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圖書校對
校勘文字，古稱「讎書」。這是一樁十分繁重且又必須認真的工作。劉向在所著《別錄》中說到古時校書的情況：讎校，書二本，一人觀，一人讀，視作怨家，故曰「讎書」。
古之「讎書」，猶如今日的校對工作。
紙張和印刷術發明以前，古人書籍全憑抄寫流傳，又都是抄寫在簡帛上。且不說抄寫時不免有漏字、錯字或添字（衍字），即便一字不差，寫於竹木之簡，屢經翻讀，時間一長，則簡有斷折，冊有斷編，造成斷簡、缺簡、錯簡，文句不連，前後失序。因此，整理古籍，校勘文字就成為極其重要的工作，歷朝歷代還設置相應的機構負責這項工作。
古代，朝廷收集的圖書都藏在內廷，如西漢藏於東觀。由國家保藏的圖書祕笈，稱為祕書。漢代的祕書監，就是掌管圖書祕笈的機構，內設祕書郎，負責帶領一班人專門從事整理校勘書籍。如西漢時著名學者劉向，在成帝時受詔領校中五經祕書。河平年間（前28—前25），還同他的兒子劉歆一起領校祕書。直至明洪武十三年（1380），祕書監被廢除而併入翰林院。
朝廷校書設置專用場所，一方面便於管理，另一方面也防止圖書流失。西漢時，劉向、劉歆、揚雄等都曾在未央宮大殿北的天祿閣校過書。其間還發生過一件事：劉歆之子劉棻從學於揚雄。後來劉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方校書天祿閣，懼而投閣下，幾死」。北周時，庾信在麟趾殿校過書；唐時，白居易曾在集賢院校過書。
校勘文字，古稱「讎書」。這是一樁十分繁重且又必須認真的工作。劉向在所著《別錄》中說到古時校書的情況：
20世紀50年代，湖南長沙近郊金盆嶺西晉墓內出土了一件青瓷持牘對書俑。兩個文吏，戴進賢冠，相對而坐。一個讀，則一手持牘，作讀狀，另一手又拿著多枚木牘；另一人觀，則一手持牘，另一手握筆，隨時改正牘上的乖誤。兩人之間有一書案，案上還放著待校的木牘。這是1000多年前校書的實況，形象十分逼真。
校勘書籍，責任重大，長年累月，也非常辛苦。白居易幹過這項工作，深有體會。他的<集賢院玉蕊>詩，正是對校勘繁忙的寫照，借集賢院內玉蕊的花開花落，詩人卻兩不知，而流露出職重務艱的心情：
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辭葉雪辭枝。
集賢讎校無閒日，落盡瑤華尚不知。
秦少游也幹過黃門校勘。有一次他下班出宮，已是暮色漸濃，便頗有感觸地寫了<晚出左掖>七言絕句，可以說是繼白居易詠讎書的續篇。一字一句的讎校，疲憊非常，幸得天晚出了宮門，頓時一身輕鬆。這與白居易的「無閒日」，實是同唱一曲：
金爵觚棱轉夕暉，翩翩宮葉墮秋衣。
出門塵障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
校書工作雖然艱苦，但是，這是造福讀者的大好事，消除了以訛傳訛，還原著其本來面目。因此，人們對一些校勘精良、無甚謬誤的書籍，視為珍本，屢屢求之。北宋著名學者宋敏求，家有藏書達三萬卷。他所藏的書，經過校勘三五遍，還是不放心，常說：「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宋敏求家在河北趙州，住在城內春明坊。當時喜歡讀書的士大夫們都專程來到春明坊，借讀宋敏求家的藏書。不少人還特地租下靠近宋敏求家附近的房子，以方便讀書。由於到來的人日漸增加，附近住宅開始人滿為患，房東們趁機提高租金，要比他處常高一倍。人們對善本書籍的重視，也反映了鑽研學術的求真求實的精神，這也是做學問的根本。
古之讎書與今之校對，同樣都是不容易做得好的工作。可是有的人卻認為，校對不難，一字對校一字，機械得很，似乎能認識字就行。這實在是歪曲了校對這門業務，看低了這項工作。漢代劉向是歷史上著名的學者和校勘家，而對他讎書之高超，古人還借用一段所謂神授其藝的傳說為他捧場，說明讎書能深得精粹，也要神來相助。《三輔黃圖》引《漢宮殿疏》云：
這段傳說故事自不足為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完成讎書重任，猶得神功，其實神功者，責任心也。一字一句校正錯誤，沒有一定的文化素質，沒有一定的專業知識，沒有認真負責的敬業精神，難能挑起重擔。古人把「讎書」也稱作「校讎」，校出一個錯字，如同俘虜一個敵人。此喻實在，並非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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