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最理想的生活,也是最现实的生活

中国的儒家,并不注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理想的生活。求理想生活,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学精神所在。

理想生活是怎样?《中庸》说 ' 极高明而道中庸 ',正可借为理想生活之说明。儒家哲学所求之理想生活,是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而又即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是极高明之意;而即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乃是中庸之道。所以这种理想生活,对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 ' 不即不离 ',用现代的话说,最理想的生活,亦是最现实的生活。

理想和现实本来是相对立的。超越日常生活,和即在一般人日常生活之中,也是对立的。在中国旧时哲学中,有动静的对立,内外的对立,本末的对立,出世入世的对立,体用的对立。这些对立,简言之,就是高明与中庸的对立。儒家所要求的理想生活,即在统一这种对立。' 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间的 ' 而 ' 字,正是统一的表示。但如何使极高明和中庸统一起来,是中国哲学自古至今所要解决的问题。此问题得到解决,便是中国哲学的贡献。

' 极高明而道中庸 ',所谓 ' 极高明 ' 是就人的境界说,' 道中庸 ' 是就人的行为说。境界是什么?这里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何在?孟子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不同者只一点点。照生物学讲,人也是动物之一。人要饮食,禽兽也要饮食;人要睡觉,禽兽也要睡觉,并无不同之处。有人以为人是有社会组织的,禽兽没有,这是人兽分别所在。可是仔细一想,并不尽然。人固有社会组织,而蜜蜂、蚂蚁也是有组织的,也许比人的组织还要严密。所以有无组织,也不是人兽不同之点。然而人与禽兽所异之几希何在?

照我的意思,是在有觉解与否。禽兽和人同样有活动,而禽兽并不了解其活动的作用,毫无自觉。人不然,人能了解其活动的作用,并有自觉。再明显一点说:狗要吃饭,人也要吃饭,但是狗吃饭未必了解其作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无非看见有东西去吃。人不同,能了解吃饭的作用,也能自觉其需要。又如蚂蚁也能出兵打仗,可是蚂蚁不明白打仗之所以然,它之所以出兵打仗者,不过出于本能罢了。而人不然,出兵打仗,能知道其作用,有了解也有自觉。这是人与禽兽不同之点。

自觉和了解,简言可称之为觉解。人有了觉解,就显出与禽兽之不同。事物对于人才有了意义。觉解有高低之分,故意义亦有多少之别。意义生于觉解,举例以明之:比如现在这里演讲,禽兽听了,便不知所以,演讲于它毫无意义。未受教育的人听了,虽然他了解比禽兽为多,知道有人在演讲,但也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演讲于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假使受过教育的人听了,知道是演讲哲学,就由了解生出了意义。又以各人所受教育有不同,其觉解也有分别,如两人玩山,学地质者,必鉴别此山是火成岩抑水成岩;学历史者,必注意其有无古迹名胜了,两人同玩一山,因觉解不同,其所生意义也就两样了。

宇宙和人生,有不同的觉解者,其所觉解之宇宙则一也;因人的觉解不同,意义亦各有异。这种不同的意义,构成了各人的境界。所以每人的境界也是不相同的。这种说法,是介乎常识与佛法之间。佛家说:各人都有自己的世界,' 如众灯明,各循似一 '。一室之中有很多的灯,各有其所发的光,不过因其各居于室中,所以似乎只有一个光。但以常识言,此世界似无什么分别,各个人都在一个世界的。各人的境界虽然不同,但也可以分为四类:

一、自然境界。自然境界在其中的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的,所谓 ' 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 ',并不了解其意义与目的,无非凭他的天资,认为要这样做,就这样做了。如入经济系的学生,他是认为对经济有兴趣,岂不知道读了经济有什么好处,这是由于顺才。再如入经济系的学生,亦有因为入经济系人多即加入的,原无兴趣关系,更不明白益处所在,看见大家也去了,这是由于顺习。《诗经》的诗是当时的民间歌谣,作者未必知其价值如何,只凭其天才而为之,也是由于顺才。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不知作息之所以,也是由于顺习。他如天真烂漫的小孩,一无所知,亦属自然境界。高度工业化的人,只知道到时上工退工,拿薪水,也可以说是自然境界的。自然境界的人,所做的事,价值也有高低。而他对于价值,并不了解,顺其天资与习惯,浑浑噩噩为之而已!

二、功利境界。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图谋功利的人,对于行为和目的,非常清楚,他的行为、他的目的都是为利,利之所在,尽力为之,和自然境界的人绝然不同,其行为如为增加自己的财产,或是提高个人的地位,皆是为利。为利的人都属功利境界。

三、道德境界。道德境界在其中的人,其行为是为义的。义利之辨,为中国哲学家重要之论。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说:' 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这个分际,也就是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区别。有人对于义利的分别,每有误解,以为行义者不能讲利,讲利的不能行义。如修铁路、办工厂都是为利,儒家必以为这种事都是不义的。有人以为孔孟之道,亦有矛盾之处,孔子既说 '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则孔子就不应该讲利。但是 ' 子适衡,冉由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这不是讲利么?孟子见了梁惠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足见孟子是重仁义的,但是他贡献梁惠王的经济计划却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都是讲利的,和仁义是否有矛盾呢?不过要知道,利有公私之别,如果为的是私利,自然于仁义有背,要是为的是公利,此利也就是义了。不但与义不相背,并且是相成的。程伊川亦说:义与利的分别,也就是公与私的不同。然则梁惠王所问何以利吾国,这似乎是公利,为什么孟子对曰,何必曰利。殊不知梁惠王之视国,如一般人之视家然,利国即利他自己。这就不是公利了。总之,为己求利的行为,是功利境界。为人求利的行为,是道德境界。

一个人为什么要行义,照儒家说,并没有为什么,如有目的,那就是功利境界了。据儒家说,这种境界里的人,了解人之所以为人,认识人之上还有 ' 全 ' ——社会之全。人不过 ' 全 ' 之一部分,去实行对于 ' 全 ' 之义务,所以要行义。这事要附带说明全体和部分的先后,二者究竟孰先孰后,论者不一。以常识言:自然部分在先,有部分,才有全体。像房子,当然要先有梁柱,架起来才能成为房子。梁柱是部分的,房子是全体的,部分在先,似乎很明显。然而细细研究,并不尽然,假使没有房子,梁也不成其为梁,柱也不成其为柱,只是一个大木材而已。梁之所以为梁,柱之所以为柱,是由于有了房子而显出来的。这样讲来,可以说有全体才有部分,则全体在先,亦不为无理。孔孟亦说人不能离开人伦,意亦全体在先。亚里士多德说:' 人是政治动物。' 其意是:人必须在政治社会组织中,始能实现人之所以为人,否则不能成为人,无异一堆肉,俗谚所谓行尸走肉而已。正像桌子的腿,离了桌子,不能成为桌腿,不过一个棍子而已。所以个人应该对社会有所贡献,替社会服务。但也有人说:个人和社会是对立的,社会是压迫个人自由的。可是在道德的观点来看,便是错误。如果认为社会压迫个人,主张要把人从社会中解放出来的话,无异说梁为房子所压迫,应予解放;但是解放之后,梁即失了作用,不成其为梁了。

四、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在其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天即宇宙,要知道,哲学所说的宇宙和科学所说的宇宙是不同的。科学的宇宙,是物质结构;哲学的宇宙,是 ' 全 ' 的意思。一切东西都包括在内,亦可称之为大全。在这种 ' 全 ' 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不能说我要离开宇宙,也不能问宇宙以外有什么东西,因为这个宇宙是无所不包的。天地境界的人,了解有大全,其一切行为,都是为天地服务;照中国旧时说,在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在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在功利自然境界的人,那就是我们这一群了。

境界有高低,即以觉解的多寡为标准。自然境界的人,其觉解比功利境界的人为少。道德境界的人的觉解,又比天地境界的人为少。功利境界的人,知道有个人;道德境界的人,知道有社会;天地境界的人,除知道有个人、社会外,还知道有大全。不过他的境界虽高,所做的事,还是和一般人一样。在天地境界的人,都是为天地服务,像《中庸》所说:' 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 并非有呼风唤雨移山倒海之奇能。要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天地之化育。如了解其是天地化育之化育,我们的行动就是赞天地之化育,否则,即为天地所化育了。像禽兽与草木,因为它不了解,所以为天地所化育了。人如没有了解,也是要为天地所化育。圣人固可有特别才能,但也可以做普通人所做的事,因为他有了解,了解很高深,所以所做的事,意义不同,境界也不同。禅宗说:' 担水砍柴,无非妙道。' 如今公务员如果去担水砍柴,意义也就不同。因为他的担水砍柴是为了 ' 抗战 ',并不是为生活。妙道即在日常生活。如欲在日常生活之外另找妙道,那无异骑驴觅驴了。

总而言之,圣贤之所以境界高,并非有奇才异能,即有,亦系另一回事,于境界的高低无干,无非对于一般人的生活有充分的了解。圣人的生活,原也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不过他比一般人对于日常生活的了解为充分。了解有不同,意义也有了分别,因而他的生活超越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所谓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在他的社会地位里所应该做的生活。照旧时说法:就是为臣要尽忠,为子要尽孝。照现代的说法:就是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他应该做的事。圣人也不过做到了这一点。有人这样说:人人每天做些平常的事,世界上没有创作发明了。也有人说:中国之所以创作发明少,由于儒家提倡平常生活,因而进步比西洋差。其实这个批评是错误的。圣人做的事,就是一般人所做的事,但并没有不准他有创作发明,每个人站在岗位上做其应做之事,此岗位如果应该有创作发明,他就应该去创作发明,我们并没有说一个人在岗位上做事不应该创作发明的。

以上所说的四种境界,不是于行为外独立存在的。在不同境界的人,可以有相同的行为,不过行为虽然相同,而行为对于他们的意义,那就大不相同了。境界不能离开行为的,这并不是逃避现实,因为现实里边应该做的,圣人一定去力行,圣人所以为圣人,不是离了行为光讲境界。不然,不但是错误,而且是笑话。比如父母病了,我以为我有道德境界,不去找医生,这不是笑话么?要知道德境界是跟行为来的。没有行为,也就没有境界了。人的境界即在行为之中,这个本来如此,' 极高明而道中庸 ' 者,就是对于本来如此有了充分了解,不是索隐行径,离开了本来,做些奇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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