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说无妨| 可能 找不找得到汤兰兰都不重要
可能 找不找得到汤兰兰都不重要
▼February 4, 2018
文| 一颗蛋
又是一下午的嗜睡，睡前读熊培云的书，恰巧在谈关于媒体、关于互联网、关于人性的慈悲与辩白、关于事件始末人所怀揣的种种视角。
谈到罗尔事件，他说“如果权利不高于正义，这个国家将永无宁日。”我不太理解，直至今天又看了30年前的白冰冰案，转过来又琢磨汤兰兰，才终于有点体味到这句话的味道。
说实在的，我不太习惯于跟着时事写文章，因为文章要体现自己的体悟，除非我有话想说，才会着笔写写；另外一个，最近事件频发，面对互联网的种种浪潮，我着实疲惫，孰是孰非，对不同的浪头来说不重要，它只管涨，疯涨。
但是写新闻不一样，我大学时在记者团呆过，那是我与文字结缘的非常重要的敲门砖，那时候我写新闻稿很青涩，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做到客观中立，不加评价。后来熟了一点写的就快了，但是自觉新闻稿写的不出彩。
前段日子写人物专访稿，遇到瓶颈，特意去请教也是之前在记者团认识的专业同伴，我还记得他说，把主观评价和引导的地方删掉，你只需要陈述事实，用事实把读者可能感觉到的勾出来。
我觉得这很棒，就像北大考古系博士低头将自己的监狱故事，只是陈述却让人跟着掉眼泪一样。
10年前的汤兰兰案我不了解，那时候我和汤兰兰的年纪相仿，今日才读读始末，幸而读了法律，知道说自己冤枉的人未必是冤枉，说自己受害的人未必是真的受害。
我觉得主流媒体责任重大，因为它发出的声音有太多人在看，太多可能没有很强大的辨别能力的民众在看，和我随意写写公众号不一样，和我在校写写新闻稿也不一样。
我写稿子的时候时常胆战心惊，惧怕言论失当，因为知道人在看，总是对读者的认知怀有一种虔诚，我觉得主流媒体更要有这个责任了罢。一个博得眼球的新闻，一场文字的竞争，一场有引导性的噱头，从咪蒙发文江歌案到今天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发问汤兰兰，令人唏嘘。
新闻工作者不易，有时候挖掘一个点写好一篇文，抓实效抓热点不比法律工作者掉的头发少，可是任何人总要坚守一些底线罢，有时候你不知道你扩大的点是否真实，却肆意渲染，本身就是极其不专业的表现。
正如法律不制裁思想，情绪的喧嚣也不会影响真相。
我并不想讨论案件本身，因为无论是事实还是冤案，真相以外，有更可怕的东西不停的发酵。
我觉得责任感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问心无愧的意义，法律如此，新闻亦是，做人更是。谨慎留痕，每一个人的每一次输出都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碰撞，都需要负责。不懂就少言，每一个事实状态都像是一个魔方，有很多面你不知晓，别因此暴露自己的无知。我也觉得，多米诺骨牌正随着互联网坍塌。
“互联网背景下，人类的同情心会出现两种分化：一是同情的泛滥，二是同情的抑制。”如果非要选择我更想要同情的抑制，不加筛选的接受信息导致被导向拖拽，单向发声，制造事件的第二次伤害。同情的抑制不是教你冷漠，而是叫你理智，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真的，一些毫无根据的宣泄会让人啼笑皆非。
我觉得我们都是很渺小的人，才疏学浅，好像都自认为对人类的感情有所经历有所研究有所体悟，于是大肆评价。
我觉得评价的背后体现着我们的焦虑和无力，一种是对秩序不被尊重的焦虑，一种是对生命不被尊重的焦虑。熊培云说这是中国当下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他还说，他素认为一个民族的未来，多取决于精英的质量，而不是草根的质量。对此我不敢苟同。
我更多的看到在互联网时代，被煽动的人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具有基本的情感共鸣能力，但是缺乏更进一步的辨别能力和理性思维。他们对法律焦虑，对人性焦虑，对社会焦虑。
我们发声，表达焦虑，更多的是一种过剩正义的兜售；为了表达正义而表达绝对不是真正的正义。
我时常觉得因为一篇报道煽动情绪而质疑法律、社会乃至人性令人甚觉荒诞。就像明明你承认，很多时候把法律当做最后一根稻草，却在情绪波澜中否定一切。
也有人说，毕竟我们不是大V，没有权威，说的话能有什么影响力。我却觉得我们是这个社会的根，民众“草根”才是一个国家的大多数。通过言论和情绪反映出来的煽动毫不夸张的说是在动摇一个根基，一个本应同理的根基。
其实清醒的人总是很无力，我从不反对言论自由，只是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任，这是生而为人的底线，仅此而已。
是非的逻辑会被扭曲，但终不会被扭断。
所以 找不找得到汤兰兰对我们来说也许都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