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英译活动：使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抗战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这篇著作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及中方在弱于敌人时或者环境不利于中方时应采取的抗战策略，有力地驳斥了当时盛行的“亡国论”及“速胜论”等论调。这篇长达5万字的军事著作一经公开发表，在全国顿时引发强烈反响。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海外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论持久战》等多篇毛泽东著作进行英译，英译稿通过党在全国的办事处向外发行，扩大影响范围。
在中共中央指示下，《论持久战》的英译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刘跃进认为1938年《论持久战》有两种英译稿：许孟雄译稿和杨刚译稿。但据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抗战时期《论持久战》有四种英译稿，除许孟雄和杨刚的译稿外，还有刊登在1938年10月 《译丛周刊》第42期上的《论持久战》英译稿及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英译稿。
义无反顾走出书斋的许孟雄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投入抗日战争第一线，许孟雄辞去中央大学教授职务，只身来到中共中央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以党外人员身份参加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王炳南具体负责的对外宣传小组。在毛泽东完成著作《论持久战》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决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公开连载《论持久战》，但当时由于王明的错误决定，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未能第一时间在《新华日报》发表。为了尽快向国内外人士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方针，让广大民众认清抗战形势，周恩来指示对外宣传小组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论持久战》译成英文，该任务交给了擅长中英文翻译的许孟雄教授。此外，许孟雄还翻译了大量有关抗战的文章，陆续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使海外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杨刚：“金箭女神”箭无虚发
在文化圈素有“金箭女神”之称的杨刚女士，不仅是位文采斐然的作家，更是位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的优秀分子。1932年燕京大学毕业后，杨刚很快就赴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并参加“左联”工作，结识了许多社会知名人士。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刚更是奔赴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从事抗战救亡的宣传工作。在对外宣传小组进行《论持久战》英译同时，当时地下党组织还决定将翻译《论持久战》的任务交给杨刚，以尽快将《论持久战》英译本传播到国外。
据邵绡红女士介绍，杨刚接受《论持久战》英译任务后，秘密在上海展开翻译活动。在此期间，美籍人士项美丽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和帮助，不仅在生活上为杨刚提供住处，更帮助筹划了《论持久战》译稿的出版。最终在多方努力下，杨刚翻译的《论持久战》从1938年11月 1日第3期开始至1939年2月9日第6期，分4次在邵洵美与项美丽合编的 《公正评论》（CandidComment）上连载。英文译名为ProlongedWar，译者署名为ShihMing。在邵洵美的帮助下，杨刚还将 《论持久战》英译稿编成单行本予以发行。单行本印出后，一部分由上海地下党组织渠道发行，另一部分则由邵洵美秘密发给上海的外籍人士。为此，毛泽东还在延安为这个单行本写了1000字的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一并译成英文发行。杨刚《论持久战》英译本虽然发行数量不多，但对当时在上海乃至国外的海外人士尽快了解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战方针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孤岛”时期顽强坚持的《译丛周刊》
1937年11月11日，随着中国军队从上海撤出，日军占领了除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之外的整个上海地区，租界沦为“孤岛”。当时存在着多方势力，形势复杂严峻。但即使在日本侵略军和租界当局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各界爱国人士仍然运用特殊的斗争方式，在日军统治区进行着抗日宣传工作。由于当时日本还未向英、法、美等国宣战，不能直接占领租界，因而上海“孤岛”仍是坚持抗日斗争的阵地。
但随着日军势力不断向租界深入，大部分支援抗日斗争的报刊接连被迫内迁或停刊。据1937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载称：“自11月华军退出上海后，出版物之停刊者，共30种，通讯社之停闭者共4家。”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能另寻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抗日宣传工作，“洋旗报”由此应运而生。“洋旗报”是上海“孤岛”时期新闻业出现的一种特殊形态。在日军强硬的新闻检查下，中国各界报刊爱国人士不得不高薪聘用外籍人士担任发行人或者总编辑，并在其所在国家有关机构登记注册。打出“洋商”旗号的中国报纸更有可能避开日方的新闻检查，掩护爱国报人的抗日宣传活动。从1937年12月开始，各类以英商招牌的报刊相继问世，有复刊的《每日译报》、《文汇报》、《导报》等一批又一批抗战报刊，这其中也包括当时暨南大学商学院学生周鸿慈 （也是当时上海大专院校地下党的领导之一）主编的中英文双语报刊 《译丛周刊》（TheTranslation）。
虽然《译丛周刊》只维持了两年多的时间，但对上海当时的抗战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尤其是在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抗战方针策略上起到了很大作用，这其中包括发表在《译丛周刊》第42期上的《论持久战》中英文版。这篇《论持久战》英译名为HowChinaCanWin，译者未署名。《译丛周刊》的一位译者黄子祥在回忆录中提到，“暨大同学写稿从不拿稿费”。因而推测这篇《论持久战》英译稿很有可能是由当时暨南大学的学生翻译的。
爱泼斯坦与《论持久战》的英译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IsraelEp－stein），中国籍波兰人。1915年出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族家庭里，1917年随父母迁居中国，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爱泼斯坦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工作。在1938年9月，受宋庆龄邀请，爱泼斯坦帮助其宣传并争取全世界支持中国的事业。在香港，爱泼斯坦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主编了《保卫中国同盟通讯》，旨在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广泛争取各国人民的援助，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保卫中国同盟通讯》是保卫中国同盟组织创办的，当时负责保卫同盟主要工作的还有八路军驻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他不仅负责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及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还兼任保卫同盟秘书长。正是在廖承志的主持下，爱泼斯坦参与从事中共文件英文译本的编辑改稿工作，所翻译的文件“要在国际上发表的，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经典性长篇论著《论持久战》”。他还提到，廖承志组织翻译政治文件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而来自延安的政治文件在香港翻译出版后，从香港或马尼拉发往世界各地。由此可知，当时《论持久战》英译稿的对外宣传和出版工作大都是通过香港向外传播发行的，这其中保卫中国同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