笑文章、荒谬教条都可冠以“八股”之名，被人们理所当然而又不假思索地予以唾弃。
但是，为什么八股会成为古代科举考试录取入仕的首要标准？为什么不考别的，而就考这常被认为是最无用、也最呆板、最僵死的八股？为什么八股能在一种涉及全国上下、地位也最重要的考试中延续近五百年之久？
如果抛开一些既定的成见客观地去看八股文，也会发现其中有某些可取的地方（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为八股文翻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惊艳你的不止是那工整的书法，也包括背后文采。
01
那些得了高分的八股范文
清人初学八股，重视区分层次，往往要先读八股形成之初，也就是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之文数十篇，来作为入门之路。
“此四朝文者，制艺之鼻祖，读此方知体格之源流也。”这个时候的八股文简明扼要，易于把握。
接下来列举的这几篇文章都选自方苞遵照乾隆之旨为厘正科场文体所选的《钦定四书文》，是“清真雅正”标准的具体展现，还可从中看出清廷所悬功令标准。
钱福（约1505年前后在世），字与谦，号鹤滩，华亭（今上海）人，最早的制义名家，与王守溪并称“钱王”。少负异才，科名鼎盛。弘治庚戌（1490年）会元、状元，授翰林修撰。诗文藻丽敏妙，登第后名声煊赫，远近以版乞题者无虚日。下为其文：
好仁者无以尚之
（破题）圣人论人之成德，有以好仁之笃言者，有以恶不仁之至言者。
（承题）盖好仁而物无以加，则好之也笃，恶不仁而物无所累，则恶之也至。
（起讲）人之成德有如此，此所以难得也与，夫子意若曰：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而已，凡出于天理之公者，不必皆同而均谓之仁，凡出于人欲之私者，不必皆同而谓之不仁。
（两扇上）自夫人有秉彝好德之意，孰不知仁之足好而或不能无不好者，以拒之于内，则所好为不笃，犹不好也。吾所谓未见好仁者，岂谓若人哉！盖必气禀纯粹而真知是仁之可好，其于仁也，天下之物而无以加其好焉，吾知其甚于水火，甘于刍豢，内重而见外之轻，得深而见诱之少。生所好也，而仁在于死则杀身以成仁；财所好也，而仁在于施则散财以行之，则其好之可谓笃，而成德之事在是矣。
（两扇下）自夫人有羞恶是非之心，孰不知不仁之可恶而或不能无不恶者，以挽之于中，则其恶为未至，犹不恶也。吾所谓未见恶不仁者，岂谓若人哉！盖必资禀严毅而真知不仁之可恶，其为仁者，不使有一毫不仁之事有以加乎其身焉，吾知其避之如蛇蝎，远之如鸩毒，出乎彼而入乎此，不为不仁而所为皆仁，视听言动之运于吾身也，而或非礼之害于仁者不忽焉，以少累声色货利之接于吾身也，而或不仁之妨乎？仁者不暂焉，以少处微，极于纤悉之过，尚肯使之加乎其身哉？恶不仁者，而不使加，则其恶恶可谓至，而成德之事在此矣。
（收结）然则夫子未见之叹，夫岂偶然之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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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典型的两扇题文，一扇讲“好仁”，一扇讲“恶不仁”，应当说大比最难作也最见功力。原评语曰：“太史公之所以独高千古者，以其气大也。此文当观其一往奔放、气力胜人处，如徒摘水火、刍豢、蛇蝎、鸩毒语，为先辈訾议，则以小失大矣。”
我们再来比较两篇同样题目的文章：一篇是丘浚的程文，一篇是王鏊的墨卷。丘浚（1418—1485），字仲深，广东琼山人。景泰甲戌（1454年）进士，授编修，成化间为国子监祭酒。下为其文：
周公兼夷狄，百姓宁
（破题）惟圣人有以除天下之害，则民生得其安矣。
（承题）夫人类所以不安其生者，异类害之也。苟非圣人起而任除害之责，则斯民何有而自得其安哉？
（起讲）昔孟子因公都子好辩之问，历举群圣之事而告之及此，谓夫周公以六圣之德，为武王之相，斯时也，成周之王业方兴，有殷之遗患未息。
（起股）其所以为天下害者，非独奄飞廉而已，而又有所谓夷狄者焉，夷狄交横不止，害民之生，而彝伦亦或为之渎矣，不力去之不可也；其所以为中国患者，非独五十国而已，而又有所谓猛兽者焉，猛兽纵横不止，妨民之业，而躯命亦或为之戕矣，不急除之不可也。
（出题）周公生于是时，以世道为己任，宁忍视民之害而不为之驱除乎？
（中股）是以夷狄也，则兼而并之，而使之不得以猾夏；猛兽也，则驱而逐之，而使之不至于逼人。
（后股）夷狄既兼，则夷不得以乱华，而凡林林而生者，莫不相生相养，熙然于衣冠文物之中而无渎乱之祸；猛兽既驱，则兽之害人者消，而凡总总而处者，莫不以生以息，恬然于家室田畴之内而无惊忧之扰。
（大结）谓之曰百姓宁，信乎！无一人之不安其生也。周公是而相武王，其及人之功何其大哉！嗟夫，天生圣人，为民主也。中国帝王所自立，岂夷狄所得而干之耶？人为万物之灵，岂鸟兽所得而扰之耶？是以有虞之世，蛮夷猾夏，即任于皋陶，惠予鸟兽，复任于伯益，有由然也。周公承圣道之传，当世道之责，此其所以不容己于斯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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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王鏊的抡元墨卷。王鏊（1450—1524），字济之，世称守溪，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宪宗成化甲午（1474年）解元，乙未（1475）会元，廷对为第三，是为制义大家。下为其文：
周公兼夷狄，百姓宁
（破题）论古之圣人，除天下之大害，成天下之大功。
（承题）夫天生圣人，所以为世道计也。周公拨乱世而反之正，其亦不得已而有为者欤。
（起讲）孟子答公都子问而言及此，意谓天下大乱之后必生圣人之才。商纣之世，民之困极矣，于是有周公出焉。武王既作之于上，周公佐之于下。
（起股）彼其夷狄乱华，不有以兼之，吾知其被发而左衽矣，周公于是起而兼之，而若奄国、若飞廉，皆在所兼，兼夷狄，兼其害百姓者也；鸟兽逼人，不有以驱之，吾知其弱肉而强食矣，周公于是起而驱之，而若虎豹、若犀象，皆在所驱，驱猛兽，驱其害百姓者也。
（中股）是以夷狄之患既除，则四海永清，无复乱我华夏者矣；猛兽之害既息，则天下大治，无复交于中国者矣。
（后股）天冠地履，华夷之分截然，人皆曰百姓宁也，而不知谁之功；上恬下熙，鸟兽之类咸若，人皆曰百姓宁也，而不知谁之力。
（大结）吁，周公以人事而回气化，拨乱世而兴太平，其功之大何如哉！虽然，此亦周公之不得已耳，岂特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辟杨墨为不得已哉！盖周公不得已而有为除大下之害者也，孔子卒，孟子不得已而有言除后世之害者也。然皆足以致治，其功之在天下后世孰得而轻重之哉？韩子曰，孟子功不在禹下，愚亦曰，孟子之功不在周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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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鏊的这篇文章，原评曰：“字字典切，可配经传，佳处尤在用意深厚、是圣人使人各得其所。”方苞评曰：“浑厚清和，法足辞备，墨义之工，三百年来无能抗者。”对这两篇文章，方苞合评曰：“骨力雄峻，函盖一时，此程与墨并制科文之极盛也。”又说：“元作重讲百姓宁，此程重讲兼驱，是其用意异处；俱先于反面透醒，是其作法同处。”不过两者比较，还是前者略胜一筹，这或也是较从容之故。
最后，我们再看看归有光的一篇墨卷。归有光（1506—1571），字昭甫，又字开甫，号震川，昆山人。少颖异，九岁能属文，弱冠通五经三史，中举后屡试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讲道，学者数百人，称为震川先生，但至嘉靖乙丑（1565年）始中进士。他主张“以古文为时文”，与唐顺之并称“归唐”，其文被誉为“涵盖一世”。下为其文：
诗曰天生烝民
（破题）大贤引诗与圣人之言，所以明人性之无不善也。
（承题）夫性出于天而同具于人者也，观诗与孔子之说，而性善之言不益信矣乎！
（起讲）孟子告公都子之意至此，谓夫性善不明于天下，盖自诸子之论兴而不能折衷于圣人也。昔孔子尝读烝民之诗而赞之矣，诗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诗人之所以为知道而通于性命之理者也；盖造化流行，发育万物者，莫非气以为之运，而真精妙合所以根柢乎品江者，莫非理以为之主，唯其运乎气也，而物之能焉，唯其主乎理也，而物之则具焉。
（起股）肖形宇宙，谓之非物之象则不可，而有不囿于象者，即此而在，其本然之妙，若有规矩而不可越，是声色相貌，皆道之所丽焉者也；禀气阴阳，谓之非物之形则不可，而有不滞于形者，随寓而存，其当然之法，若将范围而不过，是动作威仪，皆道之所寄焉者也。
（中股）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则，天下之生久矣，天不变而道亦不变，盖有不与世而升降者矣；有万物必有万物之则，生人之类繁矣，同此生则同此理，盖有不因时而隆污者矣。
（过接）是以懿德之好协于同然，而好爵之摩通于斯世。
（后股）仁统天下之善，义公天下之利，天下均以为仁义而孜孜焉，乐之不厌，以为其出于性耳，不然，一人好之，而千万人能保其皆好之乎？礼嘉天下之会，知别天下之宜，天下皆以为礼知而忻忻焉，爱之无穷，以为其性之所同耳，不然，则好于一人，而能保其达于天下乎？
（束股）可见天下之情一也，而同出于性，天下之性一也，而同出于天。
（收结）性善之说，折衷于孔子，而诸子纷纷之论，不待辨而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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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还记得“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本文原评曰：“举孔子以折服诸子，不是单引诗词，故归重孔子，赞与诗同词，故但直出诗词而重发下文，此先辈相题最精处，文之浑雄雅健，在稿中亦为上乘。”
02
八股文的基本范式
破题
破题即每篇文章的起首两句，如不按句读而按现代标点符号，则只是一句。用来说明全文的主题要义，之所以称之为“破”，用张行简的话说是“题整而分析言之，如整物而使之破，故谓之破题”。或可说把一题破分成两句，从题义中析取一个角度，一个要点。
清代破题要求结尾用虚词，如“也”、“矣”、“焉”、“已”、“而已”等，但不可用疑问，反诘虚词。破题且不可直说人名、物名，而必须用其他词来代替，此已形成定式。
破题未妥者则往往被黜或遭人嘲笑，如陈宪章应试南宫，破“老者安之”三句为：“人各有其等，圣人等其等”，十个字出现三个“等”字，首先不免累赘，于是有人批其旁云：“若要中进士，还须等一等。”
还有，科场阅卷，考官少而试卷多，考官常易疲累，故文章开头是否能写得精辟警醒，开门见山，乃至开门就见山之奇峻，从而引起考官注意，自然对考生来说相当重要。
但破题之重要更在于其本身，在于其与整篇文章的关系。刘熙载说：“昔人论文，谓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余谓题出于书者，可以斡旋；题出于我者，唯抱定而已。破题者，我所出之题也。”
代
“代”即代入语气，代人说话，代人说理，“代当时作者之口，写他意中事”。由于制义之题并非“根于己”，而是“根于经”，就不能自说自话，而必须代人说话。又由于经书主要是圣贤之言，“代”就主要是“代圣贤立言”，代圣人说话。
童生试所出小题因为较零碎，又有截搭等种种名目，故偶尔也会有题出到如阳虎、王孙贾、微生亩之言行乃至犬吠之类，此时作文也可代入此类主体之口气，但一般来说，远为郑重的乡会试所出大题都是“代圣贤立言”，要求考生阐发的都是圣贤义理。
“代”也叫“揣摩”，还有一种揣摩则是指揣摩风气，揣摩考官，兹不论。即设身处地，假设自己就是原题之作者，设想自己处于此种地位，感同身受，会说些什么。
也正是因为有“代”，才有话可说，有活泼文机，否则，圣贤之言已全著于题，题无剩义，还有何话可说。
也是因为有“代”，有“代”者理解、领悟水平的高下深浅，也才会有文章的高下深浅，而由文之拘谨或活泼，又可见“代”者之胸次或机敏，故汪武曹曰：“代法者，时艺之金针，信矣哉！”
比
八股文也叫八比文，破承起讲的“冒子”后，即为比的部分，是为全文的主干及华彩部分。商衍鎏说：“比者对也，起、中、后、束各两比内，凡句之长短，字之繁简，与夫声调缓急之间，皆须相对成文，是为八股之正格。”
文章每两股成一对，单看一股，就像散文，但若再看与之对应的另一股，则字句长短、虚字实字，人名地名乃至声调平仄都与之相当。意思也常常是单看一股则偏，再看一股则全。
一般全文有八比（八股），即起二比（也叫起股或提比）、中二比（中股），后二大比（后股），末二小比（也叫束股或束比），但二小比亦有提前用于起比之后，或中比之后者，有时也径直略去，这样全文就是六股了。蔡元培说：至晚清，六股已是很普通。
这一点也在阅读晚清朱卷中得到了印证。这有助于突出大比，集中精力在大比中发挥。但是，比太少又可能失去变化起伏，故八股文一般以六比、八比为正格。
连接全篇
八股虽然有骈有散，有虚有实，有朴有华，却讲究浑然一体。破之后有承，承之后小讲，小讲之后又再入文题，然后是起二股，一般起二股之后又再点出题目，再中二股，后二股大段发挥，这其间又可能有过接，之后或戛然而止，或再用二小比束股，然后收结，如系引申出文题下文的意思则叫“落下”。
总之，破题、承题、起讲、入题之间，各比之间、以及冒子与比、与收结之间都要有一种紧密的有机联系，不仅在语气上能顺得过来，使人有一气呵成之感，而且要收一种整篇有理有法、层次分明、结构严谨之效。有人将八股文譬之于人：“破题犹冠也，承题犹发也，起讲犹首也，入手犹项也，起股犹两臂也，中股犹腹背也，后股犹两腿也，束股两足也，中间之出落呼应，犹通身之筋脉也。”所以，古人讲究全篇起承转收连接之法。
03
考八股究竟在考什么？
借用启功的一个通俗比喻：“八股破题的作法，和作谜语极其相似，谜有谜面、谜底，破题两句即是谜面，所破的原文题目即是谜底。进一步讲，全篇的八股文几百字都是谜面。”
我们一般都是就谜面（如几句话，一首诗）来猜谜底，并且常常可在规定的范围猜（如打一物、打一字），而应当说，设计一个谜面要远比猜一个谜底困难得多，设计一个几百字的长谜、韵谜、诗谜就更难了。
而八股文就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长谜，一个文谜（就其中比的部分而言还可以说是韵谜），八股文的作者也就可以说是这样一种长文谜的设计者。他还要通盘考虑到理、法、辞、气，乃至音调，平仄等各个方面，因而就更不容易了。
所以一个学作八股者确实很难一下就掌握此技，他往往先需从二句破题学起，这是最初级、也最优先的设计谜面，然后承题扩展到三四句，起讲再扩展到十来句，再进入洋洋洒洒、音调铿锵、最见文采、也最难把握的比的部分，最后收结。
在全篇文章中，都要牢牢扣紧谜底——不逾越文题所定的范围，不侵上犯下，且要如行云流水一般连接，波涛起伏一般推进，最后又要收得拢，截得住。
然而，八股文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技巧，又可以说是古代乃至今天我们做文章都需要知道并应当遵循的一些要求，例如全篇文章要扣紧主题，开门见山，首尾呼应，结构严谨，有理有据，文字流畅，以及不要堆砌华丽辞藻等。
从这方面说，学八股又不是很难的，其基本要求和技巧与我们学写其他文章一样，可以触类旁通。八股文的特殊点也许主要在于它的综合性和严格性：它把主要的文章技巧，乃至把骈散、文理、人我等因素巧妙地结为一体，并形成某种不能有大的逾越的定式，但这也只是用于考场，并不是说要求古人无论做什么文章都得如此。
把八股比喻为设计谜面，只是就其形式技巧而言。总之，一个士子要想通过八股取得成功所需具备的能力可约略归为以下几条：
1.记忆能力。他必须熟记四书五经这些主要经典，不仅熟记内容大意，而且逐字逐句熟记，不仅熟记正文，而且熟记朱注，这样，对任何出题（尤其小题）他才能一眼即知其出处，知其章节，知其上文，知其下文，知其注解，知其历史背景，这样作文才能有一个基本依据，这是一种最初步的能力。它意味着必须在上下文中把握全体。
2.理解义理的能力。他必须充分和确切地理解经书及经解所说的意思是什么，背景是什么，字句之间有何逻辑上的关联，然后才有可能引申发挥，代圣贤立言。
3.组织文字、发扬文采的能力。如果说记忆和理解能力主要是一种投入，一种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原文本的能力，那么要写好八股就还需要另一种能力——即一种产出的能力，一种把自己所理解的东西用雅训的文辞，在严格固定的程式中表现出来的能力。这涉及一种文学的领悟力和想象力。
以上这三种能力，尤其以后两种，又尤其以最后一种为最重要，记忆能力涉及的主要只是知识，而后两种能力涉及的则是思想、智慧、文字技巧及语言美。当然这三种能力不是完全分隔的，也有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一面。
考八股主要不是考死的知识，不是考“记性”，而是考“悟性”，考“会根”和文才。这几种能力固然不能离开后天训练，但更和天资有密切关系，所以古人会有一个人是不是“读书种子”之说。费孝通，潘光旦也认为，八股主要不是一种知识的测验，而是一种能力的检查。
为什么不考别的？为什么考试内容不紧密地联系实际，联系时政？比方说就考时务策论，或以之为主，或至少允许考生在经义中评论时政，以求考试较切于政治，较切于实用呢？
然而，此法并不是在历代的考试中没有屡次试过，也曾留下过几则佳话，然而若普遍推行，以之为一种制度，它的弊害也是迅速而明显的。
这样考也许确有可能使少数有责任感和见识的士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独到的政见与才学，但是这一全国规模、机会平等的公开考试，并不能只对这少数人开放（也无法先行鉴别他们），而它本身客观上又是一种与名利相联系的上升之途，大多数考生并未经过政治习练，甚至有些尚乏生活阅历，故不易有成熟的政治见解。
因此，即便策论题为实事，大多数人大概也只能是空发议论，乃至助长妄言之风，且此常常会导致或加剧政治上的派别之争，而一些考生还可能为求取中而揣摩迎合考官的政见，乃至于在其中暗藏关节，与考官一起营私舞弊。
而且，议论时事亦非一般义理那样可使考生深入发挥，也不便于考官悬一客观准绳进行衡量。总之，科场并不是合适的干政、议政之处，它不过是选择日后可堪造就的政治人才而已。
-End-
编辑：江健 黄泓
文字内容来源：《选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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