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这个日子很特殊：昭和天皇下昭称之为“终战”；中国的态度很鲜明：投降就是投降，且按《波茨坦宣言》，是无条件！
为了这一天，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0亿美元；为了这一天，数百万将士殒命于铁马冰，更有众多普通百姓，心系家国，卓越奉献。
本文中我曾采访的人物，今天已全部作古。我只能用文字，致敬他们的那个秋天。
深秋，我陪一位九旬老人走进宜昌大公桥码头。
正是夕阳西下时，滚滚长江一片金红，静静流。
老人眯缝着眼睛沉默半晌，突然深情地吊了一嗓子：“那不是江水，那是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啊！”
他的中气虽显不足，但吐词还算清楚。
他唱的是京剧《单刀会》。
老人叫李铁山，汉阳人，1935年进民生轮船公司当练习生，参加了举世震惊的1938年宜昌大抢运，“当时我只是个理货员，但在那场大抢运中，我们中国，我们民生公司，英雄何止成百上千！”
他们算英雄吗？
毕竟，1938年的宜昌大抢运至今仍有许多悬念。
为追寻细节，我沿川江辗转东下，基本事实却早已写进正史：1938年秋，民生公司用仅有的22艘轮船和征用的860条木船，冒着日机轰炸，用40天时间，将堆积在宜昌的9万吨工业物资和3万多难民抢运入川。
亲历这一壮举的著名学者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敦刻尔克是1940年5月，在德军闪电战攻击下，英法联军33万人冒险从法国港口敦刻尔克撤回英国，为二战反攻保留下有生力量。
宜昌大抢运则保住了抗战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此民生公司共牺牲船员116人！
史实虽精准，但那年秋天，在宜昌和千里川江上，历史的骨骼还附有怎样的血肉？时年22岁的民生公司文员陈代六，当时刚到万县分公司报到，时逢上海吴淞口被日军封锁，蒋介石下令长江流域的外国人全部撤退。但命令下达后，满载法国传教士、医生和商人的轮船，却在万县码头滞留了。于是双方邀约在万县举行了一场友谊赛，比赛结果，万县联队以7：1大胜法国人，“我一人就进了6球！”。陈代六说。时年20岁的肖怀柱，任职民生宜昌分公司船舶课，“记得大抢运前的许多个周末，我们一帮年轻人跟着分公司经理童少生，骑自行车到三斗坪、老龙洞等地游玩，日子闲适而平静，战争似乎在遥远的天边。”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日子里，前方天天有中国军人在流血牺牲，特别是1938年10月，日军切断粤汉铁路，武汉危在旦夕后，“情况骤然紧张了！”“我是10月8日中秋节那天到的宜昌，一下码头，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不大的宜昌城，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战时物资撑得爆满！”李铁山说，大量机器设备从大公桥码头一直堆到江边，“民生的轮船根本无法靠岸，上下客货必须借助小筏子。”峡口之城宜昌，素为川鄂咽喉，自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后，宜昌开埠通商，成为长江入川航线上的唯一转运港。其时，川江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过来的1500吨以上大船，必须在宜昌转船换载。武汉沦陷后，撤退达到高峰，滚滚人流中还有数千名从华北、华东战区抢救出来的孤儿难童，也在宜昌候船入川。有幸先期挤上轮船的作家老舍如此形容当时情景：“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下都有几十个难童。”尽管江中汽笛声从清晨响到深夜，但有限的船只，怎么也撵不过战争的脚步！更严峻的是，自10月下旬起，长江上游仅剩40天左右的中水位，此后将进入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启运。换言之，9万吨货物和3万难民必须在40天内运完，否则都将成为日军战利品！船舶课的肖怀柱换算过，当时民生能走川江的22艘轮船，按每艘运量200~600吨计算，全部运至重庆要整整一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来一个神仙！”
10月23日下午，刚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飞抵宜昌，眼前混乱而危急的形势，让他果断下令，“停止一切交涉，马上抢运！”
卢作孚，重庆合川人，1893年生于贫寒之家，17岁入同盟会，23岁在成都《群报》当记者，26岁任《川报》总编，1925年弃文从商，创办民生公司，1935年在竞争中击败美英日等轮船公司，拥有川江航运业务的61%。
1938年任职交通部次长伊始，他即担任宜昌大抢运总指挥。
他能成为人们期待的“神仙”吗？
民生的老人们告诉我，“卢先生不是神仙，但他首创的三段式航行，在大抢运中起到了神奇至胜的作用！”
早在1937年初，卢作孚就集中了公司的优秀船长、引水、水手等，对“三段式航行”进行试验。
所谓“三段式”，即将川江分为三段：由重庆到万县为上段，万县到秭归庙河为中段，庙河到宜昌为下段。
每一段均“因船制宜”，譬如上段由民来、民苏等6艘吃水浅的轮船承担，发动机功率为500至800马力，吃水1.8米至2米；
中段由民生、民康、民铎等轮船轮承担，功率为1100至2000马力，“因为这一段水深流急，马力必须大！”
下段由民福、民治等轮船承担，其功率为600至1000马力，吃水1.5至1.8米。
“三段式”的最大特点是加快了运速，免除了货物转移中的大量耗损。
1938年10月24日清晨，也就是卢作孚抵达宜昌的第二天，第一批客货混装轮船满载启航，“记得最先上船的乘客是几百名难童，孩子们扒在栏杆边大声唱歌，挥着小手向卢先生告别，卢先生和我们都哭了......”肖怀柱说。从这一天到12月上旬，卢作孚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860余条。由于川江不能夜航，卢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每一个晚上，不管天晴下雨，码头上都灯火通明，起重设备、搬运工、调度员都忙碌着，卢先生也一直在现场巡查，镇定指挥。”为加快抢运速度，卢作孚还对客运舱实行“坐票制”，将所有舱位一律改为坐票，这就至少增加了一倍以上运量。每天早上，宜昌港总有六七条轮船开出，下午总有七八条轮船返回，“轮船还没抵达码头，舱口盖子和窗门早已打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轮船刚抛锚，驳船便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汽笛不断地鸣叫，配合成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第二次声明，宣称要彻底消灭国民政府。日军加紧了对湖北的进攻，宜昌遭到疯狂轰炸，千里川江上每天都有民生船队耗损的消息传来。陈代六告诉我，他所在的万县分公司有职员10多人，一听到汽笛响，办公室立马空了，“大家跑步赶往现场调度协调。从宜昌上来的船靠趸船后，人上岸，货转驳；从重庆下来的船马上靠上去接应，整个流程丝丝入扣。”李铁山至今记得发生在重庆玄坛庙码头的一件事：“有一天，我随民权轮满载器材靠拢趸船，工人用吊杆卸货，刚卸一半，突然咔嚓一声，吊杆断了！一台重两三吨的主机扑通掉进水里，押货员见状大叫：这可是巩县兵工厂的命根子呀，怎么得了！”巩县兵工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枪弹厂之一，它的主机岂敢丢失？大冬天，十几个工人脱光衣服跳进水里，几分钟后，摸到了机器，但太重，工人再次钻入水中拴好钢绳，好容易才将主机弄上岸。这期间，征用的860条木船和七八千名纤夫也在加紧运输。纤夫们在川江上，完全是用肉体和江水搏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曾登上木船，将纤夫的照片发回美国后，全世界才得知：在中国最危急的关头，这个民族在用肉体与钢铁搏斗，“她将不可战胜！”舍生取义的故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民俗轮行至巫山青狮洞时，3架日机穷追不舍，船身中弹，船上运载的机器、几十名船员和几百伤兵顷刻沉入江底，仅6人生还；民生公司为宜昌大抢运付出惨重代价——公司共计损失轮船16艘，116名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
▲纤夫：筚路蓝缕入川路。白修德通过时代周刊告知世界：这个民族不可战胜！
为有牺牲多壮志！
这样的牺牲换来了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株洲炮厂、广东浥江炮厂、南昌飞机厂、申新钢厂、新民机器厂、大成纺织厂、武汉纱厂等400余家工厂的胜利入川！
这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重庆等地建起新工业区，构建起战时中国的工业命脉，生产出大批枪炮，为前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这一切，首功在宜昌大抢运，在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
12月上旬，宜昌城空了。卢作孚拖着疲惫的身子在码头上转了一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是随卢先生最后撤离的民生职员。”肖怀柱说，“当我们登船西上时，鬼子前锋已冲到离城仅45公里的凉风垭。码头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喧嚣，整座城市出奇的安静，直是太静了！我们拉响汽笛，久久地拉响，向宜昌作最后的告别......”“这难道，不是20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吗？”风烛残年的李铁山，用我意想不到的洪亮声音问：“这样的大气魄，在中外古今的大河航运史上，能找到第二个吗？”
▲宜昌码头上的1938年大撤退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