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圖書校對

校勘文字,古稱「讎書」。這是一樁十分繁重且又必須認真的工作。劉向在所著《別錄》中說到古時校書的情況:讎校,書二本,一人觀,一人讀,視作怨家,故曰「讎書」。

古之「讎書」,猶如今日的校對工作。

紙張和印刷術發明以前,古人書籍全憑抄寫流傳,又都是抄寫在簡帛上。且不說抄寫時不免有漏字、錯字或添字(衍字),即便一字不差,寫於竹木之簡,屢經翻讀,時間一長,則簡有斷折,冊有斷編,造成斷簡、缺簡、錯簡,文句不連,前後失序。因此,整理古籍,校勘文字就成為極其重要的工作,歷朝歷代還設置相應的機構負責這項工作。

古代,朝廷收集的圖書都藏在內廷,如西漢藏於東觀。由國家保藏的圖書祕笈,稱為祕書。漢代的祕書監,就是掌管圖書祕笈的機構,內設祕書郎,負責帶領一班人專門從事整理校勘書籍。如西漢時著名學者劉向,在成帝時受詔領校中五經祕書。河平年間(前28—前25),還同他的兒子劉歆一起領校祕書。直至明洪武十三年(1380),祕書監被廢除而併入翰林院。

朝廷校書設置專用場所,一方面便於管理,另一方面也防止圖書流失。西漢時,劉向、劉歆、揚雄等都曾在未央宮大殿北的天祿閣校過書。其間還發生過一件事:劉歆之子劉棻從學於揚雄。後來劉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方校書天祿閣,懼而投閣下,幾死」。北周時,庾信在麟趾殿校過書;唐時,白居易曾在集賢院校過書。

校勘文字,古稱「讎書」。這是一樁十分繁重且又必須認真的工作。劉向在所著《別錄》中說到古時校書的情況:

讎校,書二本,一人觀,一人讀,視作怨家,故曰「讎書」。
「讎」有「敵」意。所以二人對校,不容有錯,應視如怨家,互不相容。

20世紀50年代,湖南長沙近郊金盆嶺西晉墓內出土了一件青瓷持牘對書俑。兩個文吏,戴進賢冠,相對而坐。一個讀,則一手持牘,作讀狀,另一手又拿著多枚木牘;另一人觀,則一手持牘,另一手握筆,隨時改正牘上的乖誤。兩人之間有一書案,案上還放著待校的木牘。這是1000多年前校書的實況,形象十分逼真。

校勘書籍,責任重大,長年累月,也非常辛苦。白居易幹過這項工作,深有體會。他的<集賢院玉蕊>詩,正是對校勘繁忙的寫照,借集賢院內玉蕊的花開花落,詩人卻兩不知,而流露出職重務艱的心情:

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辭葉雪辭枝。

集賢讎校無閒日,落盡瑤華尚不知。

秦少游也幹過黃門校勘。有一次他下班出宮,已是暮色漸濃,便頗有感觸地寫了<晚出左掖>七言絕句,可以說是繼白居易詠讎書的續篇。一字一句的讎校,疲憊非常,幸得天晚出了宮門,頓時一身輕鬆。這與白居易的「無閒日」,實是同唱一曲:

金爵觚棱轉夕暉,翩翩宮葉墮秋衣。

出門塵障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

校書工作雖然艱苦,但是,這是造福讀者的大好事,消除了以訛傳訛,還原著其本來面目。因此,人們對一些校勘精良、無甚謬誤的書籍,視為珍本,屢屢求之。北宋著名學者宋敏求,家有藏書達三萬卷。他所藏的書,經過校勘三五遍,還是不放心,常說:「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宋敏求家在河北趙州,住在城內春明坊。當時喜歡讀書的士大夫們都專程來到春明坊,借讀宋敏求家的藏書。不少人還特地租下靠近宋敏求家附近的房子,以方便讀書。由於到來的人日漸增加,附近住宅開始人滿為患,房東們趁機提高租金,要比他處常高一倍。人們對善本書籍的重視,也反映了鑽研學術的求真求實的精神,這也是做學問的根本。

古之讎書與今之校對,同樣都是不容易做得好的工作。可是有的人卻認為,校對不難,一字對校一字,機械得很,似乎能認識字就行。這實在是歪曲了校對這門業務,看低了這項工作。漢代劉向是歷史上著名的學者和校勘家,而對他讎書之高超,古人還借用一段所謂神授其藝的傳說為他捧場,說明讎書能深得精粹,也要神來相助。《三輔黃圖》引《漢宮殿疏》云: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燃),因以見向,授五行洪范之文。劉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略授子焉。」

這段傳說故事自不足為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完成讎書重任,猶得神功,其實神功者,責任心也。一字一句校正錯誤,沒有一定的文化素質,沒有一定的專業知識,沒有認真負責的敬業精神,難能挑起重擔。古人把「讎書」也稱作「校讎」,校出一個錯字,如同俘虜一個敵人。此喻實在,並非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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