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金瓶梅》叙事的“时间倒错”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在篇幅大体相似的情况下,或讲述百余年之事,或讲述数十年之事;有时一天之事用一回甚至几回讲述,有时数年之事几句话便一带而过。
这种现象在叙述学理论中称之为“时间倒错”。
《金瓶梅》在“时间倒错”上的基本特征及其功能意义从时距、预叙、频率三个方面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法国学者克利斯蒂安·麦茨曾指出:“叙事作品是一个具有双重时间性的序列”,“所讲述的事情的时况和叙述的时况( 所指的时况和能指的时况) 。这个二元性不仅可以造成时况上的扭曲——这在叙事作品中司空见惯,例如主人公三年的生活用小说中的两句话或者电影中几个'反复’剪接的镜头来概括——,而且, 更根本的是,我们由此注意到,叙事作品的功能之一即是把一个时况兑现在另一个时况当中。” [1] ( p.194)
作为书面文学叙事作品的小说,也必然要涉及到上述两种时况,即“故事的时况”与“叙事的时况”。
所谓“故事的时况”,即小说所讲述的那个或真或假的故事的实际时间;所谓“叙事的时况”,是指该故事在小说文本中所呈现的时间状态。
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时间有着明显区别。法国叙事学家日奈特将二者的不一致称为“时间倒错” ,其区别主要表现在“时距”、“顺序”和“频率”等几个方面¹ 。
《金瓶梅》叙事的“时间倒错”上承《三国演义》、《水浒传》,下启《儒林外史》、《红楼梦》,在中国章回小说的发展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在叙事学中,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长短的比较叫做“时距”,它表现为四种基本形式, 即省略、概述、场景和停顿。
这四种时距的交叉变化, 便构成了小说的节奏。所谓“省略”,即指故事时间无限长于叙事时间,或者说叙事时间几乎为零。
日奈特认为: “从时间角度讲,对省略的分析就在于研究被省略掉的故事时况。
这里,首先要知道这段时长是否有所交代(确定的省略和不确定的省略)。”
其次,从形式角度还应区分出“明示的省略”、“暗示的省略”和“假设的省略”。
明示的省略常常出现“过了几年”之类的话,因而非常接近快速的概述。暗示的省略则不露声色,我们只能根据某个时间上的空白去推断。
假设的省略是一种形式最隐蔽的省略,我们无法确定其位置,只能从某段追述中去捕捉。
所谓“概述”,即指“在文本中把一段特定的故事时间压缩为表现其主要特征的较短的句子,故事的实际时间长于叙事时间”[2] ( p. 148) 。
日奈特认为,“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概略始终是两个场景之间最平常的过渡形式,犹如舞台的'背景’,因此是小说体叙事文的最好的连接组织。一部小说的基本节奏就在于概略和场景的相互交替。”
所谓“场景”,一般是指与故事时间等同的人物对话。“停顿”则指叙述时间无限制的延长,如静态的描写、叙述者的议论等等, 这时故事时间近似于零。
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长则叙近百年之事,如《三国演义》;短则叙数十年之事,如《金瓶梅》、《红楼梦》。
且大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讲述。按照常理,以大体相同的篇幅叙述长短不一的故事,自然是故事时间长的其叙事中的省略就多; 反之,则叙事中的省略就少。
但把《三国演义》和《金瓶梅》作一番比较,就会发现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三国演义》共120 回,故事时间为111 年,《金瓶梅》共100 回,故事时间为20 余年。
前者平均每回就要讲述一年的事,后者平均每五回才讲述一年的事。但具体到某一回,其叙事时间却有很大的差异。
《三国演义》第一回开始于汉灵帝建宁二年( 169 年) ,第二回便叙述到汉灵帝中平六年(190 年) 。
也就是说仅仅两回便讲述了21年的事。这其中肯定有概述,当然也必定有省略。我们来看下面一段文字:
“ 建宁二年四月癸巳, 帝御温德殿,方升座, 殿角狂风骤起, 只见一条大青蛇, 从梁上飞将下来,蟠于椅上。

帝惊倒, 左右急救入宫, 百官俱奔避。须臾蛇不见了。忽然大雷大雨, 加以冰雹, 落到半夜方止, 坏却房屋无数。

建宁四年二月, 洛阳地震;又海水泛滥, 沿海居民, 尽被大浪卷入海中。

光和元年, 雌鸡化雄;六月丁丑黑气十余丈, 飞入温德殿中;秋七月, 有虹见于玉堂: 五原山岸, 尽皆崩裂[ 3] 。

”建宁二年为公元169 年,光和元年为公元178 年,这就是说,这短短的几句便讲述了九年的事。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建宁三年、建宁五年和熹平元年至五年共七年的事被叙述者省略了。
虽然省略的时间很多,却都是暗示的省略。在叙述“桃园三结义”时,时间虽然很紧凑,但仍然有省略: “来日, 收拾军器,但恨无马匹可乘。正思虑间,人报有两个客人,引一伙伴当, 赶一群马, 投庄上来。”
“正思虑间”,竟思虑了多久,叙述者虽然没有交代,但其中肯定有时间的省略。
另外,明示的省略也偶尔使用,如“不数日”、“过了数日”等等。
再如第八回“卓偶染小疾, 貂蝉衣不解带,曲意逢迎,卓心愈喜”。然后叙述者讲述了董卓与吕布因为貂蝉而积怨之事。
接下来叙述者写道:“卓疾既愈, 入朝议事。布执戟相随……”董卓究竟病了多久,叙述者没有交代,但其中也必定有时间的省略。
第二十一回袁术死时为建安四年( 199 年) ,至第三十二回袁绍之死为建安七年( 202 年) ,十回讲述了三年的事。
在这十回中,如同前面那种大的省略已不复存在,但仍有暗示的省略,如第二十三回中的一段:
“ 建安五年元旦朝贺, 见曹操骄横愈甚, 感愤成疾。帝知国舅染病, 令随朝太医前去医治。

此医乃洛阳人, 姓吉, 名太, 字称平, 众人皆呼为吉平, 当时名医也。平到董承府用药调治, 旦夕不离, 常见董承长吁短叹, 不敢动问。时值元宵, 吉平辞去, 承留住, 二人共饮。

”从元旦到元宵,叙述者用了暗示的省略。总起来看,《三国演义》中暗示的省略要远远多于明示的省略。
相比之下,《金瓶梅》的叙事速度要慢得多,从第一回到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丧命”,这79 回书讲述了六七年的事,也就是说平均11 回讲述一年的事。

《金瓶梅》

后21 回则讲述了15年的事,平均一回多讲述一年的事。但我们可以发现前79 回中的省略并不见得就少。如前两回中就有以下几处省略:
(一) 九月廿五日,西门庆与吴月娘商议结拜兄弟之事,“话休饶舌。捻指过了四五日,却是十月初一日”。这儿省略了五天。
(二) 十月初二日,西门庆叫家人来保、来兴等将猪、羊、酒及五钱银子送到玉皇庙。“须臾,过了初二。次日初三早,……”这儿省略了一天。
(三) “却说光明过隙,又早是十月初十外了。一日,西门庆正使小厮请太医……”这儿明示的省略为七天,另外还有暗示的省略。
因为这儿所说的“一日”, 并不一定就是十一日或十二日,但也不会相距太久。
(四) 西门庆在大街上见到武松的当日,清河县知县“便参武松做了巡捕都头”。“却说武松一日在街上闲行……”,从武松做都头到在街上闲行的这一日,其中也有暗示的省略。以上是第一回中的省略。
(五) 武松见到武大的当天,便搬到了哥哥家中,“话休絮烦。自从武松搬来哥家里住……”,这里有明示的不确定的省略。
(六)“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不觉过了一个月有余,看看十一月天气,连日朔风紧起,只见四下彤云密布,又早纷纷扬扬,飞下一天瑞雪来。”
这儿有一个多月的明示的省略。
(七)“这武松自从搬离哥家,捻指不觉雪晴过了十数日光景。”这里有十几天明示的省略。
(八) 武松受知县委派去东京后,“白驹过隙,日月如梭,才见梅开腊底,又早天气回阳。一日,三月春光明媚时分……”这里有三个多月暗示的省略。
以上是第二回中的省略。
从九月廿五日到第二年三月,在这半年中共有八处省略,最少的省略为一天,最多的省略则有三个多月。
由此可见,《金瓶梅》叙事速度之所以比《三国演义》慢,关键不在于省略的多少,而取决于场面描写的细致。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是决定三分天下的关键一回,刘备与诸葛亮的对话也是《三国演义》中最详尽的对话描写之一,但充其量不过寥寥几百字。
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更是《三国演义》中的重头戏,但也仅用了多半回。
至于日常饮食起居,《三国演义》很少述及。这正是它能用一百二十回的篇幅讲述一百余年三国纷争的原因。
《金瓶梅》则不同,它将大量笔墨用于日常生活的叙述上,以此来刻画人物, 表现世态人情。
如第二十八回围绕着潘金莲丢失的一只绣鞋便整整写了一回。再如第三十三回“陈敬济失钥罚唱”,陈敬济向潘金莲讨还钥匙这样一件小事,却写得非常细致。
至于概述,《三国演义》显然要多于《金瓶梅》。
在停顿方面, 两部小说有所不同。
《三国演义》中叙述者往往借助“后人有诗曰”的形式进行议论,《金瓶梅》则常常用一段韵文来写景状物。
这种形式显然是从《水浒传》和《西游记》继承而来。

在叙述学中,提前讲述某个后来才发生的事件的逆时序称为“预叙”。
预叙有明示与暗示之别, 明示的预叙清楚地交代出在某一具体时间之后发生的某一件事;暗示的预叙只隐约地预示人物未来的命运和结局。
预叙还有内在式和外在式的区别,发生在第一叙事时间以内的为内在式,发生在第一叙事时间以外的为外在式。
在预叙中经常使用的还有“重复预叙”,即第一次表现某一个即将在以后的时间内反复发生的事件时,便对此后该事件的重复发生给以预告。
在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预叙的使用极为普遍。
《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预叙经常以伏笔的形式出现,或是对后来情节的提示,或是对后来情节的重复,或是对人物命运的暗示。
《金瓶梅》则更多地运用占卜来做暗示的预叙。
张竹坡在第二十九回前的总评中说道:“此回乃一部大关键也。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写出来之人,至此回方一一为之遥断结果。盖作者恐后文顺手写去,或致错乱,故一一定其规模,下文皆照此结果此数人也。此数人之结果完,而书亦完矣。直谓此书至此结亦可。”
第二十九回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此回以相面这一预叙方式在为小说中的人物“遥断结果”,这便是“吴神仙冰鉴定终身”。
借助相面占卜来预示人物将来之命运,这是《金瓶梅》的一个独创。

《竹坡闲话》

吴神仙的占卜既有对眼前事件的预示,如说西门庆“旬日内必定加官”,“今岁间必生贵子”,李瓶儿“山根青黑,三九前后定见哭声”,大姐“不过三九,当受折磨”等等。
又有对将来事件的预示,如说西门庆“中岁必然多耗散”,吴月娘“必得贵而生子”,孟玉楼“到老无灾,大抵年宫润秀”,潘金莲“唇中短促,终须寿夭”,孙雪娥“后来必主凶”,春梅“必得贵夫而生子,早年必戴珠冠”等等。
这种预示与当前诸人的情形有着较大的差距,所以吴月娘有些怀疑,认为有三个人相得不对:
一是李瓶儿怀着身孕,而非实疾;二是大姐不会受什么折磨;三是春梅不会有夫人之分。
吴月娘的怀疑,也正是读者的疑问,由此造成了悬念。
与此回相映照,第四十六回再次以占卜来预示人物的命运,这便是“妻妾戏笑卜龟儿”。这次不是相面,而是卜龟儿。
被占卜者仅有月娘、玉楼、瓶儿三人。占卜中特别点明月娘“往后只好招个出家的儿子送老罢了。
随你多少也存不的”,暗示了孝哥将来出家的命运,同时又对吴神仙所说的“必得贵而生子”做了补充。
对李瓶儿又一次明确指出“主有血光之灾,仔细七八月不见哭声才好”。张竹坡在此回的总评中说道:“此回自吴神仙后又是一番结果也。”
指明了两回的内在联系。他又说道:“卜龟儿,止月娘、玉楼、瓶儿三人,而金莲之结果,却用自己说出,明明是其后事,一毫不差。
而看者止见其闲话,又照管上文神仙之相,合成一片。至于春梅,乃用迎春等三人同时一衬。
其独出之致,前程若龟鉴,文字变动之法如此。否则,一齐卜龟,不与神仙之相重复刺眼乎?”
相面与卜龟虽有联系,但绝不雷同,将两者合而观之,清晰地预示了人物的命运。
《金瓶梅》也经常运用重复预叙的方式,如第六回写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成奸,“自此和妇人情沾意密,常时三五夜不归去,把家中大小丢得七颠八倒,都不欢喜”。
这就意味着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潘金莲和西门庆都在肆无忌惮地鬼混,武松为兄复仇也就势在必然。
再如第十二回潘金莲痛骂李桂姐,不防李娇儿在窗外偷听,“见金莲骂他家千淫妇万淫妇, 暗暗怀恨在心。从此二人结仇,不在话下”。
张竹坡评道:“未入私仆,先安败露之因,此谓之预补法。”张竹坡所说的“预补法”, 实际就是预叙。
“自此为始,每夜妇人便叫琴童进房如此。未到天明,就打发出来。”这一重复预叙说明两人的淫乱不是一天两天。
第二十二回宋蕙莲与西门庆有了奸情后,“这妇人每日在那边,或替他造汤饭,或替他做针指鞋脚,或跟着李瓶儿下棋,常贼乖趋附金莲”。
这一预叙告诉人们,宋蕙莲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张扬,最后终于遭到了暗算。
《金瓶梅》的叙述者有时直接出面向读者讲述后事,这是比较特殊的预叙方式。
如第三十一回西门庆慷慨地借给吴典恩一百两银子,这时叙述者说道:
“看官听说,后来西门庆死了,家中时败势衰,吴月娘守寡,被平安儿偷盗出解当库头面,在南瓦子里宿娼,被吴驿丞拿住,痛刑拶打,教他指攀月娘与玳安有奸,要罗织月娘出官,恩将仇报此系后事,表过不提。”
叙述者在这儿将60 余回之后的事预叙出来,目的在于揭示出人情的冷暖,正如张竹坡所说:“又明插后事,乃作者著书之意也。”
再如第四十九回曾巡按被蔡京治罪,黜为陕西庆州知州。

《叙事学导论》

“太师阴令盘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锻炼成狱,将孝序除名,窜于岭表,以报其仇。此系后事,表过不提。”
这一预叙讲述的是另一线索之事,可视为外在式的预叙。同一回中,西门庆托蔡御史关照苗青之事,蔡御史一口应承。
叙述者说道:“看官听说:后来宋御史往济南去,河道中又与蔡御史会在那船上公人扬州提了苗青来,蔡御史说道:'此系曾公手里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
然后又接到现在,“当日西门庆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将后来发生的事顺便插在此处,填补了以后叙事的空白。
在第七十回的最后叙述者说道:
“今月娘怀孕,不宜令僧尼宣卷,听其死生轮回之说。后来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夺舍,幻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缘,盖可惜哉!”
张竹坡评道:“明明结出。”的确如此,叙述者的这一预叙把月娘及孝哥的结局和盘托出。
但这并不等于取消了读者的期待心理,读者反而更想知道孝哥为什么好端端地会出家,增强了小说的吸引力。
日常生活的安排有时也通过人物之口预叙出来,如第三十五回西门庆对白赉光说道:
“明日管皇庄薛公公家请吃酒,路远去不成。后日又要打听新巡按。又是东京太师老爷四公子又选了附马,童太尉侄男天胤新选上大堂, 指挥使佥书管事。两三层都要贺礼。这连日通辛苦的了不得。”
既概述了西门庆与官府的密切联系,又婉言拒绝了白赉光。更典型的是第六十二回李瓶儿临终之时对后事的安排,她将西门庆打发走之后,分别嘱咐了王姑子、冯妈妈、如意儿、迎春、绣春等人。
第二天一早,又嘱咐了吴月娘。叙述者说道:
“看官听说:只这一句话,就感触月娘的心来。后次西门庆死了,金莲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李瓶儿临终这句话。”
这一预叙充分表现了李瓶儿的性格特征,并为后来的情节发展做了交代。
再如第六十九回,西门庆初调林太太时,要敬林太太一杯酒。这时文嫂在旁插口说道:
“老爹且不消递太太酒,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礼来与太太祝寿就是了。”
西门庆心领神会,马上说道:“阿呀,早时你说! 今日是初九,差六日,我在下已定来与太太登堂拜寿。”这就为再调林太太作了预示。
暗示的预叙还有一种形式,即将以后才发生的重大事件先在前面安排一些伏笔,如李瓶儿之子官哥儿因被狮子猫惊吓而死,早在此之前,已经多处提到官哥儿胆小,提到潘金莲驯养狮子猫扑食。
再如第七十六回王婆来看潘金莲,潘金莲问了一句:“你儿子有了亲事未?”
这句看似无意的问话,实际上为后来潘金莲与王潮儿的奸情作了暗示。
第八十四回普净法师要化月娘之子孝哥儿作徒弟,月娘说道:“小儿还小,今才不到一周岁儿,如何来得?”
法师道:“你只许下,我如今不问你要,过十五年才问你要哩。”
张竹坡评道:“非结十五年,乃开下十六回之事也。”
这一预叙既暗示了孝哥儿将来的出家,又为下文做了铺垫。
叙述频率是叙述时间性的又一个方面,日奈特将其区分为单一性叙述、重复性叙述和综合性叙述三种类型。
单一性叙述是指讲述一次发生过一次的事或讲述若干次发生过若干次的事,重复性叙述是指讲述若干次发生过一次的事,综合性叙述是指讲述一次发生过若干次的事。
讲述一次发生过一次的事,是一种最常见的叙述形式,无须赘言。但讲述若干次发生过若干次的事,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叙述形式。
这种形式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使用得都非常频繁, 如三让徐州、三顾茅庐、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宋江三打祝家庄、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尸魔三戏唐三藏、孙行者三调芭蕉扇等等, 都属于这种叙述形式。
《金瓶梅》则有了新的变化,除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两番庆寿旦”、第六十九回”招宣府初调林太太”、第七十八回”林太太鸳帏再战”等与上述所举例子相同外, 还有两种比较特殊的单一性叙述。
一是西门庆和某一女子不计其数而又重复再三的淫乱,并无任何新鲜内容,叙述者却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述,目的显然在于更好地刻画出西门庆纵欲贪色的性格特征。
二是近似的人物、近似的事件多次出现。正如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说:
“ 《金瓶梅》妙在善于用犯笔而不犯也。如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然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份,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

写一金莲,更写一瓶儿,可谓犯矣,然又始终聚散,其言语举动,又各各不乱一丝。写一王六儿,偏又写一贲四嫂。写一李桂姐,偏又写一吴银姐、郑月儿。

写一王婆,偏又写一薛媒婆、一冯妈妈、一文嫂儿、一陶煤婆。写一薛姑子,偏又写一王姑子、刘姑子。诸如此类,皆妙在特特犯手,却又各各一款,绝不相同也。

”张竹玻特别强调了这些人物的同中有异,但他们在异中也有相同的一面,否则就失去了比较的基础。
对他们的这些相同之处,叙述者运用了单一性叙述的方式,这样才能够使读者明白,这类人物、这类事件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现实。
重复性叙述也是章回小说常用的叙述方式,在故事中发生过一次的事,在小说中却反复讲述若干次,这种叙述方式可以取得某种特殊效果。
《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或是不同的人物反复讲述同一事情,或是同一人物反复讲述同一事情,或是某一人物反复讲述自己曾经做过的同一事情。
由于《金瓶梅》主要描写妻妾之间的勾心斗角,所以其大量的重复性叙述是某人背后重述另一人所做之事,以此来制造矛盾、拨弄是非。
如第十一回西门庆让秋菊到厨房对孙雪娥说要吃荷花饼、银丝鱼乍汤,约有两顿饭时 也不见拿来,又让春梅去催。
春梅走去骂了秋菊几句,这下惹恼了孙雪娥,对着春梅破口大骂。春梅回来向西门庆和潘金莲重述了孙雪娥所骂的话。
“西门庆听了大怒,走到后面厨房里,不由分说,向雪娥踢了几脚, 骂道:……”
类似的重复性叙述可以说不胜枚举,最典型的要数第二十五回。
来旺儿一天喝醉了酒,对一伙家人小厮骂起了西门庆,不想被来兴儿听见,便对潘金莲和孟玉楼一五一十地重述了一遍。

戴敦邦绘 · 孟玉楼

孟玉楼问潘金莲,西门庆与宋蕙莲是否有奸情,潘金莲便将西门庆与宋蕙莲在藏春洞中的事告诉了孟玉楼。
西门庆晚上回家后,看见潘金莲泪流满面,“问其所以”,潘金莲又对西门庆将来旺儿所骂的话重述了一遍。
可以发现,重复性叙述主要出现在前八十回,后二十回则明显减少。这也是《金瓶梅》前八十回叙事节奏较慢的重要原因。
所谓综合性叙述就是把若干次类似的事件用一次叙述行为来承担,这种叙述方式有三种表现形式:
一是作为某次具体叙述的背景,二是作为对以往事情的总结,三是作为对未来事情的提示。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综合性叙述都比较多见,但在《金瓶梅》中却明显减少。
有些发生多次的事在一次讲述完毕之后,后面还会再次提及。
第六回武大被害死以后,西门庆“自此和妇人情沾意密,常时三五夜不归去,把家中大小丢得七颠八倒,都不欢喜”。
这一综合性叙述是对以往事情的总结,但后来又多次写到两人的淫乱。至于家中如何“七颠八倒”,后面也未做交代。
再如第十八回由于潘金莲的挑拨,“自是以后,西门庆与月娘尚气,彼此觌面都不说话。月娘随他往那房里去,也不管他;来迟去早,也不问他;或是他进房中取东取西,只教丫头上前答应,也不理他。两个都把心来冷淡了”。
这一综合性叙述同样是对以往事情的总结,然而西门庆和月娘的关系到后来也并未更加紧张。
接下来写潘金莲又用了综合性叙述:“且说潘金莲自西门庆与月娘尚气之后,见汉子偏听,以为得志。
每日抖擞着精神,妆饰打扮,希宠市爱。”这一综合性叙述带有提示性质,为后来勾搭陈敬济做了铺垫。
同样的综合性叙述在第六十回又出现了一遍:“话说潘金莲见孩子没了,每日抖擞精神,百般称快。”
实际上潘金莲“抖擞精神”并非一朝一夕,她情绪不振的时候很少。再如第十一回的结尾处,写西门庆“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玩耍,不在话下”。
虽然叙述者说了:“不在话下”,但紧接着在下一回便详细讲述了西门庆在院中淫乱的情形。
由此可见《金瓶梅》中的综合性叙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有所不同,这也是人情小说的普遍特征。

本文作者     王 平 教授

[ 参 考 文 献]

[1]克利斯蒂安#麦茨. 论电影的指事作用[ A] . 叙事学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罗钢. 叙事学导论[M]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3]罗贯中. 三国演义[M]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王平、赵兴勤<金瓶梅 >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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