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映明：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与红学批评范式的转换
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与红学批评范式的转换
——赵文研究专题之二
许映明
算起来新红学，也有近百年历史了。回眸一世纪的红坛，谓之天下滚滾“红尘”一点也不过分！随着历史时序的摇摆，应运而生了若干红学才子。然红坛百年掠影，以王国維丶胡适丶蔡元培丶俞平伯第一代红学大家而言，他们的学术影响时至今日，尽管他们的学术成就得不到百份之百的肯定，但他们对红学开创性的特殊贡献，谁都否定不了的！有人说，红学是一个“引无数英雄竟折腰” 的学术领域。说此话之君，具洞察力也，笔者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具有真知卓识的赵先生，以无私，无谓的精神，用客观态度，以实事求是分析，论述了以胡适考证派的的历史贡献与极限; 客观地分析了被胡适讥为猜笨谜--即蔡元培索隐派的历史作用。并对新中国掘起的--社会历史批评派一枝独秀亦作了客观的分析，赵先生开篇论道:
“然而，红学中的“死结”和难解疑谜太多了，以至于引起很多学者包括一流学术大师去猜谜解梦，有的甚至为此耗费了毕生精力，心香燃尽，其治红成果亦并未在学界达成共识。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诸家研究的操作方式不同，学术思路迥异，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红学史上能成一家之言的不同研究流派。此前，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和单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一些红学研究者对某些缺陷明显的红学流派如索隐派等进行了简单否定，对考证派亦大加挞伐，尽管硕果仅存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得以“一花独放”，但实践证明，它并不能解决好也不可能包办红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进行学术反思，才深刻醒悟到: 只有多元的红学研究格局互补，且不断拓展创新，才有可能使红学研究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
赵先生此篇文论，是2013年撰写的的。而上面短短三百来字，基本上概括了红学之难与新红学百年学术流派现状，并提岀今后红学的发展方向。尽管上述赵先生用比较含蓄的语意，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历史批评派在红学独占红坛话事权作了批评，但我们在反思二十世纪的红学历，特别是对1954年红学争论那段历史，倒是值得人们的深刻反思！笔者曾经写道:
1954年，李希凡丶蓝翎: 在批驳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引发了红学史上一段插曲。有关这段“插曲”，我们不可用简单，孤立地去评判是非曲直，而是应该从历史与政治这两个题旨，用事实求是的客观态度去前推，才能圆说其时那“事件”不可逆转态势与造成连锁反应，从而使文化领域一些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李，蓝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去批判胡适所谓“梦”是“自传说”，“唯心论”与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若如作为正常的学术百家争鸣则无可厚非，但由于带上其时极左的政治倾向，加上“事件”在“上层”的决断之下，从而引发了一场文化领域的政治运动。这个恐怕李，蓝本身也是意想不到的。笔者曾经称当年“事件”是划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无法回避的。但是，<<红楼梦>>呈现的一些思想内涵及故事情节，内容，确实是需要用阶级斗争学说去解剖，批判才能让人们释怀，而不是在“梦外”用阶级斗争学说去批判他人的文章，造成了当事人受到冲击！这是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警戒，才免于“红人”瞬间変“黑人”！
行文至此，突发感慨与奇想--若如当初李希凡，蓝翎两位先生，他们单纯就<<红楼梦>>文本的思想性，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去分析，批判其封建社会制度与贵族阶层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拿岀来批判，其结果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即李希凡与蓝翎两位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历史批评派，他们俩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沿，将<<红楼梦>>作为一册阶级斗争的教材而进行批判，那么他们在红学史上肯定留下光辉的一页！同时，红学界也不至于通常用“五四年”这个有所代指的特别事件。但历史的记印又无法洗掉，此确实是新红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件憾事。但从客观来说，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是旧中国与新中国两种政治制度转变的产物。说真的，笔者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便从报刊读介绍李希凡先生的文章，并对他后来在红学的建树极其欣赏，佩服。上面往事略提，只是行文需要罢，丝毫没有对李希凡先生的恶意攻击或其他动机，此苍天可鉴！
有关社会历史批评派对红学的贡献与不足，赵先生作了极其客观详见论述如下:
“将“时代背景”的考察引入《红楼梦》等文学作品研究领域，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的重要贡献。可以说，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空间，怎么能不算一场“红学革命”呢？作为一种研究角度，它自有存在的理由。其实，“社会学”也并不外在于“红学”的内在逻辑，恰恰是对考证派红学的缺项的重要补充，对理解《红楼梦》来说也是合理且必要的。当然，这种研究模式也不可能穷尽《红楼梦》的全部。社会历史批评派的问题在于对世界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看得过重，这就不但矫枉过正，而且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红楼梦》艺术赏鉴的审美视线。⑤还要指出的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对考证派红学独霸红坛局面虽然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但矫枉过正，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一派以“烦琐”来贬低考证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自动放弃了寻找对古典文学的阐释与史料之间的天然联系的义务，从而使得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的理论在以后的发展中愈来愈显示出后力不接。这个教训值得吸取。红学中的“文献还原”与“思辨索原”缺一不可，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辩证统一。打破传统红学史模式，从红学流派的新视角切人并结合文化渊源考察其源流演变，不失为实现红学史模式转型与构建的有效途径。
红学中无论是较为注重史料钩沉的索隐派、考证派还是偏向于思辨分析的批评派，就其根源上讲，它们与中国传统经学史上的三大流派“西汉今文学派”“东汉古文学派”“宋学派”一脉相承。如果我们再做些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西方的“传记式文学批评”与我们红学中指向作品的索隐及指向作者的考证方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也还只是线性描述，而人文科学中的某些现象往往呈现着非线性嬗变，学术流派的嬗变沿革还有其更为深刻的时代价值观念、集体无意识的影响渗透。应该看到，红学流派都是与特定时期的文化思潮相呼应的，各种流派的研究方式只不过是一些人文表征，它们背后隐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赵先生心有积轴，学理自然畅通，他这篇博而不杂的妙文，对红学的考证，索隐，批评三大流派的论述，释诠，并展开辨证论治。文论读罢让人畅快淋漓，佩服！红学后继有人，甚幸！
2018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