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论自由》｜翻书党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法国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萨特的同学，但两人成了思想的对手，在过去，阿隆的思想贡献曾被低估。他去世的时候，法国《解放报》说，“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
《论自由》是雷蒙·阿隆196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系列演讲编纂而成，1965年出版。
在阿隆看来，《论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和《资本论》作者马克思都是“社会学”的奠基人，阿隆从两位政治思想家之间的对比入手，讨论了1960年代的主要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即“在一个由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驱动的社会中，自由应该是什么或将会是什么”（导论）
本文是全书我感兴趣的观点摘录，不全面，但我感兴趣。作为个人阅读史的记录，以后争取每周选一本做一次。既是温习，也是自我涵养的记录。化用雷蒙·阿隆在《历史讲演录》中《从德国历史主义到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讲演中说的，这种阅读和摘录，其实就是我们在倾听那些已经不存在的人们或者在遥远地方的人们继续对我们的说话，而诠释就是试图对话。其实这就是灵魂的对话。这里摘录的，就是40多年前，阿隆继续在对我说话，我则在认真倾听并随手记录下了这些。
“永志勿忘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满足于当旁观者！”——雷蒙·阿隆
1， 阿隆说：“同样真实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市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现代社会都想建立符合其理想的秩序，拒绝听任命运的安排。”（序）
2，关于托克维尔的决定论和自由哲学，体现在《论美国的民主》最后几行：
“上帝既没有创造完全独立的人类，也没有创造完全受奴役的人类。的确，上帝在每个人的周围画出一个他不可能越出的命中注定的圈子，但是，人在其广阔的领域中仍然是有力量的和自由的。各个民族也是如此。当代的国家只能在自己的内部造成条件的不平等；不过，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就靠国家自己了。”
阿隆指出，在条件越来越平等的一个社会中，自由能得到维护吗？这是托克维尔的基本问题。而在一个由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驱动的社会中，自由应该是什么或将会是什么，是阿隆演讲要讨论的问题。（导论）
3，在大多数场合，托克维尔用“民主制度”来表示一种社会状态，而不是一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度的对立面是贵族制度。旧制度建立在条件不平等之上，建立在依附于土地的贵族之上。在工业社会，托克维尔认为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
托克维尔对于自由最清晰的定义见于他的《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按照现代概念，即民主概念，而且我敢说按照自由的准确概念，每一个人既然被认为从自然南里得到了处世为人的必备知识，那么他生来就有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仅仅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务上，独立于他人，并向听从自己的命运那样支配自己的命运。”
阿隆指出，这种定义自由是消极的，也是不确定的，不过，托克维尔把政治自由是为最好的价值。不过托克维尔认为，个人自由和思想自由，法律为防止专制而提供的保护，以及公民通过其选出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正是这些自由的总和构成了一般的自由。
“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将永远不断地下降。”（旧制度与大革命）
如果公民已机会主义的方式服从一种不合法的制度，那么他就沦为臣民。此外，正如我们今天所说，他是担心自己的利益的消费者，而不是关心公共事务和对之负有责任的公民。
阿隆认为，在托克维尔看来，是旧制度，而不是现代社会造成了阶级划分，正是由于旧制度的不平等的残余，现代社会中，财富的不平等以阶级的形式出现。在这个意义上，阿隆认为托克维尔已经预感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模棱两可，预感到旧制度的秩序和一切工业社会特有的不平等之间的综合。（托克维尔和马克思）
4，阿隆接着梳理了马克思的思想演变，并提供了一个草图，时间跨度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民主批判”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结合。
“由于普罗米修斯式的高傲，由于相信联合一起的人能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本质上不同于自由主义的精神。在今天，和自由主义的精神一样，甚至超过自由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仍然是铁幕两边的工业社会的灵魂。”
“普罗米修斯式的高傲”“普罗米修斯式的抱负“在本书中常被阿隆用来形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普罗米修斯是拯救者牺牲者的意思，“普罗米修斯式的抱负旨在创造一种新人，而不仅仅旨在创造一个无先例的社会。”（结论）。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曾指出，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是极权主义的根源之一。（托克维尔和马克思）
5，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劳动始终是必然性的领域，在劳动之外，才是自由王国的开始。阿隆认为，如果自由存在于必然性之外，是在保留给个人的选择和独立之外实现的，那么马克思所说的解放可能退变为奴役。
阿隆认为，马克思援引历史决定论不是一种软弱退让的借口，而死作为对一种本义上的造物主意志的解释和掩饰。在社会经济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以便每一个人能在任何时候享有自由和平等，这是第四等级的革命，是法国大革命，即第三等级的革命的继续和实现。
6，而托克维尔，因理性而不是因感情赞成民主制度，有时预感到一种全新的秩序出现，但仍然是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对社会主义抱有强烈敌意。
7，托克维尔明确把对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维护放在第一位，不过，在他看来，自由民主制度也是社会等级制度和经济不平等的最有效保护。
马克思则认为，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一切改革都是无足轻重的，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社会矛盾和工人苦难的最终根源。
他们俩都同样厌恶机会主义，完全忠于他们自己和他们自己的理想。
自由的主要条件，在托克维尔看来是代议制，在马克思看来是经济革命。结果，一个诺曼底贵族最终成为自由民主制度的理论家，而一个莱茵资产阶级分子的儿子最终成为第四等级的预言家。
8，尽管马克思是那个时代中最有学问和最博学的人之一，但对经济学所知不多的托克维尔猜到了将来，依靠自己的明智和直觉。托克维尔因预测未来的社会将是由中产阶级统治的社会而感到心安，这种平静的期待和这种乐观主义的预测使他放弃与当前社会的不公正作斗争。他断言，一个关心福利的社会将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中产阶级的精神地位和经济状况。这样的一个社会因不断地要求和利益冲突产生动荡，但不太可能发生革命。
9，阿隆认为，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最接近1848年的口号和愿望。不过，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反对的不是传统的专制主义，而是声称代表无产者和知识分子、有着光明前景的一种制度。在1956年和1848年一样，知识分子和民众要求“自由”，他们想获得主体权利并获得在选举和多党制基础上的自由——参与，以及民族的和集体的自由。
当唯一的政党维持一个专制制度，禁止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根据自己的天性创作的时候，对形式自由的要求，不管沉默的还是公开的，都重新发现其活力，在某些情况下，重新发现其已经失去的力量。
10 ，今天的西方社会有一个三重的理想：资产阶级公民权，技术效率和每一个人选择其得救道路的权利。没有人应该放弃这三种理想。我们不应该天真地认为，实现这三种理想是轻而易举的。（托克维尔和马克思）
11，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工业社会特有的人际关系取代渗透封建或市民思想的人际关系，随着普遍主义和务实精神取代特殊主义和高雅精神，或随着技术或管理的合理性代替传统、家庭或金钱的权威，代议制竞选程序牢固地扎下根来，对旧秩序的怀念已成往事，正如革命的冲动已不复存在。诸领域的不平等并没有使市民社会的成员遭受奴役，而是能保证公民的权利，因而能保证额外的权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都不再能唤起叫高山低头的信念。（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
12，把自己的真理强加给人民。
13，革命者的希望来自对未来的无知。
14，在所有的制度都以人民主权自居、明确地以民众的福利和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意义上，所有的制度都是民主的，公认的决定性标准是政权的效率，而不是公民的自由。现在国家的功能在于达到某些目的：用目标之力代替法治。人们更多地关心如何加速经济增长，而不是关心如何防止个人自由的丧失或少数人的暴政。（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
15，波兰和匈牙利的造反，为了反对极权国家，形式自由，与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相似，它再一次成为自由的内容，因为它已经被取消很长时间了。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所针对的不是低下的生活水平或特权阶层，而是有组织的谎言和国家的暴政。
根据历史的教训，不是在专制主义最严酷的时期，而是由于缓和以及在缓和期间，暴动产生了。
16，我乐于赞同哈耶克的观点：民主与其说是目的还不如说是手段，尤其是我们的时代，它是最有可能维护自由的一种制度。民主标志着自由主义哲学的逻辑结果。阿隆也指出了自己对哈耶克观点的不同看法。
17，虽然自一个半世纪以来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重大社会事件，但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相对于专制的自由和公共事务的自由，摆脱专制主义的自由和选举执政者的自由，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尽管人们使用不同的表达。（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
18，马克思所说的形式自由，即公民在政治舞台上选择其代表、直接或间接地选择最高权力拥有者的自由。这种自由在西方继续存在，但在苏维埃制度不复存在。
“我把政治自由叫做形式自由，这种自由能保证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能使公民感到，通过他选出的也可能代表其意见，自己能对集体的命运施加影响。”（政治自由和技术社会）
19，如果选举不包含选择的可能性，那么选举就没有任何意义。用唯一的选举名单代替非投票形式的选举，如同用邪恶想美德表示敬意，或者换句话说，用以惟有未来才能证明的一种使命的名义垄断选举的人向民主思想表示敬意。（政治自由和技术社会）
20，西方制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制度，或者我喜欢一学究的方式称之为多元立宪制度，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包含两个基本特征：多个集团的合法存在，它们之间的竞争决定了政府的建立：遵守法规，权力——不管是行政权还是立法权，以及被执行的这些权力本身——的掌握者根据最高的宪法被任命。专制制度虽然取消个人和党派为谋求行政权而进行的精选，或至少取消这种有组织的定期竞选，但仍可能维持社会团体之间的对话和权力行使的合法性。（政治自由和技术社会）
21，自由的独创性概念之一，限制政府权力、维护个人、团体、少数民族的权力，即权力和特权，仍然具有生命力。
美国的自由既表示所有人和每一个人都拥有机会的社会平等，也表示尊重受联邦政府威胁的各州的独立自主，尊重受无所不在的行政部门威胁的个人的独立自主。经济不平等从来不是作为一个目标被提出。美国的左派进行反对过度的经济不平等和托拉斯集团的斗争，但从来不以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方式，把实现普罗米修斯式的抱负的使命交给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
22，美国会经常性地表明，即使在一个高度技术性的社会中，维护政治自由也是可能的，如果武媚娘适当地用开明舆论和议会监督对执政者和行政官员施加的影响来定义政治自由的话。
23，我们应该重提卢梭的论点：“正是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破坏平等，所以立法的力量应该始终倾向于维护平等。”
24，逐步增长的经济已经被承认是一个持久的事实，是西方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特征，大多数知识分子——除了最后一批老顽固不化这——甘心或决心冷漠地看待一个没有哲学和暴力的社会，或寻找一种与现实同时代的概念。
25，即使在民主自由的形式下，工业社会的本质也容易受到政治文化的批评。工业社会的流动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教育的民主化将增加晋升的机会：是的，但在以前，稳定性是常态，社会地位提高的不可能性没有被感知为一种剥夺。今后，工人和农民的子女将感到自己被剥夺了每一个人都享有的一种自由，即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权利。
技术和组织从来没有如此的明显，也从来没有如此的压缩留给大多数雇员的首创精神的范围。
如果实际自由是选择的自由，那么随着市场的丰富，消费者变得越来越自由。是的，但满足仍然滞后于焦急的欲望，由于额外的限制，对增长的担心产生了与所希望的安全不相容的一种流动性。（政治自由和技术社会）
26，在我们你对自由的解释所采用的中性和分析的意义上，自由并不代表最高的价值。为了反对极权主义制度，我们今天仍然啊应该援引古老的智慧：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没有每一个人都能自己做主和自主性是的环境，那么自由就是不可能的。从社会学分析转到哲学思考，那么政治和社会自由首先表现为实现最高价值的一种必然手段。（结论）
27，思想自由和民主程序反对绝对权力和专制，但是，它们也提供，也许首先提供教育人的机会，使人变得理智和高尚。托克维尔十分看重政治自由，因为他憎恨人们所蔑视的服从少数人的那种奴役。强制性的不合法权力使那些既不能摆脱它、也不愿意尊重它的人失去尊严。因此，政治自由使人获得尊严，使人成为非守旧的和非反叛的，但批判性的和负责任的公民。（结论）
28，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称能造就适应他们所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但他们通常忘记西方人也想早就某种人——不是新人，因为西方人不相信人的本性能发生内在的改变，而是使制度具有生命力和变得美好的一种人——对于他遵守其法律和揭示其缺陷的社会来说，他是自由的。他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如有必要，他就能要求和获得探索真理和灵魂得救的权利。（结论）
阿隆的结论最后这段话，可以比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看，中国这句话，至今仍在被津津乐道。
29，如果我们排除自由的哲学意义或形而上学意义，那么通过分析，自由可以用我们一个人享有的行动自主的保证来定义：我们每一个人能做或不做这件事或那件事，假如其他人不能阻止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迫使我们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总之，个人自由，属于这个定义。（后记，1976）
30，积极或消极的强制不是由国家或法律，也不是由指定的人实施的，而是由看不见的、无所不在的怪物实施的，人们把这个怪物称为舆论或社会环境。
做与不做的无自由通常不是被归因于法律，而是被归因于某些偏见，更一般地说，被归因于某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认同的道德信念体系。（后记，1976）
31，法律赋予权利是不够的，还需要个人拥有履行权利的能力。今天我会把这个论点的反对意见放在首位。无禁止的自由越是导致平等，能力自由就越是排斥自由。（后记，1976）
32， 自由主义坚持我在本书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批判，致力于保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每一个人都享有基本权利。它不赞同根据能力或资格的自由的唯一定义，因为这个定义使人们等同地看待自由和平等。自由主义把经营的自由列入基本自由，因为社会的进步需要依靠首创精神和革新精神，因为能开辟新道路和冒风险的人是少数。
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实现它所追求的平等，但取消了我们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社会主义社会给我们的启示是：人都有受到尊重的权利；遗传和社会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有成为杰出人物或第一流人物的相同能力。空谈理论的平等主义徒劳地致力于限制生物的和社会的天赋，它不能通向平等，只能通向暴政。（后记，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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