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的进化（下）

刺猬终于知道了：自己已经没有原本的洞穴可以回。

反而一下子将全身的紧绷都松下来。

离港一年多后返回，还以为会格外不适应，或者特别紧张，甚至忘了粤语该怎么说。

竟然不是。

过关的时候，看到通往香港地界的大门口坐着一位海关工作人员。她垂着头，神情有些落寞，制服也无法令她变得英挺。我心里本能地一痛。

历来是在人流的裹挟中走过这道门的，历来见到的是忙着疏通人流的身影，何曾有过这样空荡荡的通关，何尝见过萧索垂头，坐着的海关人员呢？

香港，你还好吗？

去搭的士。排长龙的是两色车辆（分别去往九龙新界和港岛），寥寥的是乘客。

司机是位阿叔，虽然上了年纪，还是奋力将沉重的行李放入后备箱，熟练地以绳索缚紧，并不多话。

我的记忆忽而复苏，在他的形象之上叠加了须发皆白仍在酒楼服务的老先生，弯腰弓背仍在街头拉板车的老太太，行色匆匆就算酷暑也保持西服严整、妆容精致的男男女女……这些人是我看惯了的香港人——香港人的“勤力”是出了名的。

还没到家，已经收到朋友的提醒：“回来香港，除了基本清洁，记得要先清洁空调哈！孩子们的中英数要温习，也别忘了常识哦！”

我们并不时常联络，然而她的提醒句句都在点子上，又直接，又朴素，让我格外感动：原来，我们是被惦记、被关心的人啊！那一刻的幸福感是具体而真切的。

回到我们的家，看到大堂保安惊诧得瞪大的眼睛，粤语的日常问候便脱口而出，是习惯成自然的流畅。

“你们终于舍得回来啦！”“姐姐和弟弟都长高了好多呀！”“狮子，狮子，你还记不记得我呀？”一年不见，笑容依旧，久别重逢的问候远不止于寒暄：赶忙帮手撑住门，抢着帮忙按电梯——还记得我们是住在16楼……

这几天全方位无死角地彻底清洁整理屋子，也联络维修人员，也去超市购买必要物资，也出去吃饭。

说实话，对粤语的辨识度退化了不少，听到一句话之后的反应速度也不如前，有时要请别人再说一次才懂。但是很奇怪，紧张的感觉消失了，“不敢开口”和“不敢问”的情况不再有。

不知道是从哪一刻开始，我福至心灵，意识到：我说粤语，是因为喜欢多掌握一种语言，多深入了解一种文化；我对语言本来就有兴趣，说粤语并非被逼迫，而是自主选择。我说得不够好，这没什么羞愧的；我会说得越来越好，这是可以肯定的。总之，这都是我的事，并没有人随时准备评判我。

昨天豹子非要去看看她的学校。我们路过狮子的幼稚园，向内一望，正好和主任打了个照面。

虽然彼此都戴着口罩（现阶段，香港人戴口罩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出门如果没戴口罩，几乎和没穿衣服是同样效果），主任还是大力挥手，又特意开门叫住我们。幼稚园校长也出来见面，几个人聊了一会儿，叙说别后情形，反复说要狮子回来看看。

道别以后，豹子说：“妈妈，你竟然没有忘记粤语啊，你刚才说了好久。”我才意识到刚才的对话完全是未经酝酿与思索的状态，真的就是“聊天”，而不是平素一直令我颇不自然的“用粤语说话”。

和以前一样，我还是会提醒孩子们“小声说话”“坐端正”“靠边，不要挡住别人”“说'谢谢’”“进门后帮后面的人撑住门”……

在深圳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提醒孩子的。而现在，人在香港，我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孩子们，不再是因为“怕香港人说'大陆人就是……’”，而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

这几年来，香港经历了太多，香港人一定也想过很多。而我在来来回回、兜兜转转之间，同样地看到很多，思考很多。

在新疆，我被维吾尔族小伙子很凶地对待；维吾尔族舞者舞姿娴熟优美，眼睛里却是结冰的冷漠。

同样是在新疆，我的朋友志红是一位支教者，她被许多维吾尔族人友好而热情地对待。

在香港，和香港人的相处，也是一样；在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被一些人厚爱，因另一些人感到委屈或愤怒——这不是“香港人”与“大陆人”的分野，而是人性当中的天然成分所致。

就连小孩子，也“一日天使一日魔鬼”呢；就连我自己，也喜怒无常呢。

我想：现在的我如果在超市里遭人误解，被人议论说“大陆人就是喜欢插队”，或许已经可以用更温和的方式解释给她听，而不会自己动怒，并长久无法忘记了吧。

刺猬的尖刺并不能真的保护自己。我却能身在香港时，认真勤力做好“香港人”，领受、感激并继续传递善意。

刺猬是胆小的动物，而我不再是刺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