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末鄱阳贼叛乱的原因
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开篇依然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护。前文梳理了汉末三国时期鄱阳的几次动乱，本篇来试着剖析下鄱阳地区屡屡叛乱的原因。
首先看看鄱阳的地理位置，鄱阳郡是孙权在建安十五年（210年）分割豫章郡新置的，就在豫章郡东部。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新置新都郡，鄱阳郡则在新都郡、会稽郡的西侧。而扬州地区分布着大量山越，他们也被认为是古时越族后裔。
“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资治通鉴》注解
但到了汉末时期，这里不光存在着山越，也掺杂了很多宗贼，这是由众多宗族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势力，即所谓“合宗起贼”。一般由当地豪族兴修坞、堡、壁、垒，不光有军事用途，还能隐匿人口，不再向朝廷缴纳赋税，这种情况在汉末乱世中屡见不鲜。
鄱阳也不例外，早在华歆担任豫章太守时期，就有当地宗帅阻拦华歆派来的长吏，这种举动与叛乱无异。只是宗贼林立，各方势力争斗不休，甚至还要拉拢当地豪杰，比如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拉拢的鄱阳人尤突，朱光担任庐江太守时也暗中联合鄱阳贼帅作为内应。
“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所遣长吏”——《三国志·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
甚至周鲂在诈降的时候还特意找了一些鄱阳当地知名的贼帅，因为他们的名字连魏国都知晓，这才容易骗过曹休。名正言顺的时候叫宗族大姓，刀兵相见的时候就是宗贼了，本来吴国与当地豪族之间就存在着利益冲突，争来争去，核心要素还是在于人口，朝廷需要将这些人口纳入户籍，要求他们缴纳赋税。
“又得恶民以供赋役”——《三国志·吕岱传》
吴国名将大多有征讨山越的经历，战后处理往往伴随着“强者为兵，羸者补户”，身体健壮者就充入军中，身体羸弱者就纳入户籍。鉴于鄱阳人劣迹斑斑，他们吴国早就被认定为“宿恶民”了，中郎将周祗试图在鄱阳郡募兵时，陆逊就指出这里的百姓“易动难安”，很容易摇身一变成为贼寇。
“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与召，恐致贼寇。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三国志·陆逊传》
检索了一遍《三国志》与《后汉书》，就没有一个鄱阳人在仕途方面留下记载，但《晋书》还是有些记载的，鄱阳人陶侃之父陶丹曾在吴国担任扬武将军，只能说鄱阳人在三国时期出名的都是那些宗帅首领。甚至陶侃还被温峤嘲讽过“溪狗”。
不过鄱阳人也不是一直负阻不宾，他们曾在黄武元年（222年）配合发现了祥瑞“黄龙”。在周鲂试图诈降时，鄱阳宗帅们配合他引诱了魏国大司马曹休。虽然地方大族盘根错节，也有着较为强劲的实力，但终究阻挡不了吴国开发江南的脚步。
“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谲挑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三国志·周鲂传》
如有疏漏，还望指正。
杜预诗词：预：诗词中我的形象还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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