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记忆

本文所指的红楼，位于待拆迁的安徽理工大学本部老校区，是三座红墙红瓦的苏式建筑群。这个建筑群，由位于中间的主楼和分居东、西两侧的副楼组成。它既有典型的苏式风格，又因为轴对称图形的设计理念，而同时融入了中式建筑的审美元素。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传统的建筑美学虚心借鉴友邦，并与时代融合的产物。

这座中西合璧的红楼建筑群建于何时？这也是我苦苦探寻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在行文本篇之前，除了走访安理大的老教授之外，也阅读了一些纸质资料与网络作品，可谓众所纷纭。有的资料可靠，有的信息错误。

据与我合作的千纸鹤先生的初步判断，这三座红楼的落成时间是有先后顺序的。中间这栋三层的主楼可能建于1951年，落成于1952年。它最初的定位估计是淮南矿务局的扫盲学校，或者说，这里曾经有服务于矿工及其家属的扫盲识字班。

由南向北俯瞰红楼建筑群

1949年1月，淮南和平解放。当时的中国有5.5亿人口，其中约有90%的同胞是文盲。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表示工农教育应该以识字教育为主。随后扫盲工作在全国蓬勃开展。

当年的淮南矿务局撑起了淮南市的经济江山，而这些经济财富的创造者矿工师傅们普遍没有文化，急需要扫盲，加之对政策的领悟速度以及拥有一定的财力后盾，矿务局的扫盲学校应运而生。

这三栋红楼建筑敦实威仪，美轮美奂，卓尔不群，绝非出自等闲之手！那么，它们是谁设计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时间的镜头摇到20世纪的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特写的地点则是九龙岗与洞山地区。

红楼主楼正面

在现在的九龙岗南门口，还有一栋青砖的怀抱式设计的平房——九龙岗老邮电局。设计者是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中国第一位女执业设计师张玉泉女士。那栋建筑落成于1954年。当时的张玉泉服务于华东建筑工程公司，就是后来的一机部第一设计院。

千纸鹤手里有一个1951年1月由淮南寄往上海的实寄封，落款是：淮南洞山华东建筑工程公司。据此猜测，红楼建筑群可能出自华东建筑工程公司的设计。可谓出身名门！

1953年，山东省的洪山煤校迁来淮南，入驻红楼，是为安徽理工大学的前身。所以，也可以这样推测，红楼的建造也可能就是为了洪山煤校的入驻。

红楼位于洞山铁路北，是解放后人民政府自力更生设计并施工的建筑，它的主楼设计为三层。高出了位于铁路南的，目前还在矿务局大院内的，建于民国时期的合工大前身的主楼一层。因此，我在走访那些老教授的时候，他们满怀深情地说，红楼不能拆！这是革命的家产！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见证！

红楼主楼前的彼岸花

红楼岿然矗立在舜耕山下，淮河之滨。迎来朝阳，送走晚霞。目睹了安理大的人与物，惯看了安理大周边的是和非。一件件不老的记忆深深地嵌在它的一块块红色砖瓦里面。今天，我要走进这片凤仪万千的建筑群，听它讲述一些过去的事情。

故事的人流伴着九月末的凉风涌入淮南，渐渐清晰的这位同学来自省会合肥，那是1954年2月的安徽理工大学。那时，这里还只是一所中专学校。这位合肥籍同学写信给家人道：“每月每人的伙食费是捌万柒仟元。此外，另有奖学金来解决你生活上的困难问题。愿吃啥吃啥……”

新中国建设加紧步伐，对待教育更是舍得投入，因为智化国人永远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让在校学生吃饱吃好，安心学习，将来服务社会，是教育的基础工作。不过，这位同学的生活费怎么会高达捌万柒仟元呢？原来，那时还在使用第一套人民币。它的一万相当于第二套人民币的一元。

红楼主楼背面

1955年，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影响已消除，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市场物价稳定，新中国开始了币制改革。

所以在1958年7月的安理大前身，一位上海籍的学生给父母写信称：“寄来的钱已收到，五元钱给我用已绰绰有余。这里饮食的价目比上海贱，一角钱已吃的很舒服了……”

不知道这位上海籍的同学写信的地点是在哪里？红楼主楼吗？红楼西副楼？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肯定不在红楼东副楼。因为1958年合工大的前身迁往合肥，旧址移交给安理大前身的过程中，被淮南矿务局抢先一步占据。之后，矿务局出资给安理大建造了红楼东副楼等建筑。上海籍同学写这封信的时候，东副楼还不存在。

总之，红楼经历了新中国的扫盲运动和币制改革。红楼也看到了那位同学书写的“比上海贱”这句话。这个“贱”字的使用有点令人耿耿于怀。难道与红楼西边的淮南钢珠厂有关吗？

红楼主楼内的楼梯

说到淮南钢珠厂，有许多读者可能不知道。如果换成华生苑小区，或者淮南轴承厂，估计会唤起部分读者的记忆。没错，淮南钢珠厂就是淮南轴承厂的前身。说是“厂”，其实那是劳改的场所，或者说是监狱。里面有不少来自上海的资本家，大老虎，旧式军官，还有一些文化人。这座“厂”围着高墙，布设电网，铁门紧闭，白天黑夜都有士兵站岗，他们的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

因此，一提到钢珠厂，就会让人五味杂陈，想到许多。时间到了1965年9月，红楼迎来了安理大前身的又一拨新生。时任校长王旭在致欢迎辞的时候，借用同学们的话说：“淮南煤校，是个老校。什么都好，就是吃不饱。”

大跃进伴随着浮夸风，原来“一角钱已吃的很舒服了”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一直被优待的学生开始吃不饱，这意味着民间有许多人正挣扎在饥饿带来的生死线上。

红楼东副楼

与吃不饱相比，更让安理大前身的学生不能接受的是——学校食堂提供的饭碗。原来在那些粗瓷饭碗的外壁还烧上了几个字——淮南钢珠厂。那段时期，淮南市的羁押人员骤然增加，坐落在红楼西边的淮南钢珠厂和洞山100号，已经人满为患。于是，部分人员被转移到红楼东副楼旁边的实习工厂。这些烧有“淮南钢珠厂”字样的粗瓷饭碗估计与这件事有关。

爱憎分明的那群中专生们，很是厌恶这种饭碗，纷纷跑进商店购买铝饭盒，开饭时间一到，就把淮南钢珠厂饭碗里的四两糙米饭倒进自己的铝饭盒……此情此景肯定都被红楼看在了眼里。红楼会不会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人格尊重与肉体生存哪个重要？爱憎分明与明辨是非是一回事吗？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那群爱憎分明的学生做了一件事情也被红楼看到了。这件事情与王旭校长有关。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上网搜索安徽理工大学历届领导的时候，并没有找到王旭这个人。走访老教授的时候，证实这个人是存在的。

红楼主楼西侧

据说，王旭本来担任云南省轻工业厅厅长，不知什么原因而被降级使用，被从云南派来安理大的前身出任校长一职。他曾经在学校的迎新春晚会上，身穿彩裙，头扎花巾，登台表演云南的孔雀舞，与师生同乐。
　　网络文章显示，1965年前后，报刊上正在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有一天，他在早操后讲话，讲到了“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话题。他说，有些事物可以合二为一，但有的事物，却不能合二为一，比如男女厕所，就得一分为二。

第二年，文革狂潮席卷了安理大的前身，王校长因为这句话被揪了出来，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把一分为二比喻成男女厕所。适逢夏季，高年级学生在批斗他的时候，专门拽来柳树条抽打他。边抽打边让王校长转圈子……

红楼肯定在发问，这是在干什么？是在赶驴推磨吗？让红楼匪夷所思的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每当有人喊，王旭，开批斗会了，他会条件反射的在脖子里挂上木牌，自觉来到批斗场地，提前做好那种很难受的冲气式飞机的姿势……扫盲这么多年了！什么叫做教育伦理？爱憎分明等同于明辨是非吗？

作者在红楼主楼的东侧入口

在王旭被批斗的前后时间，红楼建筑群还看到了另外一位与文化有关的人员，此人叫做韩美林。现在对他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天才造型艺术家”。当年，在红楼建筑群的西北方不远处，有个洞山100号，那是看守所。韩美林在1967年5月，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被投进那里。羁押时间好像长达4年多。

他在被羁押进洞山100号之前，刚在淮南瓷器厂被人挑断了手筋和砸碎了脚骨。当时，他流着血被罚跪在厂门口，接受上下班工人的批斗。一位毕业于陶瓷学校的女同事，在路过韩美林面前的时候，却微微的向这位毕业于中央美院的人点了一下头。这轻轻的尊重人性的点头，这知识敬重知识的点头，让韩美林的内心清泉涌动……

那个时候，批斗的人员可以被别的单位借去批斗。韩美林被借到了淮南市歌舞团。为了让群众认清被批斗人员的罪恶本质，歌舞团专门从合肥把韩美林的装饰画运到淮南。没有想到的是，有人看过画作后居然小声地嘀咕“画的真不错呀！”随后，人们开始上来揪斗他，批斗结束了，韩美林发现自己的口袋里居然被谁趁乱塞进了钱。这是才华对才华的敬重！毕竟，扫盲这么多年了！

由北向南俯视红楼

站在红楼主楼向南面的舜耕山张望，在现在的电视台山的东面，有一座小平山。文革后期，大约是1973年，有人在山上用大白石头垒成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据说在二十里外都能看到。文革一结束，这几个大字也就消失殆尽了。

石头垒成的文字消失起来比较方便，但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消失起来却很难。我在走访老教授的时候，他们说红楼不应该拆除，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红楼是毛主席下令盖得……

红楼作为一个历史建筑，是一定时期社会活动的产物，当然具有时代特点。其实，我们看中红楼的，更是源于它是淮南城市的记忆符号，是淮南文化的发展链条。通过红楼这座建筑遗存，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在物质力量那么薄弱的情况下，新中国对教育的投入决心，以及智化国人的勇气。这是研究淮南城市文脉的实物例证，弥足珍贵！

作者在红楼主楼内的楼梯上

有人说，红楼不是文物，当然可以拆除。那么，请问文物是什么？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已经成为过去的，不可能再重新创造的遗物、遗迹。如果现在我们不给予适当的保护，在眼前的这个时间链条上，我们就破坏了它，它怎么可能成为将来的文物呢？！

也有人说，新校区已经仿建了红楼，据说更加伟岸。其实，高仿建筑无论在外形上多么神似，其内在的历史遗迹是几乎为零的。更改了它的建材和工艺，缺失了众多故人形成的气息，淡薄了时间积淀的魅力，抹杀了它重要的地标性。

像红楼这种知名的历史建筑，应当实行原址保护。人们会以它为坐标，去定位过去的时光，去丈量行走者脚步的偏颇。

我在红楼前取景的时候，遇到了一位从宁夏专程赶来的女士。她是安理大爆破专业的学生，也是爆破专业的老师。尽管已经离开淮南，但是20多年的煤城生活让她魂牵梦绕。听说红楼将被拆除，这位不惑之年的女士，千里迢迢奔赴淮南，只为了把红楼看一看！

来自宁夏的安理大校友在深情地回眸红楼

公允地说，安理大应该搬迁，我完全赞成市委市政府的这个决策。我们需要办出高水准的综合性大学。原来分散的三个校区过于零散，不成规模。我也赞成老校区改变土地用途，可以开发成商住区。

但是，我认为要合理规划城市建设，要保持城市建筑的地域性特色。在城市建设进程中，拆迁工作必不可少。不过，千万不能把富有地域性特色的历史建筑夷为平地。不能让人们原本丰富的精神变得无所寄托。历史建筑是一座城市的特质，它可以增强市民的精神内涵和居住幸福感。它是旅游业的重要物质基础，它本身拥有的品牌效应，可以提高远距离游客的到访率。可以牵挂那些与它有过交集的人们的心。

政府在出让土地的时候，要有眼光，要有适当的约束性条款。不能一味的净地块出让。我的体会是，现在不是看哪位主政者拆迁了多少旧房，建了多少个楼盘，而是看他在位期间，保住了几栋特色建筑不被毁于一旦！

作者在红楼主楼正门前

现在，我们不要讨论大学本部就没有出卖的先例这样的话题。也不去讨论一些老教授跑去北京，要完整保护本部不被土地出让的话题。我们不妨探讨一下，在目前的这种安理大本部必须要拆迁的情况下，如何采用折中的方式来保护红楼建筑群，那怕只是保护了红楼的主楼。

我的浅见是，置换红楼主楼的功能。把它的一楼变成小区管理的功能区。把它的二楼变成安理大校史馆。仅仅是改变了思路的事情，一切皆大欢喜。老教授们再也不用对我说，我一听到推土机的声音，心里就发慌。开发商再也不会因为拆迁阻力而转让楼盘开发权益……

安理大的红楼，你还记得吗？1954年，你的第一届三个专业的毕业生就是在这里合影后奔赴祖国建设的各个战场。你还记得吗？你这里是四个部批研究所的发源地。从你这里，神奇地走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你的面前，有过15万毕业生的留影。

离开红楼的时候，我看到墙壁上的残存的一句口号——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他的思想是什么？是敢为人先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是绝处逢生吗？光阴不在，忆当年，水墨染过的年代……

残存的标语“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红楼记忆》   2017.10.2

作者：崔小红，中学语文教师，心理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