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CR聚集了高质量的肿瘤早期研究和创新进展，尤其是发布大量的创新靶标的发现、临床前研究数据和早期临床研究结果，可以视为全球癌症新药研发的风向标。国内企业已经深谙创新药Fast follow的开发技术，但对于创新药新靶标的发现仍在探索。AACR会议是很好的新靶标发现和立项的来源，同时也有一些针对成熟靶标的新研究结果发布，其背后的开发思路也让人感到大有裨益。本文在此分享AACR 2021大会上一部分有价值的项目进展，供大家了解参考。SOS1和KRAS是近几年关注度比较高的靶标。SOS1:KRAS理论上具有抑制泛KRAS突变的作用。目前BI 1701963已经进入临床，ASCO2020公布的进展显示，截止2020年2月11日有3名患者给药，本次公布的临床进展主要是联用方面的进展。相较于SOS1，KRASG12C研究领域就竞争激烈多了。国内已经有3家企业处于临床或者申报临床阶段，加上安进（百济）、诺华等跨国药企在国内的推进以及众多的临床前项目，KRAS G12C竞争已经略显拥挤。加上，礼来在本次会议上又公布了新一代KRASG12C抑制剂LY3537982，较AMG510和MRTX849均有极大的活性提高。此时考虑布局KRAS G12C已经失去先机，但SOS1仍可以考虑，不过研发速度将尤其重要，如果没有充足的信心，仍需谨慎。KRAS G12D和KRAS G12V倒是可以继续关注。另一方面，虽然KRAS G12C竞争较为激烈，但临床分子基本全部为KRASG12C(OFF)抑制剂，而Revolution仍在探索KRASG12C(ON)抑制剂研究。免疫应答基因1（Irg1）是巨噬细胞（MF）中的LPS诱导型基因，编码位于线粒体的顺乌头酸脱羧酶 CAD，催化 TCA 循环中间产物顺乌头酸脱羧生成衣康酸，参与天然免疫。尽管IRG1表达主要存在于促炎性巨噬细胞中，但已有研究显示，Irg1与某些癌症（胶质母细胞瘤，卵巢癌）相关，在脑胶质瘤组织中高表达 IRG1，敲除 IRG1 下调多种细胞周期调节蛋白、NF-κB 和 STAT3 表达，并抑制脑胶质瘤的生长迁移。本次会议再次确认，Irg1主要由癌细胞表达，并且使用低活性的抑制剂ERG344（IC50〜150μM）便已经实现在结肠癌模型（CT26）中抑制肿瘤生长并提高存活率的目的。
ERG344治疗的CT26肿瘤免疫表型研究表明，IRG1抑制通过降低单核细胞髓样抑制细胞（m-MDSCs），增加细胞毒性CD8 + T细胞，从而使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抑制性降低。并且在黑色素瘤（B16F15）移植物模型中，也能够降低肿瘤生长，提高动物存活率。总之，这些研究共同表明，IRG1是治疗原发性和转移性结直肠癌的新靶标。根据医药魔方数据显示，IRG1靶标抑制剂研究较少，尚无药物进入临床研究。CDK4/6作为细胞周期蛋白的代表，其抑制剂已经取得临床和商业化成功。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8（CDK8）是转录调节CDK家族的成员，CDK8及其旁系同源体CDK19(97%的同源性)调节RNA聚合酶II (RNAPII)的活性，在一些癌症中发现CDK8/CDK19过表达。最新的研究也表明，CDK8和CDK19可能在细胞重编程中也有作用，靶向抑制CDK8/CDK19能够激活自然杀伤（NK）细胞的抗肿瘤作用。SEL120是CDK8/CDK19的特异性选择性抑制剂，目前正在进行针对AML或HR-MDS患者Ib期临床试验。SEL120处理导致CDK8占有率降低和RNAPol II占有率提高，以及启动子和增强子区域之间峰分布的变化。
p53是人体内至关重要的一种抑癌基因，可被电离辐射、致癌物和氧化应激等细胞应激刺激。激活后，p53会导致细胞周期停滞，并通过几种途径促进DNA修复或诱导细胞凋亡。p53在细胞周期的调控上起检查点的作用，通过调节p21、Bax、PTEN、p48、PAI等下游靶基因，阻滞细胞周期，诱导细胞凋亡与衰老、参与DNA损伤修复以及抑制血管生成。p53还可以调节自噬和新陈代谢、抑制细胞可塑性等。p53的不同功能在于其控制的多种靶基因能力，进而调节多种生物学功能。
来源：Cell. 2017; 170(6): 1062–1078
不幸的是，p53又是人类癌症中最常见的突变基因，导致细胞周期失调、基因组不稳定、缺乏应激信号调控能力并最终导致癌症的进展，且与肿瘤的不良预后相关。p53功能失活，一半由突变导致。作为调节转录的序列特异性DNA结合蛋白，p53蛋白由两个N末端反式激活结构域、一个保守的脯氨酸富集结构域、一个中央DNA结合结构域和一个编码其核定位信号的C末端以及一个转录活性所需的寡聚结构域组成。绝大多数源自肿瘤的p53突变发生在编码p53的DNA结合结构域的区域，被称为热点突变（hot-spot mutations）。
p53突变可以许多形式出现，并且伴随着不同的协同突变和多种多样的等位基因组合模式。令人惊讶的是，突变体p53也与其野生型一样，存在固有地不稳定特性。因此，旨在恢复突变体野生p53蛋白结构和抑癌功能，成为靶向p53突变策略应用。
p53 Y220C突变占所有p53突变的1.8％，在至少30种不同的肿瘤类型中观察到p53 Y220C突变，包括但不限于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结肠直肠癌，胰腺癌和卵巢癌。PC14586 是首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First in class口服小分子p53 Y220C激活剂，设计用于选择性结合p53 Y220C突变蛋白中存在的缝隙，以剂量依赖的方式诱导了p53蛋白从突变体向野生型构象的转化。开发PC14586的PMV Pharmaceuticals公司，仅凭这一款I期阶段的产品市值就高达38亿美元，说明了投资人对这个靶点充满了想象。
限于篇幅，仅选取了4个小分子药物靶标进行分析。此外，URST1、GPR65、ERAP1、TNK1以及SMARCA2等新靶标进展也在本届会议上有所报道。STING激动剂可以作为癌症、肥胖、病毒感染、肝损伤、糖脂代谢紊乱等诸多疾病的热门新兴治疗方向，特别是在肿瘤的治疗上，备受业界关注。临床中，已经有几款小分子创新药开启研究；不过，游离的STING激动剂全身给药可能会受到毒性的限制，并且广泛的生物分布可能也不是很理想。正如ADU-S100和MK-1454已公开的数据所显示，STING激动剂并没有为肿瘤治疗带来实质性突破。然而，已经有证据表明，STING途径激活确实能够诱导机体的免疫反应。XMT-2056另辟蹊径，是一种携带STING激动剂的ADC药物。靶向特异肿瘤抗原，具有优异的类药特性，并且与游离的STING激动剂相比，效价也提高了100倍以上。小鼠模型中，XMT-2056诱导了强大的抗肿瘤免疫活性，全身细胞因子水平仅有极小的升高，并且显示出优于游离STING激动剂有效载荷的显著优势。另外，体外和体内研究表明，XMT-2056能够激活肿瘤驻留免疫细胞和肿瘤细胞中的STING途径，与其他先天性免疫激活途径相比具有潜在的优势。
6. HER2 ADC
无论在全球还是国内，Her2靶标是最拥挤的ADC产品赛道。然而，在Enhertu之后，靶向Her2的ADC产品该如何开发，是降低毒性还是继续提高疗效，可行性如何？本届AACR会议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思路。BDC-1001，一款新型的Her2 ADC药物，携带的弹头不再是毒素分子，而是免疫系统（TLR7/8）激动剂，旨在刺激和激活免疫系统，提高PD-1抗体的免疫治疗效果。
来源：SABCS2020
SBT6290，另外一种ADC药物，也是将上述思路运用到Nectin4靶标。利用Nectin4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偶联的TLR8选择性激动剂，TLR8在人类肿瘤中普遍存在的髓样细胞类型中高度表达，包括常规树突状细胞（DC）和巨噬细胞，人类髓样细胞中的TLR8能够激活广泛的抗肿瘤免疫机制。
来源：AACR2021
SBT6290可诱导多种抗肿瘤免疫机制，包括促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产生、炎症小体激活以及T和NK细胞活性的间接激活。值得关注的是，SBT6290的活性比游离的未结合的TLR8激动剂高100倍以上，并证明其对具有Nectin4过表达的肿瘤细胞具有抗肿瘤活性，在患有表达Nectin4的肿瘤小鼠中施用SBT6290可导致肿瘤内髓样和T细胞活化，并提高总生存期。除此之外，合理的多机制载荷值得尝试。ADC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实现一个抗体携带多个弹头、不同机制的协作弹头。而这类药物，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适宜提前介入。ADC药物，国内企业在技术上已经奋起直追，而在创新靶标的发现上仍有距离。在拥有成熟的ADC技术之后，新靶标发现能力将至关重要。新的创新靶标能够迅速开拓差异化的创新管线，第一三共在这一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表率。Tax相互作用蛋白1（TIP1）是一种多功能蛋白，参与细胞运动、细胞粘附、迁移。会议上，披露了一款针对辐射诱导型TIP1的ADC药物，可结合放疗用于肺癌的治疗。首先，在各种抗TIP1抗体的选择中，研究人员优先考虑了对癌细胞表面和放射治疗肺癌中TIP1蛋白具有高度亲和力的先导抗体，这一点也值得借鉴。其次，选择了快速内吞的抗体7H5，并实现较高的药物与抗体的比（DAR~3.7）。在A549和H1299 NSCLC细胞中评估了7H5-VcMMAE的细胞毒性潜力。在10nM浓度下，相比于单独的7H5，在A549（p=0.0032）和H1299细胞（p=0.0010）中进行7H5-VcMMAE处理后，可观察到的存活细胞减少了约70％。7H5-VcMMAE使A549和H1299细胞对辐射敏感，与单独使用7H5相比，癌细胞存活率显著降低（p <0.001）。去整合素和金属蛋白酶（ADAM）9是ADAM跨膜蛋白家族的成员，ADAM9的过表达与多种癌症的进展、转移和不良预后有关。大多数肿瘤样本具有中至高水平的ADAM9，包括62％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65％的三阴性乳腺癌（TNBC）、73％的胃癌和85％的胰腺癌。IMGC936是一种靶向ADAM9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由高亲和力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美登木素生物碱微管抑制剂载荷和稳定的三肽接头以DAR为2组成一款创新药物。IMGC936正在进行1期剂量递增研究，评估癌症患者的安全性和药代动力学。同样，ADAM9在研药物也是极少。在源自NSCLC、TNBC、胰腺癌和胃癌的PDX模型中分析了IMGC936活性。结果表明，IMGC936在69％（24/35）的模型中显示活性或高活性，在6个模型（4个NSCLC，2个TNBC）中肿瘤显示了完全消退。抗体药物领域更多的选择了处于临床研究但靶点管线较少的药物，基于国内抗体药物技术，在完成临床概念性验证之后，进入这些领域应该不会存在困难，能够更好的满足临床需求。免疫T细胞已经成为癌症免疫疗法的主要靶点，γδ T细胞是一种小型T细胞亚群，具有固有免疫及适应性免疫功能和非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限制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其成为重要的抗肿瘤免疫细胞。γδ T处在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的“十字路口”，既可抑制癌症也能促进其发展。Butyrophilin（BTN）3A（CD277）是在肿瘤和免疫系统细胞上表达的检查点分子，也是γ9δ2T细胞活化所必需的。ICT01被设计为一种人源化的单克隆抗体，可与BTN3A1/A2/A3的所有3个同工型的胞外域结合，并诱导非pAg依赖性γ9δ2T细胞活化，实现杀死肿瘤细胞。
来源：ImCheck Therapeutics
ICT01已经处于临床研究，初步结果显示具有良好的耐受性，没有报道剂量限制性毒性或相关的SAE。在首次给药后30分钟或4小时，T细胞的目标占有率范围为34％（700μg，n=2）、79％（2 mg，n=5）、93％（7 mg，n=4）和100 ％（20 mg，n= ），在给药后30分钟内活化的γ9δ2T细胞（CD69 +）从血液中迁移，24小时内所有4种剂量的循环γ9δ2T细胞数量均较基线减少95％以上。初步临床分析结果表明，ICT01安全有效地激活了BTN3A介导的γ9δ2T细胞抗肿瘤免疫应答。10. ephrin receptor A3(EphA3) 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BM）是最常见和致死性的原发性脑肿瘤，5年存活率仅10％。EphA3是一种在多种实体瘤和GBM肿瘤脉管系统中表达的肿瘤限制性抗原。Ifabotuzumab是靶向EphA3受体的非岩藻糖基化IgG1κ人源化抗体。Ifabotuzumab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I期研究表明，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和临床活性。此次会议，报道了Ifabotuzumab在复发性GBM中的I期剂量递增和生物分布研究。肿瘤细胞会进化出多种逃避免疫监视的机制，其中一种就是通过募集免疫抑制细胞（如调节性T细胞，Tregs）来建立致耐受性微环境。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25（TNFRSF25），又称为死亡受体3（DR3），是一种有效的共刺激分子，由活化的和有抗原经验的T细胞优先表达。TNFRSF25管线同样稀少，PTX-35是一种潜在的First-in-class TNFRSF25激动剂抗体，目前正在实体瘤患者中进行1期临床试验。
来源：Heat Biologics
该研究通过小鼠模型，表征了PTX-35（mPTX-35）对肿瘤生长以及Treg稳定性和功能性的影响。结果显示，PTX-35导致Treg细胞表型的重新编程，包括降低Treg的抑制活性、损害Treg稳定性并增加向RORγt+ Foxp3-Th17细胞的转化能力；同时，增加血液和肿瘤环境炎症性Th1和Th17细胞可塑性以及CD8 +T细胞水平。之所以选择ATRC-101，是因为它的发现历程给大家带来很多启发，提示我们不应该局限在实验室，不是仅仅购买商业化肿瘤细胞来验证产品开发，更应该走进真实世界寻找证据。ATRC-101是完全人源化的工程IgG1抗体，来源于患者驱动的肿瘤靶向抗体。ATRC-101的亲本抗体是从转移性NSCLC患者的体内发现，该患者在接受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时发生了自动免疫反应。ATRC-101选择性地结合于人类肿瘤标本，包括大多数NSCLC、肢端黑色素瘤、乳腺癌、结直肠癌和卵巢癌标本。ATRC-101的靶点似乎是肿瘤相关的核糖核蛋白复合物，其中含有一种在肿瘤细胞表面发现的聚腺苷酸结合蛋白1（PABP-1）。
临床前数据表明，ATRC-101可通过先天免疫系统刺激针对肿瘤的适应性免疫反应。ATRC-101在同源小鼠肿瘤模型（包括EMT6乳腺癌模型）中显示了剂量依赖性的单药活性，该模型显示了T细胞抑制的微环境，并且PD-1/PD-L1抗体活性有限。与单独使用任何一种药物相比，在EMT6模型中，ATRC-101加抗PD-1抗体显示出显著更高的抗肿瘤活性和更长的生存期。LILRB4，也称为ILT3，是一种免疫抑制跨膜蛋白，存在于单核细胞和抗原呈递细胞（包括树突状细胞，DC）。DC中的LILRB4上调诱导耐受性表型，促进抗原特异性T调节细胞的产生。LILRB4还表达于具有单核细胞分化的AML中，从而促进T细胞抑制和肿瘤浸润。IO-202是First-in-class的LILRB4拮抗型抗体，正在进行I期试验，评估治疗AML和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CMML）疗效。TCGA数据显示，LILRB4在许多实体瘤类型中过表达，而在啮齿动物中不表达。这项研究显示，在人原代免疫细胞和具有免疫能力的LILRB4转基因小鼠中，IO-202促进了DC成熟、激活和抗原呈递表型，并增强了它们激活同种异体T细胞的能力。在抗放射治疗（RT）的刘易斯肺癌（LLC）同基因模型中，IO-202与RT联合使用可导致肿瘤生长受到抑制，并与M-MDSCs减少和T细胞增加以及T细胞活化增加的肿瘤浸润免疫细胞相对丰度变化相关。总之，IO-202可增强树突状细胞的功能和T细胞在体外的活化，并在体外显示了抗肿瘤免疫作用。除了上述新老靶点，AACR上也有报道GPC3/CD3、annexin-A1 等诸多创新靶标。总之，无论针对那个靶标，细细挖掘，也有无尽宝藏；无论针对何种药物，精雕细琢，总有差异潜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