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默默埋首的隐蔽战线功臣，新中国电子通信的先行者，巨擘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这是著名民族英雄戚继光的诗句，而用此篇来形容一位新中国科学大家，同时又是在抗战伊始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老人是最合适的。在1999年的9月，作为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代表，原四机部副部长，“电信大王”王士光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为捍卫新中国的安全始终默默的奋斗在科研第一线。

王士光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国家遭受欺凌的岁月里，他已经是一名潜伏在天津的出色的隐蔽战线电台情报人员。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

1937年7月30日晚，天津沦陷。沦陷后的天津遭到了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血腥屠杀，接连制造了多起惨案，把天津变成了人间地狱。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下，中共天津隐蔽战线依然坚持运转， 领导和发动天津人民进行顽强斗争。在这片敌人统治严密的沦陷区，天津各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怠工、破坏敌人军工生产等抗日斗争，设法为抗日根据地提供药品、机械、电讯器材等各种军需物资，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

1937年8月，为配合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北方局指示，中共敌后河北省委在天津秘密成立。同年，敌后河北省委为了及时与上级组织保持联络，决定在天津市内建立一个秘密电台。此项任务落实到了时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秘书长兼天津市委书记的姚依林（曾任国务院副总理）身上，他负责筹建并领导电台工作。

无产阶级革命家姚依林

姚依林想到了他的好友，清华大学老同学，刚加入中共不久的王光杰（即王士光）。

王光杰，出身于名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无线电工程毕业，曾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5月，加入中共。综合考虑思想觉悟、专业能力等因素，姚依林决定将王士光“招” 到天津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

王冶昌

其父王治昌是著名的北洋老人，曾经在北洋政府担任高官，一生正直爱国。他敬重和同情中共革命事业，其母董洁如更是曾冒险营救和掩护多名中共隐蔽战线成员。【题外话，多年以后，谁也没有想到其后代中，王士光（王光杰）成为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其女王光美成为了以后新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其子王光复曾是抗战时期的空军英雄，曾担任过台湾国防部空军作战处处长；另一子王光英成为改革开放后，银行业的开拓者】

董洁如女士

王士光从小就喜欢研究无线电设备， 经常用零花钱购买无线电器材，还自己动手组装过电台。因为这个爱好， 他从北京大学数学系转学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无线电工程。为了顺利将他“招”来，姚依林另外派葛琛（建国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去更深入的了解了王士光的个人情况：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结果是满意的“三无”。在组织上向他谈话，需要他从事秘密电台工作，王光杰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份重任。

在沦陷区对居民日益严酷的检查中，考虑一名单身男子租房居住容易引起怀疑，组织决定派王兰芬（隐蔽战线成员，中共党员）假扮王光杰的妻子，掩护并协助王光杰开展电台工作。

王兰芬，1921年出生，父亲是东北军将领王瑞华。时王兰芬正于天津河北女师附中求学，本来组织上已经安排17岁的王兰芬赴抗大学习。但接到了组织派她掩护电台工作的任务，她表示坚决服从安排。

第一次见面， 王士光和王新两个人都有些尴尬。姚依林告诉两位年轻人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搞秘密电台，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稍有疏忽， 就会给自己和党的安全带来巨大损失。同时强调，隐蔽工作的对手除了日本宪特和伪警、特外，还有老对手国民党潜伏人员，因此要时刻注意形象，装扮应符合设定身份，以免引起敌人注意。短暂见面后，两位年轻人就分头置办行头，为奔赴新岗位做好准备。

经过慎重考虑， 姚依林将秘密电台安置在英租界62号路临街一座三层楼房的顶楼（现已拆除，现为和平区沙市道45号，福林里社区居委会所在地）。这座楼房地处多条道路交叉口，交通便利，靠近当时在津的英国兵营。不仅用水用电有保障，还可以借英国兵营频繁的电台信号进行掩护。房东家住一楼，人口不多，不过问政治。二楼有两间大房子和一个晒台，居高临下，可以看清周围发生的一切。这些都是保证秘密电台安全的有利条件。

考虑到王兰芬年龄太小容易引起怀疑，河北省委选派了一位烈属潘老太太扮成王光杰的母亲。潘老太太带来的孩子，则成了王士光的“弟弟”。

“小两口儿”以“丈夫”感染肺结核，不得不分床睡为理由，在“婚房”里摆了两张单人床，电台伪装成收音机。起初使用的美式收发报机噪音太大，王士光偷偷回家拿来了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如此，“四口之家”的中共敌后河北省委的秘密电台开始了隐秘的“红色电波”工作。

王光杰当时化名吴厚和，在天祥市场一家电料行做技师。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而且方便购买所需的电讯器材。王兰芬化名黄惠，负责在“家”操持“家务”，向“丈夫”传送安全信号。王兰芬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在阳台上跳绳。下班回来的王光杰，远远地看到“妻子”在阳台上跳绳，就会明白“家”里安全。他便上前帮忙甩绳圈儿，有时候还会和王新一起跳会儿。除了跳绳，王兰芬在二楼晒台上立起的一根竹竿，也是他们之间约定的安全信号。

王兰芬刚开始对无线电并不熟悉，在王光杰的指导教授下，很快便掌握了全套收发电报技术。收发报一般安排在晚上。王光杰和王兰芬共同收发报，收抄苏联伯力电台的广播，接听来自中央和根据地的消息。姚依林几乎每天都会到这里阅发电报。每当夜幕降临，“夫妇”二人便开始工作。到了三伏天晚上，别人都在屋外挥舞着蒲扇乘凉时，他只能将自己关在不透风的屋子里， 再用绒布把发报机的电键包裹起来，聚精会神地收发报。“嘀嘀哒哒”的收发报声，化作一连串红色电波冲破黑暗夜空。

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和北方局的指示，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在领导城市地下斗争的同时， 迅速将抗日斗争的重点放在敌人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冀东农村。在中共领导下，冀东地区20多个县（包括今蓟州区、宝坻区、宁河区、武清区）的爱国民众投入到抗日武装斗争中。

1938年7月，在八路军四纵的配合下，中共领导的著名的冀东大暴动爆发。冀东各县参加暴动的队伍人数达到20多万，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王光杰的第一个收发报对象就是八路军四纵。这支部队是由八路军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当时的任务是挺进冀东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按照事先约定的呼号和密码，王光杰很快与四纵司令部建立了电讯联系。王光杰的秘台在冀东大暴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毛泽东经常以“天津来电”为代号，将河北省委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及时转发聂荣臻等，并作出相应指示。敌后河北省委的秘台，使中央的指示能够及时传达贯彻，有力地指导了冀津地区的抗日斗争。

而在长期的互相配合工作中，王光杰与王兰芬也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经过组织批准，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夫妻，并且相濡以沫陪伴一生。

结婚时王光杰王兰芬夫妇

1938年9月，遵照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精神，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在天津成立，负责领导北平、天津、唐山三个城市和北宁铁路沿线中共工作。秘密电台也改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

1939年5月，为了保证电台安全，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将秘密电台迁往英租界康伯兰道福寿别墅4号院。

1939年8月，日伪势力渗入英租界，形势日益严峻，组织决定停止电台工作。 王光杰，王兰芬夫妇被调往平西抗日根据地接受新的任务。

这对在隐蔽战线上工作优异的夫妇在根据地，分别更名为王士光和王新。

1940年春天，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他们各自随着部队转移，就此失去了联系。不久，甚至传来了王新牺牲的消息。

更名为王士光的王光杰一直从事电子通信工作，在战争年代和以后的新中国建设高潮中，对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同事们的眼中，夫妻分别后的王士光变得孤独极了，衣服又脏又破，大小也不合身，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候，他嘴巴干裂成一道道血口子，眼窝也变得深陷。唯一的寄托似乎就是工作。由于表现优异，还获得了由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部和军区政治部联名授予的“特等功臣”奖旗和“人民功臣”银质奖章。

难得还是这位“电信大王”无论从贡献还是各方面的地位来说，都不乏追求者。当时他已经步入中年，据说，当时给他介绍对象的不在少数，一个女同事也向他表白，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考虑”（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夫妇失去联系三年，即可解除婚姻状况）。

王光杰、王兰芬，王更（女儿）全家福

1947年年底，王新才从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得悉了丈夫的模范事迹。历经坎坷，王新从牡丹江出发来找王士光，分别多年的夫妻终于得以重逢。两人见面竟也没有别的话说，沉默了片刻，王士光才激动地说出句话“我可以抽烟吗？”王新向来注重仪表形象，也从来不抽烟的，这时也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也给我一支烟。”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在通信装备和技术人才十分匮乏的情况下， 他将缴获敌人的通信器材改装成我军作战所需的电台等多种通信设备，还亲自授课，为最后的胜利，以及为党和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无线电机务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他奉命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开办的12个电信企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满足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

1963年，他担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组织领导我国第一代原子弹、 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国防重点工程测控设备的研制。

改革开放后，他组织完成了我国导弹、卫星的电子设备、测控系统和高可靠元器件的研制生产。是我国电子通信的先行者、导师，巨擘。更曾是一位出生入死的“潜伏者”，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