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玲：1980年代前期中国科幻小说的转型（上）

四十二史

科幻

詹玲：1980年代前期中国科幻小说的转型（上）

作者：詹玲

内容摘要

1980年代前期，中国科幻小说经历了一场与自身传统、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学多方博弈的艰难转型。本文系统全面梳理了这段转型期的历史轨迹，发现通过“姓科”、“姓文”之争，科幻小说重启了“文学性”的探索。首先，对时代思潮的跟从，让科幻小说丧失了自身个性和想象力，但也获得了人道主义的精神资源和民族化的美学新思路；其次，缺乏“科学性”的批评和自身格调不高等因素，让通俗化的努力举步维艰；最后，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导致文艺创作进入严冬之后，科幻小说却朝向精英化的方向发展，提升了艺术审美与人文精神的同时，同样面临着想象力被束缚和狭窄化的困境。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段历史轨迹进行梳理，思考以下问题：一、新时期初的“姓科”、“姓文”之争为何发生？其历史背景是什么？这场论争导致科幻小说发生了怎样的转型？二、当科幻小说重启“文学性”的探索时，被主流接纳的渴望让“新启蒙”的时代声音与“特定意识形态”的历史诉求，在何种程度上左右了它的发展？三、作为重启“文学性”的另一条道路，为什么科幻小说的通俗化走得格外艰难？四、科幻小说为什么成为“清污运动”的打击对象？“清污运动”对科幻小说的后续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一、新时期之初的“姓科”、“姓文”之争

1978年8月，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于《人民文学》。（《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頁42-59）作为首部被《人民文学》这一与新中国同龄的权威文学刊物所接纳的科幻小说，〈珊〉对于新时期科幻创作的意义非凡。它不仅意味着科幻小说结束了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的命运，还昭示了科幻小说在新时代的创作方向。

〈珊〉讲述了两代科学家赵谦和“我”为祖国富强积极投身科技发明事业并为捍卫科学成果与某大国武器阴谋制造者展开的殊死搏斗。完成于1962年，〈珊〉相较同时期的科幻小说，表现出了明显的异质性：成人化的叙事口吻，不以传授科学知识为目的，侧重科学故事情节的编织，突出英雄人物，通过敌我斗争凸显时代主题。由于在新时期初期科幻小说依然延续了'十七年’以来儿童化、科普化的创作思路，尽管〈珊〉得到了官方文学的肯定，却遭到了科普界的批评[1]。

《珊瑚岛上的死光》漫画

为此，童恩正特地写下〈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为自己辩白。在这篇被称为「为'科学幻想’争得生存的权利而斗争」[2]的文章里，童恩正试图把科学文艺与科普作品区分开来，认为科学文艺的目的「不是介绍任何具体知识，而与其他文艺作品一样，是宣扬作者的一种思想，一种哲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探索真理的精神。概括起来讲，是宣传一种科学的人生观」[3]。童的观点很快引发了一些争议。如鲁兵在8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强调，「科学文艺失去一定的科学内容，这就叫做灵魂出窍，其结果是仅存躯壳，也就不成其为科学文艺」[4]。

肖建亨在谈到双方争论时，认为童恩正在文章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混淆了已有一定特定含意的科学文艺与科学幻想小说的概念」[5]。要厘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先简单梳理一下「科学文艺」和「科学幻想小说」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文学中的使用和变迁历程。1930年代，'科学文艺’一词由苏联引入中国。在苏联文学的「科学文艺」概念里，科学普及读物和科学幻想小说之间有明确的界线。苏联文艺理论家奥莉加·胡捷( Хузе О.(Ольга))在〈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一文中梳理了苏联科幻作品自1920年代以来的发展道路，指出幻想的作用，在于能够「使作者能更加鲜明、更加尖锐地提出社会问题」，描写「社会主义世界完全战胜资本主义力量时的情况」，科学幻想作品应该以人为中心，将情节「建立在解决科学计划的过程中的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上，像思想上的斗争，对于有保守思想、落后思想和陈旧观念的人们作斗争等等」[6]。

图为童恩正，他的著作《珊瑚岛上的死光》于1980年代被拍成电影，是我国第一部科幻电影。

虽然「科学文艺」一词引入中国后，也用以指称包括科学普及读物和科学幻想读物在内的、与科学相关的各类文学体裁[7]，但科学幻想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另有其发展传统。梁启超首次提出「科学小说」这一命名，并赋予了「科学小说」以科学思想影响中国学术、政治及哲学文化等方面的使命。1902年11月，「科学小说」作为专有名词首次出现在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第5号（用以指代〈海底旅行〉）。同年8月，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中将小说分为十种，把哲理与科学小说合为一类，并称「哲理科学小说」，这样的归类源自他对科学小说偏重哲理性的理解[8]。

然而，对译者/作者科学知识及科学精神认识两方面的高要求[9]，让梁启超的理想停留在了理论倡导层面，缺乏实践。晚清科幻小说的实际创作情况，如王德威所言，将「知识与真理的话语」、「梦想与传奇的话语」统合一体，「以迂回的笔法，投射了晚清的现实危机。」[10]败于列国船坚炮利的民族屈辱，科学在小说想象中被赋予了无所不能的力量，既满足着国人对未来新政治愿景和国族神话的乌托邦想象[11]，又在神怪叙事传统、商业化文学时代潮流推动等诸多因素下，被异化为借科学名义证明神道鬼怪之不诬的猎奇故事[12]，满足着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

上述创作模式，尤其是将「科学」与「鬼神」混杂一处的做法，引起了鲁迅等启蒙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魯迅毫不客气地把那些小说家称之为「好讲鬼话的人」，指责他们「把科学东拉西扯，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上了妖气。」[13]有学者称梁启超和鲁迅的“重要论述和实践构成了一种两极化的文化空间”[14]，然笔者认为，鲁迅与梁启超对科幻的认识应是一脉相承的。虽然鲁迅没有像梁那样强调科幻小说在政治和哲理上的灌输功能，而是把传播科学知识作为科幻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要求科幻小说承担起「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15]，但在把科幻小说作为“开民智”工具的功利性设定，以及重视科幻小说的“文学性”，把表现社会人情作为科学小说创作的重要方面等，都与梁是一致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把矛头直指国内文坛的鬼神迷信思想，给当时风行的通俗科幻小说带来了很大打击。1923年的科玄大战进一步增强了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力。16在“科学崇拜”风气盛行的1930-40年代，除了〈猫城记〉（1932，老舍）、〈和平的梦〉（1939，顾均正）、〈铁鱼底鳃〉（1941，许地山）等少量以反映现实为主题的科幻小说外，知识化的科学小品成为创作的大趋势。

《猫城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著名小说家老舍的知名作品。讲述的内容是一架飞往火星的飞机在碰撞到火星的一刹那机毁人亡，只剩下"我"幸存下来，却被一群长着猫脸的外星人带到了他们的猫城，开始了艰难的外星生活。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尽管左翼文学从苏联文学中译进了“科学文艺”这一概念，但科普化的思路，让伊林(Илья Яковлевич Маршак)为代表的科普创作及理论成为翻译的主流。科普创作随之兴盛，产生了〈鸟的文学〉（1935，贾祖璋）、〈动物漫珍？话〉（1935，董纯才）、〈生命素描〉（1936，贾祖璋）、〈菌的自传〉（1936，高士其）等一批科学小品。相比充满奇诡想象的科幻小说，充斥着大量图表、以说明性文字为主的科学小品在“文学性”方面已了无可言之处，而它们却代表了左翼文学阵营对“科学文艺”的创作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科学文艺”的工具性、实用性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调，并担负起了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少年儿童——普及科学知识的重任。作为“科学文艺”的一个分支，科幻小说的儿童化、科普化模式也因此定型。作家肖建亨曾对「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来给孩子们上'科学’的一课」[17]的科幻小说创作套路表示不满，觉得这样的写法毫无趣味[18]，「本来可以极为简单地，可用其他科普形式普及的一点知识，但在科学幻想小说里，却成了一块块无法消化的知识的肿块」[19]。于是，有人开始探寻科幻小说创作的新出路。如郑文光在〈谈谈科学幻想小说〉中，参照1950年代中期译介进中国的苏联科幻小说创作模式[20]，指出科幻小说应该是「描写人类在将来如何对自然作斗争的文学样式」[21]，强调科幻小说大胆的想象力和天才的臆测力。童恩正则创作了〈珊瑚岛上的死光〉、〈古峡迷雾〉(1960)等充满探险色彩、富含哲理思考的作品。无论是郑文光的理论尝试，还是童恩正的创作尝试，其目的都在于矫正科幻小说过于偏重的“科”，找回失落的“文”。从笔者掌握的史料来看，他们的努力似乎没有获得同行多少响应，〈珊〉甚至都没能刊发。童恩正1962年和1963年两年间公开发表的科幻小说依然是少儿科普的创作模式。

儿童科幻创作被推向高潮，老一辈的优秀科幻作家的优秀作品频出

1976年叶永烈〈石油蛋白〉发表，作为新时期科幻创作的起点，这部作品标明了儿童科普创作模式的延续。接下来的两年间，王亚法、叶永烈、肖建亨、刘兴诗等一批新老科幻小说家，乘着“建设四化”的东风，将儿童科幻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如王亚法的〈橙黄色的头盔〉（《我们爱科学》1978年第1期），刘兴诗的《海眼》（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叶永烈的〈伤疤的秘密〉（《我们爱科学》1978年第2期）、《丢了鼻子以后》（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肖建亨的〈胡萝卜地里的秘密〉（《少年科学》1978年3月号）等。从这个角度来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应该说是新时期初科幻小说的一个異数。对于童恩正等人而言，〈珊〉的正式發表，让未竞的“文学性”尝试有了重新开始的契机。而这，对于坚持儿童科普模式的作家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传统破坏。

于是，一场激烈的“姓科”、“姓文”之争就此展开。童恩正、叶永烈、尤异等“姓文”派与赵世洲、董鼎山、鲁兵等“姓科”派，就科幻小说是否灵魂出窍、是否应该发展科幻文学等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辩。后者力主维护知识化的“科普小品”传统，而前者则努力将科幻拨回文学的轨道。这场论争在《中国青年报》（主要交锋阵地）、《读书》、《科普创作》等刊物上从1979年到1983年延续了4年之久，其中在1980-1981年间，“姓文”的力量总体增强，一些科普作家如赵世洲、高士其等，都或多或少地接纳了科幻小说不承担科普功能的观点，开始承认科幻小说的文学价值，尽管赵世洲在后来又有反复。[22]之所以会如此，笔者推断原因有二：一是科幻小说家从1950年代即已开始的对科幻小说说教式套路的不满，为科幻小说挣脱儿童化、科普化打下了基础；二是以〈珊〉为代表的科幻小说以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敌我分明的斗争叙事和英雄式的科学家形象，与新时期初主流文学的时代精神相吻合。后者不仅将科幻小说从科普阵营拉向文学阵营，还为科幻小说进入文学主流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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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肖建亨：〈试谈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兼论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些争论〉，《科学文艺》，1980年第4期，页61。

[2]肖建亨：〈试谈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兼论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些争论〉，《科学文艺》，1980年第4期，页63。

[3]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页110。

[4]鲁兵：〈灵魂出窍的文学〉，《中国青年报》，1979年8月14日，B4版。

[5]肖建亨：〈试谈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兼论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些争论〉，《科学文艺》，1980年第4期，页63。

[6] [苏]胡捷：〈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载黄伊编：《作家论科学文艺》，第二辑（江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页80-102，页79。

[7]如北平世界科学社《科学时报》杂志中的「科学文艺」栏目里，既刊载科普文章，又刊载科幻小说。

[8]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载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121。）

[9]如有文章指出的，要翻译或创作出梁启超心目中的理想「科学小说」，「不仅要求译者/作者本人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将'科学’上升到精神的层面，明白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物质技术。」（任冬梅：〈从倡导“科学小说”看梁启超早期科学思想〉，《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页27）因此，梁启超期望的“科学小说”在晚清实如凤毛麟角。

[10]参见[美]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292。

[11]如〈痴人说梦记〉（1904）、〈新石头记〉（1905）、〈乌托邦游记〉（1906）、〈新纪元〉（1908）、〈电世界〉（1909）等。

[12]如〈宝窟〉（1906）、〈回生术〉（1906）、〈鲸窟寻亲记〉（1909）、〈秘密室〉（1912）、〈灵魂鸟〉（1914）等。

[13]鲁迅：〈随感录·三十三〉，《热风》，《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314。

[14]吴岩在〈直面边缘〉一文中认为，“在梁启超的一极，科幻应该沿着科学上行，到达全新的哲理境界，进而破坏中国旧文化的思想根基，为中国人建立一种新的高瞻远瞩和富有想象力的另类视野。……而在鲁迅的一极，科学应该沿着社会等级下行，尽量被纳入日常生活并渗透到寻常百姓。”——吴岩：〈直面边缘〉，载吴岩著：《科幻文学论纲》（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页5。

[15]鲁迅：〈月界旅行·辩言〉，《译文序跋集》，《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164。

[16][美]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135。

[17]肖建亨：〈试谈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兼论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些争论〉，《科学文艺》，1980年第4期，页65。

[18]叶至善：〈关于《失踪的哥哥》的自白〉，《科普创作》，1983年第3期，页39。

[19]肖建亨：〈试谈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兼论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些争论〉，《科学文艺》，1980年第4期，页63。

[20]五十年代中期，一批苏联科幻小说被译介进中国，受到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如亚历山大·别里亚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Романович Беляев） 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中译本1959）、〈“康爱齐”星〉（中译本1955）、〈水陆两栖人〉（中译本1958）、奥霍特尼科夫（Охотников）的〈探索新世界〉（中译本1955）、齐奥尔科夫斯基（Циолковский）的〈在地球之外〉（中译本1958）等，它们中的太空历险叙事或反特叙事，既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精神，完成了科学普及和思想熔炼双重任务，又以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惊心动魄的敌我斗争，带给读者新鲜刺激的阅读吸引。

[21]郑文光：〈谈谈科学幻想小说〉，《读书月报》，1956年第3期，页21。

[22]赵世洲：〈不能只走一条道〉，中国青年报1980年7月10日，B4版；高士其：〈祝贺《科幻海洋》的诞生〉，《科幻海洋》，1981年第1期，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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