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灾后汶川人 请不要关心他们的遭际 胜过关心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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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对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充满了盲目而鲁莽的好奇。
在地处祖国西南的重庆和四川，外来人口很容易识别，只要你一嘴张，一口普通话马上把你出卖了。
在我的印象里，除了在机场和大型超市里，人们会说普通话以外，本地人习惯性的只说西南方言，连大学教授，硕导，博导讲课的时候也并不例外。
就拿我自己打个比方吧。我这个说普通话的甘肃人，在分分钟被当地人识别出来外来人口的身份之后，就经常被问到如下几个问题：
你是哪儿人啊？
甘肃是东北？西北？
甘肃属于新疆是不是？
那你怎么来这儿了呀？
你们甘肃很穷是不是？还是我们这儿好些。
你们生活艰苦，缺水，没有菜，只吃馒头包子是不是？
你们到处是沙漠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骑着骆驼，吃的牛肉面？
吃不吃得惯我们这儿的饭菜？
……
处于礼貌，我总是耐着性子，一一回答了。十几年了，直到现在，在某些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得像背党八股一样的，对他们的问题逐一作答。有时候，说实话，被问的，也回答的，很是是无聊而恼火。
我想，灾后的汶川人，面对这样时常的被问，除了是和我一样的觉得无聊和恼火之外，更多的感受，则是疼痛和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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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在大学城带学生实习的时候，有一次打车回北碚，车上连司机算起，总共五个人。
大家无聊便乱摆龙门阵，也不知道是谁问起，说师傅哪儿人啊？师傅就说他是汶川人。
于是，不可避免的，就聊上了汶川地震。
我因为晕车，不爱说话。
通过他们的对话，我得知，这位师傅有三个孩子，两个大的是一儿一女，由爷爷奶奶带着在水磨镇读书，地震来临的时候，来不及躲避，都埋了。
小的是个女儿，当时是他和妻子带着在浙江打工，才幸免于难，听来令人唏嘘。
这位胖胖的师傅，人老实憨厚，就一五一十地回答着其他三个人似乎好奇到了兴奋的、好像总也问不完的问题。
你们家里人都没事吧？
汶川的家还在不？
政府给你们补贴的多不多？
打算再生个不？
还想你的父母和那两个孩子不？
……
我想，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位师傅，以及遍布各地的，遭遇了那次大地震的汶川人，都会被人习惯性的问到。
你不回答吧，好像不礼貌，你回答吧，这种问题又远非前面我所提到的我是个甘肃人那么轻松。即便轻松，我都觉得无聊而恼火了，何况是关于地震这样把亲历者从麻木的现实中摇醒并且直戳地心口疼痛的问题。
说实话，好奇本也无可厚非，可是，三个人中有个河南口音的小青年，就说了一段很扎心的话，说他有一年在广东打工的时候，被一个四川的包工头欠了工钱跑路了，所以，四川人就没几只是好鸟……。言外之意，大有汶川人活该的意思。
车身打了一个摇晃，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我，看到师傅用上牙齿用力的咬了一下下嘴唇，于是，不管他们再怎么问，也都不予回答了。
到站了之后，师傅把车停在了路边，各人给了事先说好的车费，没有多，也没有少，之后转身离去。
我有些担心出租车师傅，就在原地站了几分钟，隔着落满了雨滴的车窗玻璃，我看到胖胖的师傅，把头向下抵在方向盘上，双肩一抖一抖，右手一下一下，间歇地拍打着后脑勺。这一幕让我特别地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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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火车上，我又遇到过两次经历过汶川地震的汶川人，尽管我不晕火车，可是，我也不会去问关于汶川地震的事，可是，依然会有人问，大概也还是那几个问题。
问的七嘴八舌，问的杂乱无章，问的新奇，也问的有些好奇，眼光是旁观者的冷峻。
问完问清楚之后，问的人，在满足了一己片刻的好奇之后，该吃零食吃零食，该睡觉睡觉，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可是，被问的人，表面上好像也若无其事，可是，他们的心里，一定在因为再一次陷入苦难的回忆而持续地疼痛。
这其中的第二次，是在16年达州走西安的火车上，我遇到了一个经历过那次大地震的汶川老妈妈。
直到现在，一想起她，我都觉得背部巨大而沉闷的厚重。
老妈妈因为带的东西太多而上不了车，是列车员和靠近车门站着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侧着身子把她的大大的背篓抬上车的，还有一个大大的白色漆桶，看样子也很沉重的样子，还有一个油桶。
因为车道里人们走来走去的，太拥挤，而餐桌太矮背篓太高，地上到处也放不下硕大的背篓，老妈妈就把背篓放在了自己的座位上，有生怕背篓倒下去，她就一直站着扶着。
被问及，老人说她是汶川人，灾后搬到了同是四川的大竹县，这次是去看女儿，六年没见了呢，老人说，背篓里都是她自己养的猪杀了之后做的腊肉。白漆桶里，是她自己做的瓜儿菜，萝卜干，豆腐干，以及其它泡菜什么的，油是自己种的菜籽榨的，老人指了指脚边的油桶。
因为“汶川”两个字，人们就有多了许多好奇。周围的人，便开始七嘴八舌地开始问各种问题，老人低下了头，表情里出现了沉重的痛苦，可是，这痛苦，也没能制止人们的好奇。
老人就长叹一口气，讲了起来，女婿和外孙儿在地震中没了，女儿改嫁到了陕西商洛，因为伤心，女儿不爱再回四川，而他们老两口一来因为没钱，二来腿脚不便也不识字，所以，也不敢出门来看女儿。这次是女儿在重新组建了家庭之后，生下了孩子，所以，她想无论如何拼着一把老骨头，也要去见见女儿女婿和外孙，身体会越来越差啊，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老人叹息着说，花白的头发凌乱地贴在两鬓，被过道里的风吹地飘荡。
故事讲完之后，临近夜晚的车厢，就突然出现了短暂的安静。
有一个男学生模样的人，就走过去要帮这位老妈妈扶一会背篓，好让她去他的座位上坐一会。老妈妈就很感激，弯腰掀开了白漆桶的盖子，窸窸窣窣拿出了一包自制的豆干，要周围的人们都尝一点。
人们要么摆摆手，要么摇摇头，都说不吃，饱了或者不饿，他们大约是和我一样，看到老人递过来豆干的黑红的手，沟沟壑壑，裂开了无数的黑色缝隙，里面镶满了可能是在土地上长期劳作，同时也可能又制作腊肉混合而来的油渍和污垢。
我因为压根就没有买到座位，所以，站的有些远，递到我这里的时候，老人自卑，沮丧而失落的表情已经无可掩饰。
实在不能再拒绝了啊，于是，我接过来老人双手递过来的一大片豆腐干，假装很美味地大吃起来，老人脸上才展现出了一点点的宽慰，舒了一口气。
车过安康之后，人们陆续睡去，再也没人关心这位老妈妈。
因为两个客人在安康下了车，我就和一位和我一样没有座位的姑娘一起，想帮老妈妈把背篓放在刚才那两位客人坐过的火车走道上，好让老人坐下来休息一会。
老人同意了，可是，我们两个人，居然抬不动那个背篓，试了好几次都不行，老妈妈笑起来，说，我自己来吧。
于是，在老妈妈挪动背篓的时候，我们两个两边搭了手，才挪到了地上。
在那一刻，我才理解了所谓“母爱是一种神奇的力量”这句话。我又想，这位汶川妈妈的心里，除了对女儿和大多数母亲一样的爱之外，还有一种因为感恩灾难没有夺去她唯一的女儿的性命，女儿从而有幸能够活下来的倍加怜惜而来的额外的力量。
四个小时之后的大半夜，车到了西安，旁的人都呼呼大睡而去，依旧是那位姑娘和我一起，帮着老妈妈把背篓背在了背上，提着她的白漆桶和油桶，把她送下了车。
因为我的站在天水，那位姑娘的站在武威，所以，只能这样了。
夜晚的湿气很重，隔着车门，远远地望去，被背篓压弯了腰的老妈妈一瘸一拐地走向远处，路灯下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黑，最后成了一个黑点，消失在西安站拥挤的人群和我们的视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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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文学评论家在写到海子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不要关心诗人的遭际胜过关心诗人的教导。
今天是“5·12汶川大地震”过去十年的日子了，这场世所罕见的大灾难，夺去了无数人的性命，毁坏了无数人的家园，也留下了一些幸存者，这些幸存者们，带着无尽的对亲人伤痛的回忆和思念，艰难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面对人力所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亦或战争，日本的一个心理学家说过一段话：“人们总是以为，最可怜的是在灾难中死去的人们，可其实，最可怜的，是那些在灾难中失去的亲人的幸存者。”
是啊，死者可怜，生者何尝不可怜。
自责，悔恨，疼痛，思念，孤独，颓废，病残，无时不刻不在折磨着他们，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因为承受不了这种种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难言的痛苦的煎熬而自杀。而那些即便没有选择自杀而继续活着的人，此生便再也没有了完全的开心和微笑，生不如死，这才是最残酷的事。
作家李西闽，这个曾经在汶川地震中被埋地下长达76小时的坚强的小说家，昨天在他的散文《十年，结束或者开始》中说：
“每一周年回到这里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嚎啕大哭，哭得雨水也纷纷飘落。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直到第五年，我的心灵才有了少许的平静。”
“早些年，我经常在黑夜里从噩梦中惊醒，惊惧已经深入骨髓。身体的伤还在疼痛，内心的伤口，永无法弥合。”
“那些生命中的色彩似乎和我无关——活着，很无奈，也很愧疚……我背负着许多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苟活下来。”
所以，我想说的是，在生活中，如果我们遇到了遭受过大灾难的人，请尽量避免问及和谈论他们的伤心事，能给予帮助的，请不要吝啬你的钱财和力气，能扶一把，是一把。我们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胜过关心他们的遭际。
大灾大难面前，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患难与共。
给予是爱，沉默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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