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未来文化模式的思考——论曹雪芹的文化理想
人类未来文化模式的思考
——论曹雪芹的文化理想
王富鹏
摘要：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文化是父系社会体系内的一种男性文化。曹雪芹对中国正统文化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男性文化绝对统治的否定。作者在结构的关键部位用神话来提纲契领地暗示了他对女性创造力、女性生命文化和情感文化的肯定，显示了他对人类未来文化模式的思考。曹雪芹赋予宝玉双性化人格显示了他对未来文化中理想人格模式的设计。
关键词：正统文化、男性文化、女性文化、生命文化、情感文化、双性化人格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男人的贬抑和对女性的颂扬，实际上包含着他深刻的文化寓意：人类发展到特定时期男性文化的绝对统治将会给人类自身带来严重的危害。人类文化将需要女性文化的介入，并对男性文化予以校正。人类未来文化将是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的均衡交融。新的文化中理想的人格将同时体现出男性人格和女性人格的特征。
一 曹雪芹对中国历史上正统文化——一种男性文化的否定
1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文化是父系社会体系内的一种男性文化
在原始社会，男子从事渔猎和防御外敌，在险恶的环境中逐渐发展了身心的粗犷与强硬成分。女子担任采集果实，制作衣食，保存火种，抚育子女的任务，需要细致与耐心，因而日益形成柔和、细腻的心理结构。由于原始的“孤雌生殖”信仰，不存在“父爱”的概念，女性独自体验着人类最原始的对象恒定的母性情感。相比之下，群婚制下的“性爱”却因对象的经常变动而缺乏情感的持久性与专一性。此外，母系社会的女性还承担着维持部落内部秩序的任务，如分配食物、调节纠纷等，这也铸就了她们注重人际情感关系与合群性的文化性格。所有这些，都衍生出女性文化与心理的情感特征。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人类理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两性生殖观代替了“孤雌生殖”的神话。它富有象征性地表明男性文化相对于更原始的女性文化，是一种具有理性特征的文化。此后，父权社会与人类理性的发展始终保持着同步关系。男性文化愈来愈以理性去支配和压抑情感，愈来愈转趋于现实功利性而背离人类的自然温情和天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女性长于情感思维与男性长于理性思维的心理差异，正是女性与男性文化差异的历史遗存。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以男人为中心的男性文化。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长期作为官方思想统治、熏染着国人的灵魂。“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术即成为官方学术和政治道德信条，历千百年不变。虽然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如魏晋，实际上朝廷所推行的经国理民方略，仍以儒术为核心……‘名教’、‘礼法’虽然受到不少士人的非议，但仍是官方的政治伦理规范”⑴。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佛道等思想只是传统中儒家文化的一个必要补充，作为某些失意者或不满者的灵魂的避难所而存在。“在诸子中，孔子创立的儒家，以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用理性，重道德修养的醇厚之风，独树一帜”⑵。虽然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哲学，本身缺乏作为哲学应该具备的形而上的特点，然而当它作为一种正统思想，借助专制体制，付诸实施之后，或它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理论依据时，却获得了冷峻的社会理性，或曰社会强制性。亦即它作为一种统治思想所拥有的全部理性并非是它的理论体系本身所具备的，而大部分是由社会和专制体制赋予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是通过对儒、道、墨、法、阴阳、纵横等各家的融合和扬弃，建立起来的法家的绝对君权专制与儒家的忠信孝悌伦理秩序相结合的专制思想。专制体制的强制性与儒家的伦理思想相结合，使这种正统文化获得了不可超越的社会理性，体现了父系社会文化本身具有的理性特质。无论是建立在法家思想基础上的绝对君权专制，还是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伦理秩序，其目的都是维护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在王朝的统治之下，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纳入一个巨大的网络之中，给以稳定的位置，以利于王朝的统治。再通过大小官僚的层层统治，把整个社会的所有力量集中起来，控制在帝王一人手中，以抵御外族入侵，进行领土扩张或镇压下层的反抗。封建王朝所有的法令、措施及机构设置都有着明确的功利性目的。儒家的“仁爱”和“民本”思想，是维护君主统治的一种权变措施，只有不过分的损害人民，稍稍给以仁爱和生存的物质基础，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甘心接受社会的安排，保持封建君主大一统社会内部结构的稳固。“正名”是要辨证礼制等级的名称和名份，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使人人都明白自己在社会之网中的位置，控制自己的“欲”，不超过由“名份”规定的度量范围，以达到所有成员的所有行为都利于君主统治的功利性目的。儒家宗法伦理秩序的核心是“三纲”、“五常”等人伦规范。其中男女、夫妇又是最基础的规范。作为“人伦之始”的男女、夫妇关系是以“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和压迫为前提的，强调女性的“三从”、“四德”。从历代关于女性德行的书籍如《女儿经》、《闺训千字文》、《女千字文》、《女小儿语》和《女诫》等也都可以看出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之严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虽是程颐因其寡嫂改嫁随口道出的愤激之词，但不知摧残了多少青春女人的生命。女性正常的生命需求被彻底扼杀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男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对夫妇关系的各种要求已具备了多种伦际关系的雏形。这个社会中的各种上层建筑的产生和作为一个社会的灵魂的统治思想的确定，都是为了这个政体和国家的稳固，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男性文化，具有理性、功利性、征服性和摧残女人等男性主义的特点。
2 对男性世界——封建文化载体的批判
在《红楼梦》庞大的人物体系中，贾政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这一人物的言行和思想，无不体现了正统文化对人的要求，真正做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别人之口可知他平时不苟言笑，不但礼贤下士，而且教子有方。他做事谨慎，为臣忠正，为子孝敬。可以说这种品格是儒家文化最完美的体现，这个人物是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具象化。
事亲教子是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维系中国传统伦理秩序的关键环节。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本来不会说笑话的贾政为承母欢，不得不说。虽然恶俗，但可怜他一副孝母之心。“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一回，贾政尽管早已猜着贾母的灯谜，但故意乱猜，罚了许多东西，然后方猜着。之后自己也念了一个灯谜与贾母，说毕又让宝玉悄悄告诉贾母。贾母一猜就着，贾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头说：“快把贺彩献上来”。大盘小盘，一齐捧上，贾母看去，心中甚喜。贾母有此孝子也着实应该满足了。在对后代的教育方面，贾政对宝玉一肚子怪念头，极为不满，对他杂学旁搜而不专心于《四书》、时文，更是深恶痛绝。用贾雨村等人和一些清客的话说，他家规森严，教子有方。书中也确实写及他对宝玉管教之严。他不但亲自过问宝玉的学业，而且对他在外如何交友也设法干预，甚至贾雨村每次来访也必让宝玉亲陪，以便让他与“榜样”看齐。贾政对宝玉的教育可谓用心良苦。可实际效果如何呢？宝玉在贾政的严厉管教之下，不但学业没有丝毫长进，而且在外更加肆意作为。“在外游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逼淫母婢”。“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一回，贾政因恨宝玉的“不正当”行为要管教他，便喝命小厮将宝玉“堵起嘴来，着实打死”。一向碰到天大的事不曾落泪的贾母大热天跑来，“不觉泪往下流”，“冷笑两声道：‘你也不必和我赌气……想来你也厌烦我们娘儿们，不如我们早离了你’”，说着，便命人：“去看轿！——我和你太太、宝玉儿立刻回南京去！”严厉管教宝玉就必然得罪贾母，贾政在此左右为难，以此亦可看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自相矛盾。
贾政为官是否清正，有无才干？曹雪芹原著的脂本并未正面具体描写，高鹗续书又不足为据。有之，那就是作者借他人之口而言。第二回，冷子兴说：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第三回林如海介绍：他“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风，非膏粱轻薄之流”。同一回又写道：“且贾政最喜的是读书人，礼贤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风”。若仅从这些片言只语推断，贾政也许为官清正廉洁，礼贤下士。这样推测大概并不恰当。但作此设想的也并非无人。高鹗续书就写及他任江西粮道时如何清正廉洁，反使家中又添了许多花销。但实际上作者却有许多反面描写。“性实狡猾”、既贪且酷的贾雨村得贾政之力起复之后，乱判了薛蟠杀人一案，立即写信向贾政呈功。本来贾政以“宗侄”的关系，为这样的人求情复职，就让人颇觉他为官有私，而日后又与他来往频繁，对他大为赞赏，屡屡把他作为向宝玉灌输仕宦思想的活教材，就让人更加怀疑他是否真的为官清正。脂本的评者看得较为真切，于批注之中写到“贾政”即“假正经”⑶。很可能曹雪芹是有意使用曲笔避开贾政的具体为官情况，而间接透露其为政并不正派的实质。比如薛蟠再次闹出人命，贾政又出面托人说情。这当然有悖国法，但却符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道德原则。这里又明显地标示出了传统文化体系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贾政一生既“酷喜读书”，就应胸有谋略，具备齐家治国的本领。但当贾家败落之时，他却只能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这又显示了正统文化此时已经是穷途末路，所谓圣贤之书也只会造就大批庸才和无用官僚。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在贾政身上体现了重重的自相矛盾。作者通过贾政这一形象，对正统文化进行了多角度的批判。
具有正统文化理想人格的人物如此，那么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滋生出的其他类型的人物又如何呢？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祖孙三代，这类人是贵族特权孕育出的一群浮浪子弟。他们养尊处优，蝇营狗苟。“古今不肖无双”、“于国于家无望”，用在这类人身上最为恰当。在他们身上不可能体现出任何新的人生意义。贾敬炼丹服药，企图成仙得道，表面看来，似有理想追求，但实质上也不可能有任何人生意义。
贾雨村与上面三类人不大一样。 困居葫芦庙时曾高吟“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甄士隐赞他抱负不浅。论其才干，亦颇不俗。科场及第之后，因“恃才侮上”，被参了一本，革职还乡。经贾政疏通，再次复职。上任伊始就碰上一件人命案，本想秉公惩办，怎奈薛家势大权重，只得胡乱断了向贾政请功。在官场摔过跟头的贾雨村，非常明瞭政界奥秘，要想以法办事何其难也。因而他只好遵循官场逻辑，夤缘上进。贾政对此人颇为赞赏，甚至让他作为宝玉学习的榜样。但是在《红楼梦》的具体记述中，他又有何政绩可言呢？不过是一个性实狡猾、既贪且酷的“国贼”、“禄蠹”而已。封建社会的末世，本来正需要有才干的官僚来力挽颓运，而正统文化却把这样的人训练成了侵蚀社会根基的蛀虫，由此看来，正统文化的颓运确实无可挽回了。
还有一类，尽管按性别区分，属于女性，但她们仍然是正统男性文化的载体，既是正统男性文化的奉行者，又是其受害者，如贾母、王夫人、薛宝钗等。她们只会被走向没落的正统文化挟带着走向灭亡，成为正统文化的殉葬品。
3 对正统思想的批判
“贾宝玉是作者笔下最富自己主观色彩的人物……也是人生哲学的说教者”⑷。“书中的宝玉，代表了某部分的曹雪芹，作者的思想是通过他表现出来的——尊重自我，反对庸俗，否认传统礼教，蔑视功名利禄，同情被压迫者，主张人与人平等，尊敬女性”⑸。的确作者在书中的很多地方，通过贾宝玉的言行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中国正统文化重视现实功利。男子生来似乎就有义务熟读经书，维护社会的伦理秩序，将来为官作宰。几乎社会中的各色人等都以此为莫大荣耀。而宝玉恰恰相反，对仕途经济深恶痛绝，骂那些读书仕进之人为“国贼”、“禄蠹”。他甚至对历代君臣最为推崇的“文死谏”、“武战死”的理想品格、对《四书》以下“圣贤文章”、对封建末世选拔官吏的八股时文，进行口诛笔伐。而这些正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份。
宝玉最终背离了家庭给他设定的读书、仕宦的传统人生道路，用离家出走的行动给正统文化以有力否定。初看起来，这似乎仍是传统文人仕途失意之后入道参禅的老路，但一果往往多因，现象的类似也并不一定证明实质的相同。贾宝玉最后“悬崖撒手”有着新的文化动因：即否定正统的男性文化，崇拜女性文化，但又看不到女性文化得到社会认可的希望，因而最终无可奈何地遁入空门。
其实在《红楼梦》中，最让人惊奇的并非宝玉的最后出家，而是他对女儿的尊崇。他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天地间一切灵淑之气皆钟于女儿，男子只不过是一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一旦沾上男人气，便成了“鱼眼睛”。尽管他之所以发出这些言论，表层原因是由于刚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对女孩产生的神秘感，而深层次的决定性的原因，还是这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曹雪芹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气息，借助宝玉之口道出了自己的感悟和思考。
中国正统文化是父系社会体系内的一种男性文化。曹雪芹对正统文化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男性文化的否定。
二 《红楼梦》中神话世界所体现的对女性文化的肯定
作者为了突出其创作旨归，在结构的关键部位，用神话来提纲契领地暗示《红楼梦》的立意，统贯全书的主题。《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在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才正式展开。第一回到第五回是介绍背景、人物的序幕，而第五回正是连接序幕和主要情节的关键，起着总构全书的作用。在这一回，作者自创的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和全书开始第一回女娲补天和绛珠仙子还泪神话共同体现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内涵。这三则神话并非泛泛写来，它们一起共同体现了作者对以女性创造力、女性生命文化和女性情感文化为主要构成部分的整个女性文化的歌颂与崇拜。
一部现实意义颇浓的《红楼梦》，开卷便以女娲补天的神话开始，且以娲皇补天剩下弃置不用的一块顽石作为整部小说的主人公，看来似乎荒唐，其实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女娲一生有两大事业。第一件事业是抟黄土造人：“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⑹。第二件便是补天：“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⑺。神话中的女娲是人类之母，人类的保护神，具有非凡的创造力。《红楼梦》开卷，重塑了女娲补天的形象。“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足见其神奇的力量。接着作者便又暗用女娲造人的神话，只不过黄土变成了顽石：“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凡心日炽，下世为人，成为宝玉的现实存在。尽管顽石变人非女娲直接造就，但归根结柢仍靠女娲原先锻炼之力。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成功地把女娲造人和补天两则神话联结起来，合而为一，象征性地凸现出女性伟大神奇的创造力。
很明显，女娲神话是人类在母系社会里形成的对女性创造力崇拜意识的产物，是母系社会里形成了的人类崇拜女性这种集体情结的对象化。母系社会的人类对女性的生殖充满神奇的幻想，产生“孤雌生殖”的观念。男性崇拜女性，女性崇拜自己。尽管保存完整的母系社会的神话很少，但是在后来的父系社会的神话里还有这种观念的遗存。因为母系社会对女性的创造力的崇拜已经沉入人类的潜意识之中，成为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并且作为原型，随着人类一起进入父系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受某种情绪的激发，这种集体无意识会显示它的存在。某一部落的民众由于对祖先的崇拜，往往赋予其祖先的诞生以神秘的色彩。古籍记载的伏羲、炎帝、黄帝、颛顼、尧、舜、禹、殷契、后稷等，皆因其母的神秘感应而诞生。这其实还是母系社会人类对女性生殖的崇拜和孤雌生殖观念的潜意识遗存，在父系社会里的显意识的表现。在最古老的神话里，女性是原始的生命力，男性是后来从这一生命力中创造出来的。但当父系社会代替母系社会之后，女性崇拜为男性崇拜所代替。希腊神话中至尊的女神被宙斯代替；基督教中，创世造人的上帝成为男性，夏娃也成为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在中国，炎帝、黄帝当上了华夏民族的祖先。男尊女卑的男权思想和性别歧视是父系社会中男性文化代替女性文化的结果。“女性弱智”观念和“女人祸水”论也便随之而生。
但是源于母系社会中的女性崇拜意识在父系文化的压迫下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被挤向了集体无意识的深层。它有时通过被社会认可的形式，如对性爱和母爱的歌颂，改头换面的表达出来；有时由于对男权社会男性文化的不满和反抗而被唤醒，成为一种显意识的存在，表现出一种较为激烈的情绪。以母爱和性爱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历代绵延不绝。至于表现因对男性文化的不满而被唤醒的对女性文化崇拜的作品，在中国只是到了明中期以后，随着反理学、倡人性的思潮的高涨，才大量出现。所以这时问世的作品，如《牡丹亭》、《红楼梦》等，都既有对爱情的歌颂，又有对男性文化的不满。曹雪芹由于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对男性文化的批判而唤醒了这沉睡的潜意识，进而在《红楼梦》的创作中表现出对女性文化的肯定和赞扬。他用女娲神话象征性地突出女性伟大的创造力和智慧。而在小说的现实描绘中，作者把这一创作主旨具体化了。不仅大观园中的小姐们才智卓然，谈吐不凡；即使是丫鬟们的言语行为也远在贾府里的“须眉浊物”之上。不但男人自身如此，而且任何对象只要染上男人气味，就会珠无彩，玉无光。本来清净洁白的女儿，一旦染上男人之气（即受到男性文化的熏陶），就会由“珍珠”而变成了“死珠”、“鱼眼睛”。
女性文化的核心是一种生命文化。这种文化与自然相和谐，尊重人的天性，肯定人的自然生命。与此相对立的是对生命表现出否定倾向的男性文化。人类以自己为敌的战争，对自然的无止境的征服和摧残，对人性的压抑及对女性生命的损害等，无不如此。母系社会里，由于女性生存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对生命的直接创造和养育，所以形成女性对生命关注的天性和热爱的本能。母系社会里的女性另一主要活动便是采集，所采物质的来源也是自然的直接赐予。因而女性生存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自然达成的和谐。与此相反，男性的生存活动主要是从事渔猎。虽然这也是以保障氏族成员的生存为目的，但活动方式的不同，造就了男人与女人心理特点的极大差异。渔猎的最明显特点，便是对野兽的征服和杀戮，是用强力对生命和自然的破坏。进入父系社会，由于生产的发展，野外的重体力生产主要由男子担任。但这时的田野耕作，已是怎样改造和利用自然以满足人类之需。一方面遵循自然规律，一方面又表现出对自然原生态的破坏。至于部落之间的战争，更是男性强力的集中表现。所有这一切都引导男性心态向非自然非生命化的方向发展。总之，与体现出对自然和生命的肯定的女性文化相对立的男性文化，其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与自然和生命的对立。
与古已有之的女娲神话不同，太虚幻境和绛珠仙子还泪的神话，完全是曹雪芹的独创。在太虚幻境神话中主要表现了作者对女性生命文化的肯定和歌颂。天上宫阙自然与尘世不同，无论是人物气质，还是环境格调。在此，作者用想象建造了一个与现实社会迥异的理想境界。那里不但情调高雅，其生存亦与自然和谐。“群芳髓”香“系诸名山胜景初生异卉之精，合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千红一窟”茶“以仙花灵叶上所带的宿露烹了”；“万艳同杯”酒，“乃以百花之蕤，万木之汁，加以麟髓凤乳酿成”。这些描写，看似为了铺陈仙境诸物之奇异，生活之讲究，气质之不俗，但在其深层，却流贯着一种文化精义，即人与大自然生命灵气的沟通、互渗。大自然的灵秀之气只钟于女儿，女儿们自然高贵灵秀。女性与大自然一体化，将女性与万物生命神秘互渗，正是对女性是原始的生命力的确认，也是对女性文化即生命文化的崇拜⑻。与此相反，《红楼梦》的现实体系，处处表现了男性文化对生命的任意损害：奴仆可以随意买卖，注定要遭受凌辱和打骂，甚至被诬致死；女性被强制接受男性文化，使女性的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受到了压抑，甚至生命本身也受到戕害。作者通过小说现实系统与太虚幻境的对照，显示其对女性生命文化的肯定和对男性文化的批判。
与顽石通灵相并而出的绛珠还泪之说，在叙述时虽为一体，究其含义，则是另一则神话。顽石通灵得女娲之力，绛珠化人则由自然而生，是自然生命化、生命自然化的证明，体现了女性生命的自然性。这与太虚幻境神话体现出的女性生命文化的特征相一致。同时，在这一则神话中作者又表达了他对两性之间情感形式的思考。与现实中纳入功利主义的理性轨道的男性情感形式不同，绛珠仙子对男女爱情的处理完全是情感化的，明显具有非理性非功利性的倾向。“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如果说这是知恩报恩，那已不是可用“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来衡量，即以量的多寡来衡量的了。作者以他的奇思妙想创造出以泪还露这种奇特的还报方式。这是绛珠内心郁积的情感以非理性方式进行的表达。她游于“离恨天”，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是情感的化身。“还泪”神话的深层意义，正在于作者要用女性非理性非功利性的爱情观来否定男性理性功利性的爱情观。女性视爱情高于一切，等同于生命。而男性，除爱情之外，同时还关注着仕途经济，伦理纲常，把爱情纳入了理性的轨道。
不仅绛珠如此，太虚幻境里众仙姑也各各主情，这从她们的道号即可略知，如：“钟情大士”、“痴梦仙姑”、“引愁金女”、“度恨菩提”等。与此相映照的是所辖各司，如：“痴情司”、“结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虽名目不一，但主情皆然。说太虚幻境是一个情感的世界，一点儿也不过分。作为众仙之首的警幻仙姑，虽没有以“情”、“恨”名之，但在她身上也同样体现了女性情感文化的特征。她毫不掩饰地对宝玉说：“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与现实中人们对宝玉的评价大相径庭。她带宝玉游览仙境，目的虽是为了让宝玉走出“迷津”，但这显然是受宁、荣二公之托，才作出这种违背自己意愿的“警戒”之事。本来是去接绛珠生魂，却临时改变主意；本来爱宝玉之淫，却因他人之托而改变态度。这正显示了女性心慈情软的“无原则性”，一经宁、荣二公之魂“剖腹深嘱”，便大发慈悲，不忍宝玉“独为我闺阁增光而见弃于世道”。这“无原则性”正是女性重情感轻理性，重协调摒对抗的女性情感文化的特征。书中一虚一实， 与太虚幻境相映成趣的是小说现实系统中的大观园。这里虽然也是女性的“王国”，但已经受到了外界男性文化的浸染，再不是封闭的女儿国。只是与外界相比，在特权的庇护下相对较多地保留着纯洁的情感成分而已。现实中的宝黛爱情，仍然延续着幻境中的“木石前盟”，不染功利的色彩，承接着幻境中女性情感文化的特征。他们之间的爱情，以男女间的自然吸引和感情志趣上的协调为基础，以对男性文化的共同背叛为前提。作者用他们两人的爱情的非功利性特点批判了功利主义的男性文化，批判了男性文化被扭曲了的情感处理方式。宝黛的“木石前盟”代表了女性情感文化的倾向，而钗玉的“金玉良缘”，则代表了男性文化对男女情感的处理方式。作者以“木石前盟”对“金玉良缘”的否定，表明了作者对宝黛爱情的颂扬。
女娲补天、“绛珠还泪”和“太虚幻境”三则神话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女性文化的几个本质特点。三则神话对女性的创造力、生命形式和情感形式给予了肯定。当男性文化把女性的创造力扼杀尽净时，社会也因失去另一半的推动力而使其发展受到阻碍。作者在此实际上提出了解放女性创造力的社会问题。当男性文化把人类引向彻底违反人的天性的道路时，人类就开始意识到社会需要女性生命文化的校正。同时，情感是人天性的一个方面，男女情感的产生也是男女间的自然相悦，也是生命形式的一种。女性非功利性的情感文化也是女性与自然谐和一致的生命文化的一个方面。男性文化对情感的功利性处理，也是对男女情感自然性的违背。当男性功利性文化发展到彻底违背人的自然情感时，也需要女性情感文化对这种功利性文化和扭曲的情感处理方式加以纠正。总之，作者用这三则神话突出表明，在这个特定时期，女性文化相对于男性文化的优越，同时在小说的现实系统中具体展现了在神话系统中已经暗示的思想主题。
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之后，男性文化逐渐走向独尊。文化的理性主义和功利性特质的无限膨胀，不仅使人类自身的情感和本能，成为理性和功利主义的附属物，甚至受到彻底否定和完全抹杀。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功利主义的满足并不能实现人的全面要求。当人类的一切思想和活动都以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绝对尺度去削足适履时，其负面作用就充分暴露了。当自然作为人类的敌人还未被彻底征服时，人类便早已开始了以自己为敌的战争。男性文化的征服性永远不会满足于没有“敌人”的平静。部落与部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从未真正停止过。所谓的和平只是战争之后短暂的喘息而已。并且人类通过实践和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往往最先运用于战场之上。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文明的进步，战争级别越来越高，战场越来越广阔，战争的破坏性越来越大，战争对整个人类和全部历史进程的影响，也越来越具有决定性质。男性文化的征服性和破坏性走到极端，将会毁灭人类自身。与此同时，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在悄悄地进行着。这就是男人对女人的征服和戕害。当男人把女人彻底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时，人类自身的发展也就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因失去人类二分之一的推动力，人类文明进步的速度大为减慢，并且畸形发展。此时的人类文明就需要发生根本的转变，即男性文化将由一种新型的文化取而代之。新的文化类型将是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的均衡交融。
三 理想的人格类型
曹雪芹在贾宝玉身上倾注了最强烈的感情。贾宝玉也是作者最富自己主观色彩的人物。作者通过宝玉形象的塑造展示了他人类未来文化中最理想的人格特征。在贾宝玉身上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他具有男人的人格特征，同时也可以看到他秉具女性的人格特征——也即是说在他的人格体系中同时具有男人和女人的人格特征⑼。
《红楼梦》第三回对贾宝玉有这样的描写：“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如刀裁，眉如墨画……睛如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有情”。“越显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漂亮的外貌，多情的神态，往往是形容女子的。宝玉丰富的情感，自然的风韵，在形象、神态上显然接近女子。作者对其女性化的描写，并非出于失误，而是大有深意。与其相貌的女性化相一致的是他装束的特点。他的装束精美华艳，与一般男人的简洁明快不同。即使贾府中的众小姐和夫人、奶奶的衣饰，几乎也无法与宝玉的装束相媲美。他如此打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女孩子的心理要求相符合。如果说宝玉装束的女性化还与长辈对他的期望有关，那么他对其居处怡红院的选择却是自己决定的。怡红院的室内摆设精美雅致，色彩明丽秾艳。怡红院内的点缀和周围景观也有同样的特点。另外，第五回宝玉表现出的对贾珍书房颇有用世之意的布置的厌烦和对温润香软的秦可卿卧房的喜好，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宝玉人格的一些特点。贾宝玉对外界事物的变化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这一点有类女性。“富贵不知乐业”却“无故寻愁觅恨”，一时“暗自垂泪”一时又“似傻如狂”，见了鱼儿会给鱼儿说话，见了花儿对花自语。女性常常会对花伤怀，叹息红颜易老。宝玉同样也如此多愁善感，常常对花自语，把红垂泪，甚至恸倒山坡。
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把他做到的最伟大的事业炫耀于女人眼前来赢得女人的芳心。宝玉则相反，他懂得如何以温柔、体贴、宽容、和善去赢得女子的倾慕。他认为成就、名望、金钱和权力并不比爱更重要。宝玉深藏着对异性的依赖与对男人的厌恶投入了爱的世界。关心、体贴每一位女孩子，同时也从这些女孩子身上得到了心灵的慰藉。宝玉虽为男性，但心理、语言和行为方面基本上已经与女儿们融为了一体，“成为女孩子中的一员”，所作所为很合女儿情调。他对女儿的尊崇和对男人的贬抑，使他自觉不自觉地以女儿的品性标准来规范自己，进而使他的外在言行表现出较明显的女性化特征。
比起女孩子来，男孩子都有更强的独立倾向。早年如母的长姊元春对他的疼爱，和贾母对他的溺爱和纵容，实际上也增强了宝玉的娇柔、脆弱、胆怯、自卑和依赖。同时，贾政对宝玉态度的粗暴无理，贾府中其他年长男人的荒淫行为则阻碍了宝玉对“父亲”形象、男人人格的模仿和认同。在男人圈子里的不安全感，使他不得不在女人圈内寻找宽慰和庇护，这一点更加重了他对女性的依赖心理，进而促使他对女性人格规范进行认同，甚至厌恶自己的性别。这种心理促成了宝玉最基本的男女观和他的女性化人格。贾宝玉的女性化人格表现是相当突出的，但他的女性化人格因素是统一于他更为根本的男性人格的。
贾宝玉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独特思想的人物。他对生活和世界有自己非常理性的认识。看似不问世事，对周围的人、事懵懵懂懂，其实他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归宿，内心极为明白，对贾府错综复杂的矛盾是一位冷眼旁观者。正是因为他对自己、他人和贾府的未来充满悲观的认识，所以他才得乐且乐，整日与他所喜爱的众多女孩子一起厮混，不屑入那“国贼”、“禄蠹”之列，只愿在这养尊处优的环境中过一天算一天，将来大家散尽，他也化灰化烟，随风飘散。并且他认为除四书五经外，所有著作都是后人编造的，原不是什么圣贤文章。“文死谏”、“武死战”只是沽名钓誉而已。他的这些思想是极其理性的。如果心中没有强大的理性，从小就开始接受正统教育，又处在那样的文化氛围中的他，怎能会对此有深刻的洞察？他从来就对女孩子曲婉附就，女孩子们做错了事，他一手包揽，庇护那些无依无靠的丫鬟，对大观园中的那些姐妹百般逢迎，唯恐与她们发生不快而不睬自己。但亲如手足的宝钗一旦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便大动肝火，不留情面，让对方极为难堪。从这一点看，其个性何等倔强！他对自己的信念何等执著！他对女孩子的曲婉附就，缺少刚性，是因为他对女孩子的爱怜、体贴，但若提“仕途经济”则绝不苟且，显示出其坚定的原则性。“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之后，黛玉劝他“都改了吧”，他仍说“你放心”。话虽简短，却充分透露出了他刚毅的个性。自己疼痛难忍反倒劝慰黛玉。其阳刚之气，于此可见。脂砚斋评道：“有这样一段语（话），方不没灭颦儿之痛哭眼肿。英雄失足，每每至死不改，皆犹此耳”⑽。他对女孩子的尊重、体贴也基于对他所接触到的女孩子的纯洁和对男人之污浊的深刻认识之上。他坚信自己的看法，坚信女儿也有自己的人格。他的言行与正统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和蹂躏形成鲜明的对照。正是他对女孩子的尊重和礼让，才导致他似乎“一点刚性都有没有”。他以女孩子的处世立身观念来规范自己，衡量别人，所以他对大观园中的众多小姐奴才一例是呵护爱重，崇奉骄纵，愿意接受她们的支使。他所有的女性化的人格表现不能不说与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对女性的要求和才智的肯定有密切关系。在他所生活的普遍歧视女性的社会氛围中，他能有如此的思想，也足以证明他敢于反抗世俗的勇气和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宝玉是石头的化身和愤世嫉俗秉性刚直的作者对石头的垂青，都说明了宝玉虽表面随和但骨子里却蕴藏着顽石一样耿介的品格。
根据海登和罗森伯格的《妇女心理学》与荣格的《人类及其象征》等书的观点，男性心理一般应该具备这样一些品质：理性、原则性、坚定的信念以及承担义务和责任的勇气。贾宝玉独立的理性思考、反抗正统而且永不悔改的勇气和他坚挚的信念等，这一切共同组成了他男性人格的主体。读者可以透过他日常生活的表面看到他非常女性化的行为背后支配着他这种行为的男性品质。他那女性化人格因素的形成和强化，间接地从他理性的思考、反抗正统的勇气和坚挚的信念之上获得了内驱力。
贾宝玉不但作为一个具有较强的理性、原则性、坚强的信念和勇于承担义务等品质的男性形象引人注目，而且同时又因他具有尊重、同情女性，对女性体贴、关怀细腻入微等品质而为人所喜爱。这两种具有不同性别特征的心理素质，在他身上同时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现。总之，他的言行同时显露出了强烈的男性人格特征和女性人格特征。贾宝玉的双性化人格特征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在小说现实系统中，宝玉是作者思想的最重要代表，也是作者着力塑造的核心人物。作者让这一男性主人公接受女性文化，使之言谈行为颇类女儿，并认同女性人格。作者借助宝玉这一形象暗示了他的文化理想。
具有双性化人格特征的人，因为自己身上的异性人格因素而更易了解异性，更易与异性建立一种亲密谐和的关系。“男女双性化——理想的模式”⑾曹雪芹赋予贾宝玉双性化人格，显示了他对未来文化中理想人格类型的设计：男性人格特征和女性人格特征将统一地体现于未来文化具体个人的人格体系中。任何个体的人，都应该统一地体现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的特征或原则。这种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健康的人格。
曹雪芹敏锐地体会到男性文化的极端发展和绝对统治给人类自身带来的危害，于是在《红楼梦》中从不同角度表明了在这一特定时期女性文化相对于男性文化的优越性，表明了他对人类未来文化模式的思考：未来文化将是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的均衡交融。贾宝玉双性化人格类型也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它深刻反映了时代的文化特征，并显示了在这一特定时期，女性意识的增强和女性解放的要求，预示了未来文化类型的根本转变。
注释：
1 徐公持《〈宗经〉篇衍说》载《文学遗产》，95年第六期
2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0年版
3 、10《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4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第233页
5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 <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6《太平御览》卷七八
7《淮南子 览冥训》
8 参阅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 原型题旨：<红楼梦>的女神崇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92年版
9 参阅拙作《一种特殊的性格类型：论贾宝玉双性化性格特征》载《红楼梦学刊》，99年第二期
11珍尼特·希伯雷·海登、B·G·罗森伯格《妇女心理学》，范志强、周晓虹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86年版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