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 |《江村销夏录》：传统文人的夏天
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赐号竹窗，浙江平湖人。作为清康熙时的著名书画收藏家，其《江村销夏录》一书共三卷，著录了自东晋王羲之到明代陆治的书画作品共209件，其中书法40件，绘画169件。朱彝尊在序中称赞此书道“评书画者至此而大备焉”。在写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夏天的自序中，高士奇道：“长夏掩关，澄怀默坐，取古人书画，时一展观，恬然终日。”漫漫长夏，暑热难当，古今皆然。感受传统文人的夏天，也就是感受冰箱空调网络综艺之外的，曾经的一种销夏方式。《江村销夏录》抄录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第845分册中，古籍馆中也收录了此书。
时至六月，芒种之后就是夏至，最热的三伏天也近在眼前了。
现在人们过夏天，往往离不开冷气。但在冷气发明之前，大多数人只能靠自然避暑，有条件储存冰块过夏的只是少数人家。古人将夏天称作“苦夏”，也正是因为这一时节天气炎热，即使寻到了纳凉的好去处，也只得一时之清爽。而南方溽暑，盛夏时节潮湿闷热，更令人心绪烦闷，心浮气躁。
古代有闲暇和余心的文人，自然会想尽各种方式“销夏”。水边与树下是最受欢迎的纳凉去处，也因此流传下来不少与树与水有关的消夏诗与消夏图。宋代梅尧臣有《中伏日妙觉寺避暑》诗云：不须河朔饮，煮茗自忘归。纳凉的第一要义是静心，所谓“心静自然凉”。夏日宜燕闲清赏，做一些不需要花费很大精力的休闲活动。对于许多文人和收藏家来说，这也恰好是品鉴书画的良机。清代高士奇就曾在江村三年避暑之间，赏玩书画，作了《江村销夏录》（销与消通假）三卷。
高氏在自序中写道，“长夏掩关，澄怀默坐，取古人书画，时一展观，恬然终日”。心神沉浸在画作当中，恬然自适，连暑热都已抛在脑后。又写道，“然宁慎勿滥，三年馀仅得三卷，名曰《江村销夏录》”。则可见其眼光之高。
《江村销夏录》中著录了从东晋王羲之到明代陆治的书画名作共计209件，其中书法作品40件，绘画作品169件。朱彝尊在序文中指出高士奇对于古人的书画真迹，“为卷为轴,为笺为绢,必谨识其尺度、广狭、断续,及印记之多寡、跋尾之先后,而间以己意,折衷甄综之,评书画者至此而大备焉”，并指出高士奇此书的著录体例,对鉴伪大有帮助。
《江村销夏录》著录的第一件作品，就是东晋王羲之的《袁生帖》。高士奇详细著录了《袁生帖》的内容、流传、印迹、题跋、尺幅和布局等信息，并且对帖中每个字的字形、保存状态、位置、装裱等信息也有详细说明。著录之外，高士奇还提出了自己对《袁生帖》的考证结果，“此帖八玺灿然，其后覃纸及'内府图书之印’皆宣和装池故物也，而金书标签又出祐陵亲劄，当是真迹无疑”。其对绘画作品的评析也同样有其独到之处。《江村销夏录》中著录了许多书画名作，比如唐褚遂良摹《兰亭序》，唐怀素《自叙帖》、《论书帖》，宋苏轼《后赤壁赋》，宋米芾《诸体诗卷》、《五洲烟雨卷》、《云山图》，宋李公麟《蕃王礼佛图》，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元赵孟頫《法华经》，明文征明《袁安卧雪图》，明唐寅《墨花卷》，等等。这些书画名作，大部分为高士奇自藏，还有部分则是他所见到的他人的藏品。
高士奇其人，当得起一个“奇”字。他早年家贫，因书法出众而得到康熙拔擢，入南书房供奉，为康熙书写密谕，纂辑讲章、诗文。他的职位本不涉及政事，却作为一个御用文人，卷入政治风波。左都御史郭琇曾以四大罪状弹劾高士奇，说他“谄附大臣，揽事招权；自立门户，在外招揽；收受贿赂，广置田产；收取地方馈赠”，每一条都可诛之。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只让他和奏疏中一并提及的官员辞官回家，而没有更加严厉的处罚。
历史上高士奇被塑造为阿谀谄媚的佞臣。但就是这样一个高士奇，却得到了康熙独他一人的赏识和维护。康熙曾说，“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子本经，作时文；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
究其原因，还是高士奇的才情。高氏生平著作颇丰，有《春秋地名考略》、《左传纪事本末》、《春秋讲义》、《毛诗讲义》、《金鳌退食笔记》等等，其中八部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提要》中对其学术成就评价较高。如《左传纪事本末》，《提要》将其与章冲《左传事类始末》相较，“冲书《门目》，太伤繁碎，且於左氏原文颇多裁损，至有裂句摘字，联合而成者。士奇则大事必书，而略於其细。部居州次，端绪可寻。与冲书相较，虽谓之后来居上可也。”中华书局也曾出过《左传纪事本末》点校本，可见当代学者也认可它的学术价值。
高士奇更受人关注的身份则是收藏家和书画鉴赏家。他（号江村）与梁清标（字棠村）、安岐（号麓村）并称为清初收藏“三家村”，《平湖县志·高士奇传》称其“精赏鉴；凡法书、名绘、彝鼎、琬琰，经拂拭者，声价十倍。”而这一部《江村销夏录》也是中国著录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在书画著录史上，此书与孙承泽（1592-1676）《庚子销夏记》八卷、吴荣光（1773-1843）《辛丑消夏记》五卷、端方（1861-1911）《壬寅消夏录》四十卷，被称为“四大销夏录”。
著录，即将书画用书籍的方式记录下来。当代收藏家刘九洲认为著录史前后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他称之为“标题时代”，仅仅记录绘画的名称，如宋代《宣和画谱》，明代都穆的《铁网珊瑚》、汪珂玉的《珊瑚网》，以及吴其贞的《书画记》。但是很多绘画可能取的是相同的标题，那么仅仅记录标题无法区别不同的作品。
著录史的第二个时代，就是由高士奇的《江村销夏录》开启的。高氏自序中批评道，“近代《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二编，亦载世间名笔而多未精详，恐尚有传闻之病。”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仅记录标题的缺陷，也因此，对于“间有挟卷轴就余辨真赝者，偶有佳迹必详记其位置、行墨、长短、阔隘、题跋、图章，籍以自适。”这种著录，除了记录名作的标题，还记载了纸张、尺寸、印鉴、题跋等多重信息，不仅方便了查找和核对，而且也让一些重要的古代名作得以完整地被保存下来，没有受到古董商人的切割和剪裁。
▲江村销夏录 旧版书影
20世纪初图像印刷术的不断发展，开启了著录史的第三个时代。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图像印刷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更加直观地通过这些“著录”看到名作的样子，也让存世的书画作品得到了保存。但是经典的著录，仍然有它独特的价值。
收藏家万君超指出，书画著录是书画鉴赏活动和鉴定话语权的一种延伸。一方面，高士奇是皇帝面前的红人，也是名声在外的收藏家，经他之手的藏品，自然身价大涨。另一方面，《江村销夏录》中除了书法和画作的原本信息，部分还有高士奇自己的诗文题跋。高士奇对此有一番议论：“人生笔墨，须附古人佳迹以传。否则法书名画徒为我有耳。”为藏品盖上自己的印记是古往今来收藏者的传统，鉴藏印往往能够证明藏品的流传经过。而高士奇通过在藏品上作诗文题跋，详细记录下了鉴赏时的心境，为藏品添了一份独特的个人印迹。
朱自清曾经写过《外东消夏录》，仿的就是高氏的《江村销夏录》，叙的是在成都消夏的旧事。朱氏自谦，说高氏的书“似乎专谈书画，我却不能有那么雅，这里只想谈一些世俗的事。”时代转换，销夏的方式和内容自然也有所不同。无论雅事，还是俗事，无论传统文人的书画的夏天，还是现代青年的乐队的夏天，长夏漫漫，总是需要一些“恬然终日”之事，忘却炎热，澄怀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