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写下一封信，去世24年后被公开，揭开尘封60年的往事
读过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的朋友，一定会对封面照片留下深刻印象。照片中，一位英姿飒爽的红军战士高举右手，吹响了一支长长的军号，尽管照片不会发出声音，人们却似乎能听到一阵嘹亮的军号声。
这幅照片的名字叫“抗战之声”，最早与中国人民见面就是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的《西行漫记》采用这幅照片作封面，完美契合了书的主题和斯诺所要表达的思想——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就如同照片中的“号手”一样年轻、奋发、气宇轩昂，他吹响了胜利的军号，象征着中国人民的顽强不屈、奋起抗争的形象。
多少年来，人们被红军长征的故事深深打动，这幅照片也在人们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数十年间，斯诺拍摄的很多照片被一一公布于众，镜头中的很多当事人先后撰文讲述那些经典照片拍摄的经过以及照片背后的故事，唯有这张照片的当事人从未出来发声，以致于这张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照片，始终静静地保持着沉默。
那位“号手”究竟是谁？后来究竟怎么样了？照片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一系列问题一直困惑着所有人，成为萦绕在读者心头的不解之谜。有人猜测说他后来可能牺牲了，有人猜测说他就是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或许连他自己都没看过照片……
抗战之声
其实，照片中的当事人、那位年轻的“号手”一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也始终知道自己就是照片中的那个“号手”，但他始终隐藏着这个秘密，直到1972年5月，他才将这个隐藏了36年的秘密——“抗战之声”背后的故事写成一封信交给自己的夫人。
“号手”去世后，家人遵守他的遗嘱，也没有将此事公布于世。一直到199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他的子女才将父亲写下的信件捐献给江西兴国革命纪念馆收藏，并被中央电视台发现之后公布于众，人们才知道这名“号手”竟是开国少将谢立全！
此时，距离谢立全将军去世已经48年，距离照片拍摄也已经整整60年，这段隐藏了60年的往事终被公布于众，谢立全将军与斯诺和《西行漫记》的这段情缘也终于大白天下。
要搞明白这段尘封60年的往事，还要从埃德加·斯诺开始讲起。
1905年，埃德加·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个贫苦家庭，后来，斯诺的父亲开了一家小型印刷厂，他希望斯诺长大后子承父业，继续搞印刷，但斯诺却迷上了新闻行业，他报考了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毕业后在《密勒氏评论报》工作。
《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记者托马斯·密勒、约翰·鲍威尔于1917年在上海创办的，托马斯·密勒曾作为记者长期居住在中国，对中国和远东地区十分熟悉，他招徕了很多西方新闻记者来中国采访，让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
年轻时的埃德加·斯诺
托马斯·密勒、约翰·鲍威尔都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埃德加·斯诺是他们的学弟。1928年大学毕业后，斯诺应聘成为《密勒氏评论报》的主力主编，他不顾父母反对，远涉重洋，来到遥远的中国，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斯诺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充满了好奇，来到中国后，为了采集新闻，也为了更好的认识这个国家，斯诺的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各主要城市进行采访报道，结识了美国著名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以及宋庆龄、鲁迅两位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
采访过程中，斯诺认识了很多官方的大人物，也接触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他逐渐知道：除了国民党，中国还有一个共产党；除了国民革命军，中国还有一支工农革命军，又称红军；除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也在抗日。
但在西方和国民党官方的新闻报道中，完全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正面宣传，他们被称为“穷鬼”“赤匪”，与史沫特莱、宋庆龄、鲁迅描述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完全不是一个模样。
斯诺是一名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他不相信国民党的宣传，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底是什么模样。1936年6月，斯诺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国民党的重重阻挠，终于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到达红色区域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斯诺在陕北住了4个月左右。4个月的时间里，斯诺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与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对话，并在陕甘宁地区进行了广泛采访。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合影
正是在这段采访期间，斯诺遇到谢立全，拍下了名为“抗战之声”的经典照片。
1917年，谢立全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樟木乡源坑村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饱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他早早萌生了反抗意识，立志参军革命，报效祖国。1929年，年仅13岁的谢立全在家乡参加了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立全是一名少年英雄，他年纪轻轻便担任了连政治指导员、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全部五次反“围剿”，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他身患痢疾，身体极度虚弱，连马都骑不了，但他仍以坚强的意志，克服困难，跟随部队到达陕北。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等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军仍不甘失败，胡宗南部的两个师一路追到三城堡，为了甩掉这个讨厌的尾巴，我军决心集中兵力歼灭这部敌人，承担阻击任务的便是谢立全所在的红一军团。
战斗中，19岁的谢立全率一、三连突然袭击敌第7团，他作战勇敢，带头冲锋，战斗十分顺利，很快便配合其他部队全歼了敌人，谢立全所部俘获了敌军300多匹战马和大量棉衣等物资。战后，罗荣桓决定将所有马匹上交组建骑兵团，同时奖励给谢立全一套新军服。
就在这个时候，斯诺来到了宁夏预旺堡。
斯诺在陕北采访
一个晴朗的早晨，谢立全带着教导营的战士们在户外训练，猎猎翻飞的军旗下，他们有的在练习刺刀拼杀，有的练习军号，有的唱起了军歌，而谢立全则穿着一副崭新合身的军装，拿着一支军号，给小战士们示范吹号。
这副场景被斯诺看到，立即来了兴趣，端起照相机，准备拍下这难得的宝贵镜头。为了更好的拍摄效果，斯诺拉着拉谢立全站到预旺堡城墙上，让他端正站立，摆出一个标准站姿，举起军号做出吹号的姿势，然后摁下快门， 拍下了这一经典的瞬间。
1936年10月，斯诺结束了对陕北访谈，途径西安返回北平，接下来，斯诺撰写了很多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红军为主题的新闻报道，经英美各大报刊发布后轰动一时。
1937年，斯诺将上述新闻报道和在陕北采访的所见所闻所得结集，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在伦敦出版。1938年2月，该书中译本在上海问世，鉴于当时的形势，更名为《西行漫记》。毛主席说“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斯诺最大的贡献便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对扩大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重新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在设计封面时，斯诺本人拍摄的“抗战之声”被用作封面和书中的首幅照片。从此以后，那位英姿飒爽的“号手”走进了公众视野，称为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的象征，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红星照耀中国》的部分图片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不止一次地提到号兵们，比如在《同红军在一起》一章中他描绘道：“在预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在《战争与和平》一章中，他写道：“一天早上，登上预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我就遇见一队号手……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
但是，这位“号手”究竟是谁？叫什么名字？担任什么职务？没有人知道，就连斯诺也没有记录，不论是在照片上，还是在书中，斯诺都没有给出过确切的答案。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根据斯诺在书中的描述，对“号手”的真实身份进行了大胆猜测、大量找寻，但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找到答案，毕竟时间已久，而在照片拍摄当时没有刻意记录相关情况，除非照片中的主角亲自出来，否则人海茫茫，确实是很难找寻。
其实，谢立全早就听过一些战友说这张照片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的情况，也知道人们在寻找照片中的“号手”，他心里也知道照片的主角就是自己，但他从没有主动去寻找这张照片，更没有主动对人提起过。偶尔有人问起，他也只是主动避开话题，从不声张。
在谢立全看来，这只是一张照片而已，自己只是适逢其会，成了照片中的主角，这一切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也没有必要向世人说明。这个秘密，谢立全一个人保守了36年。
西行漫记
1972年2月，斯诺与世长辞，毛主席亲自致电吊唁。为了表示中国人民对这位老朋友的深切悼念，同年5月出版的《人民画报》用四个整页的篇幅登载了毛主席的唁电、斯诺的生平，以及斯诺1936年在延安拍摄的部分照片，那幅经典的“抗战之声”就在其中。
巧合的是，时任海军指挥学院院长的谢立全正在北京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议。看到这期《人民画报》后，那段难忘的战斗岁月又涌上将军心头，当时谢立全正在给夫人苏凝写信，想起这段往事，他心潮澎湃，提笔向夫人讲述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我在京西宾馆买了5月份《人民画报》，那个吹'抗战之声’（的人）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回忆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营长何德全，现退休安家落户于湖南长沙）。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干部，把我拉去照相的。”
这个时候的谢立全，为何没有再向家人隐瞒这个秘密？主要是因为他已经罹患癌症多年，觉得去日无多，有必要向家人讲述这段尘封的历史故事了，他还托人找到这张照片的底片，重新冲洗了5张送给孩子们留作纪念。
1973年10月，谢立全在北京逝世。
将军去世后，按理说可以将这段隐藏的珍贵历史公布于世了，但在1972年5月留下的那封信中，谢立全将军曾在信件末尾写道：
“事是偶然来的……这张相片的登载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要跌跤子的。”
当时正逢特殊时期，谢立全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何况他一向谦虚谨慎，低调做人，即便放在平时，他也绝不会向任何人提起，更何况是在特殊时期？如果不是这次偶然看到《人民画报》刊登的照片，这段历史或许会永远被尘封下去，只有谢立全一人知晓。
想到这里，苏凝决定尊重谢立全将军的意愿，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一藏就是24年。
199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筹拍一部专题片。为了提高拍摄效果，摄制组决定重走长征路，当途径江西兴国时，摄制组成员在县烈士纪念馆偶然发现了这幅名叫“抗日之声”的照片。
谢立全少将（前排右一）
看到这张照片，大家感到亲切又熟悉，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浮现起那个问题：这名“号手”到底是谁？这张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当详细看过旁边一封1972年5月谢立全将军写给夫人苏凝的信后，摄制组成员恍然大悟，惊呼道：原来这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号手”，就是开国少将谢立全！
摄制组成员们这一发现激动不已，决心在专题片中披露这段不为人知的史实，他们通过海军政治部辗转联系到了时任谢立全将军的儿子、时任海军指挥学院副教务长的谢小林大校。一开始，谢小林也表示如果只是历史研究他不反对，但不宜公开对社会披露，记者反复劝说应该对历史负责，不应让这段史实湮没无闻，谢小林才答应了。
1996年8月，一篇名叫《无价的财富》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发表，首次公开披露了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人物故事，人们终于知道了这名“号手”就是开国少将谢立全，这段尘封60年的往事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在军内外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
《红星照耀中国》
除了解这段尘封60年的历史外，人们更为谢立全将军的高风亮节而感动。
谢立全将军戎马一生，革命一生，战斗一生，值得大书特书。战争年代，他曾任华东野战军六纵队十六师政委、三十军政委；和平时期，他曾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海军学院院长，被授予少将军衔。
然而，谢立全将军始终保持着谦逊谨慎的作风，从不居功自傲，他总是襟怀坦荡，勤奋工作，严格自律，老家有一位亲人写信给他要公款“接济”盖房子，将军回信批评一通说：
“盖房子要靠自力更生，勤俭治家，量力而行，绝不能因此而加重国家负担。你们不要以为我做了大官，就可以随便伸手要钱。我个人一时拿不出这么多。你们不要在生活上同别人比排场，要和别人比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
“抗战之声”雕像
如今，谢立全将军离开人世已经48年了，他的英武挺拔的形象早已随着《红星照耀中国》一再发行流传神州大地，畅销寰宇全球，谢立全将军的英姿必将与《红星照耀中国》永远同在，他淡泊名利、谦虚谨慎的高尚情操更会长存人间，引起我们无尽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