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柏丨在于洪区招待所的日子

在于洪区招待所的日子

作者：李兴柏

记忆有些泛黄，四十多年前，在区招待所的吃住的日子，那会议室、那寝室、那食堂、那卫生间等的一个个场景，让我久久难忘。

1973年1月1日当起了农民，开始为区广播站投稿，正式与区广播站打交道。1974年的秋天，首次参加了区广播站举办的学习班，开会和吃住，就在区招待所。

招待所，是党政机关、团体、部队、厂矿设立的机构，用于接待宾客和所属单位来往人的住宿场所，也是接待区内开会、培训人员吃住的最佳地方，不对外营业。

那时的区招待所，没有牌匾，更没有烫金大字。但在我心中，招待所要比一般旅店好。自认为，区委、区政府建立并管理的招待所，主要对区内，服务本区，价格不会高，卫生条件和安全系数要高，以及吃饭、住宿等服务，要比旅店、饭店好得多。

1975年，经区广播站播音员张凤琴介绍，认识了在宣传站工作她丈夫董晓平，区宣传站是区文化馆前身。从此，我参加了区广播站、区宣传站、区文化馆举办的培训班、学习班、经验交流会、笔会等很多会议及活动，地点都是区招待所。

区里发来的的信件，通过邮局的投递，寄到了我的手里。通知字数不多，说明时间、要求，盖着大红印章。拿着“尚方宝剑”，乘座长途公共客车，从乡下来到了城市的于洪区招待所。现在地址是铁西区建业路，最早是于洪区于洪公社双喜大队的土地。所以，区里招待所，就建在此地。

七十年代中期，无论粮店，还是商店，主副食物质供应紧张，大都凭票供应。吃饭之前，要换好在食堂吃饭的饭票。就是用现金和粮票兑换，食堂有自己印刷不同颜色的几毛、几分钱和几两的饭票。大字颜色分为四种，白色最多，其次有粉色、黄色、蓝色。如果饭票剩余，可以退回，原数返回现钱及粮票。

初次进入区招待所食堂，直观感觉一个字——大，比大潘公社机关食堂大多了，起码能有几百平方米。食堂工作人员多，主副食品种多，就餐桌椅多，打饭窗口多，就餐人员多。

在区招待所吃饭，每日三餐，做的好，吃的香，很讲究，挺科学。食堂几位大师傅，手艺很好，按照今天标准看，足够特级厨师水准。

早餐时，我最爱吃招待所的大果子，配以豆浆，那是相当幸福了。色泽金黄，咸香酥脆的大果子，十分诱人。食堂窗口内的工作人员，身穿白色的工作服，头戴白色的帽子，怕头发掉进饭碗菜盘子里，热情接待每位就餐者。交了钱票和粮票，工作人员就给你付出主副食。经过豆油炸制的大果子，一尺二寸长，眼看舒服，鼻闻特香，吃在嘴里，暖在胃里，太迂琢了。

我人生第一次吃大果子，就是在招待所食堂实现的，那是1974年。直到今天，我仍然想念那时招待所食堂制作的大果子，根根金黄，根根酥脆。热乎的豆浆，味道浓厚，如甘泉一样甜丝丝，在滋润我的心田。豆腐脑，颤颤巍巍，撒点碧绿的香菜末，令人胃口大开。玉根头丝小咸菜，那刀功切的粗细均匀，拌上辣椒油，亮着油光，勾引着人们的馋虫。

我们穷孩子出身，从小也没见过吃过这样的好饭食。在招待所吃饭，早晨餐很好，中午餐最好，晚间餐挺好。那时硬菜的特点，就是油大。油大才受宠，因为大家都缺油。招待所食堂做的烧茄子，就是一道硬菜，也是我最喜欢的，实在是太好吃了。那时的烧茄子，没有任何配料，包括青椒、圆葱、胡萝卜，一样没有，就光烧茄子，真实惠。此菜的成品特点是：红亮油润，外酥里嫩，汁浓味美，香脆无比。

47年过去了，烧茄子这道菜，经过清洗、去皮、改刀、挂糊、过油，烹饪，那烧茄子味道，只要一想起来，便还在嘴里萦绕。而且那独特的香味，在唇齿留香，一点儿都不夸张。

招待所食堂做的的烧茄子，它让我大开眼界，茄子还可以这样做？还能这样好吃？而乡下的茄子吃法，基本是做汤吃、炖着吃、烩着吃、烀着吃、拌着吃、炒着吃、腌着吃和或生吃，再无别的吃法。我一直认为，招待所做的烧茄子最好吃，因为这道菜要过油。一道普通的食材，竟能做出美味的菜肴，真是好厨艺。

饭店的饭菜，是商品，招待所的主副食，是关爱。烧茄子，这道菜肴，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挥之不去。它的样子，它的味道，总还会扑面而来，清晰又真切。

而当时硬菜的标准，只有三个：解馋的、抗饿的、满嘴流油的。在招待所食堂的窗口，见不到红烧肉、炸刀鱼、㸆鸡块、熘鱼段、炸黄花鱼的。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年代，食堂原料，全靠按月供应，肉鱼蛋是稀罕物，数量十分有限，不允许制作这些单独用肉的菜肴。

午餐、晚餐中，固定在一个闲置的饭桌子上，放着一大盆不花钱，就能随便喝的“高汤”。汤中有汤勺，实际是个小型水舀子。大盆外落着好几落洁净的白色小饭碗，用于盛汤。其实，高汤就是白开水，倒点酱油上色，放点味精调味，点缀绿色小葱花提色。这“高汤”，看着很养眼，喝着味不错，通常能喝二三小饭碗。

在招待所食堂，主食全是细粮，品种有大米饭、馒头、花卷、面条、筋饼、烤饼、大果子等。粗粮、杂粮、糕点、牛奶见不到，饺子、包子、馄饨，从来没看见过。就连用肉馅和带肉馅做的炸茄盒、炸藕盒、炸丸子，一律见不到。花生米、咸鸭蛋、蛋炒饭、冷面都是没有地，还是经济欠发达、食品不丰富、商品供应紧张的原因。

早中晚开饭时间，以各层走廊悬挂电铃声响起为准。只要铃声一响，马上准备下楼吃饭。如果不等铃声，提前下楼去食堂，只能在食堂外边门口等候，不到开饭时间，食堂是不会开门的。如果赶上下雨天，碰上下雪天，那就遭罪了。去的再早，也甭想进去。食堂打开门，那时间掐的特准。所以，不听到铃声响起，是不会提前去食堂的。中午铃声一响，人们从各个房间走出来，吃饭的队伍，像潮水般地向食堂门口涌去。

那时经济条件差，没有自行车，每一次出门，都要能步行8华里土路，在小潘乘坐长途大客车进城。当时，铁西区没有重工街，建业路的名字，还没出现。我一般坐长途客车到铁西广场站下车，走到公路的另一侧，再换乘无轨电车，坐到了轻工街车站下车，向西看有一座灰色的供暖用的高大烟囱，这是最清晰、最标准的目标。继续顺着柏油马路直行，“目不暇接”向前走，走到大烟囱，也就到了路边右侧的区招待所，全是三层红砖小楼。

也有时在于洪苗圃车站，走下长途汽车，在黑色的臭水沟边的宽埂子上行走（重工街的前身），然后向左转，也就到了区招待所。但臭水沟流淌着黑色的污水及散发的味道，特别遭人烦。

进到招待所正楼的一楼收发室，小黑板上白色粉笔写了相关通知：参加某某会议的人员，请到XXX房间报到。有时，小黑板上，白粉笔字错落有致，写有两三个报到通知。

通常做法，我是按照通知要求，头一天前来招待所报到，好好休息，以备第二天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参加会议或培训。

按照小黑板写的通知，我们就登上二楼，或者三楼，找到了会务组签到，领取相关东西（材料），再找到自己的房间。直到今天，那区招待所南面供暖的设备仍然健在，还在发挥作用。

招待所，有个小卖部，柜台上摆放一些商品，如毛巾、牙膏、牙刷、牙缸、信封、信纸、邮票、火柴、香烟、手绢、圆珠笔、防冻膏、钢笔水、雪花膏、卫生纸等。

冬天的招待所挺好，有暖气供应，早中晚，供应三遍热气，这比老家瓦房烧火炕取暖强多了，能拐好几个弯。无论学习、开会、座谈、写作、洗漱，都十分方便，楼道内内带水箱冲刷的共用厕所。每个房间，没有存放东西的柜子。

夏天在招待所住宿，就遭罪了。当时，空调、电风扇、凉席都没有，每个寝室只有纱窗，酷热的难耐。白天开会，听老师讲课，时常低着头打盹。夜间，躺在床上，热的浑身出汗，睡觉前的皮肤，直往布床单上粘。

洗漱室公用的，也很简单，水泥地面，挨着水泥墙，有自来水铁管子，接出几个人水龙头，下边有个水泥槽子，槽下有下水道。

招待所室内外环境整洁，楼道台阶、楼层走廊、寝室地面，全是水泥的，有专人每天清扫、拖地。室内被褥、床单、枕头罩干净。做到一客一更换，长住客人每周换一次。屋里无积尘，无蛛网，无痰迹，墙面无脱落。楼道、阳台无杂物，道路硬化，排水畅通。

那时招待所的住宿，不给提供免费“六件套”。每个人住宿，要自带牙刷、牙缸、牙膏、香皂、毛巾等用具。寝室只有暖瓶，喝水敞口的白色小瓷杯，还有白色的烟灰缸。

在区招待所，先后参加于洪区广播宣传会议，于洪区广播学习班，于洪区文艺骨干会议，于洪区有线广播工作培训会议，于洪区文艺创作工作会议，于洪区业余作者纪念毛主席“讲话”座谈会，于洪区文艺骨干培训班，于洪区文学创作培训班，于洪区文艺创作工作会议、于洪区文艺创作班、于洪区文艺创作笔会等等。一般会期是两三天，最长是九天。参加各类会议、培训，时间长达十多年。

每次会议，内容包括领导讲话、专家授课、分组讨论，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此类活动，相继被广播站、文化馆陆续取消。

参加几个口的会议或培训，市区相关领导格外重视，积极出席并讲话，包括副市长任殿喜、区委书记章铁炎、区长魏广志等。

参加区广播站主办的会议或办班，见到主要是林松、关众；如若是区宣传站创作组主办，就能见到王福祥、董晓平；若是区文化馆创作组主理，准能看见赵隆生、胡廷烈。

在招待所期间，听过沈阳日报社的解明、王传章老师、以及其它高级编辑、著名播音齐芳、房明震等人授课。坐大客去过车家，参观“十姐妹养猪小组”；到过中华剧场、沈阳剧场、铁西工人俱乐部、市工人文化宫等影剧院，观摩电影、戏曲、皮影戏和相声晚会。

每天早晨6点半，招待所住宿楼层的小喇叭会准时响了，这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晚上8点，小喇叭还会再次响起，是让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回想当年招待所，有个大问题——洗澡难。整个招待所，几百人的床位，没有澡堂子。不管你住宿十天半个月，就是没有洗浴的地方。热了，脏了，只能用毛巾沾水擦一擦身子。如要想洗澡，只能走出很远，起码要走到工人村，上公共浴池洗澡。

在招待所的日子，极少住宿4个人一间客房，大多时住在8个人一个房间，是木板钉制的大通铺，卫生间在走廊里，是公用的。标准两人间，全是领导和老师居住，屋内带有卫生间。

只要宣传站、文化馆搞活动，大部分让拿出文艺作品。室内条件不够完善，大家将就写作。在这期间，先后创作的几首诗歌，后经几次修改，分别投寄出去。没想到，1978年的《辽宁文艺》和《沈阳日报》副刊，发表了我写的两首短诗，倍感幸运，这对我的鼓励很大，让我感到搞文学创作并不难，别人能写，我也可以写。

多次吃住在区招待所，不管规模大小，不管人数多少，食堂从未提供过酒类。白酒、啤酒的影儿，都没见过，更不用说喝酒了。

还有个事儿，公共厕所少。尤其早上时段，楼层公厕，需要站排等候，遭那个罪，真是难受。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要是有天上厕所，不用站排有多好呀！”

那时出门，上招待所参加会议，像我们这种农民身份的作者，会享受“误工补贴”的待遇。就是参加一天会议，大队给补助0、70元。要知道，这不是小数目，我们额外重视这笔收入。因为几天会议的话，就能得到几元钱啊！

直到现在，偶尔仍能碰到一些老熟人，如区广播站的李秀云、郭守安，以及参加宣传站、文化馆搞活动的文友，包括孙宝镛、齐博英、陈庆恕、李恩贵、刘敏、张宜昌、黄兴伟、芦守都、陈  伟、夏泉祥、张佩伟、宋继征、曹丽君、王亚贤等。

在这些文友中，有的已成为中国作协会员，有的加入了省作家协会，有的出版个人多部作品集，有的当了公务员，有的当上报社记者，有的担任杂志社的编辑，有的在局级岗位任职，有的从事教育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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