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打箭炉的锅庄（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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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箭炉是进藏通道，“内陆兵丁赴藏驻防，经行该地，番民等递运粮石，供应承办，虽按数给发脚价，不使扰累，而伊等效力奔走，于一切差使并无迟误,勤劳恭顺，甚属可嘉！应厚加恩赏，以示奖励。”

是的，每当朝廷要明正土司所办之事，他总是尽心尽力去办：

＊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１７１５年），皇上命定西将军噶尔弼率满汉官兵赴藏平准噶尔之乱，明正土司“急公务之殷勤”,为大军“挽运夫马，供支唯命”。

＊　雍正六年，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康熙四十七年，藏历第十二“饶迥”，土鼠年,即公元１７０８年,出生於今理塘县），因西藏发生内部武装冲突,十一月二十三日起程移往理塘，于第二年二月到达。

＊　雍正七年，朝庭决定在噶达（今属道孚县）建庙迎请达赖居住，并设泰宁协，派五百官兵守护。

在噶达修建惠远寺和支援泰宁协，以及之后在修筑打箭炉城池中，明正土司都日夜辛劳，竭力效命，受到皇上的恩赏。在《清实录. 世宗实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雍正十一年三月戊戌（公元１７３３年４月３０日）“四川各番部中，明正一部最为恭顺，土司、土妇效力尤多，请各赏彩缎十匹，所属头目人等，赏银二千两。”

据传,雍正皇帝还御赐明正土司一匾，上书“武显将军”四个赫赫大字。

同时，皇上还赏了一条裤子，土司将它挂在大门前，凡过往行人见之，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那匾一直高悬在色多衙门的大门之上，直至民国年间一埸大火，才与衙门一起烧毁。

＊　乾隆十年（公元１７４５年）“惯为夹坝（土匪）”的上、下瞻对（今新龙县）番民，竟敢“劫夺沿塘撤站官兵行李（指上年从江卡撤回的台站官兵的行李），勒献赃贼（勒令交还所劫的财物和作案者），抗拒不遵”。他们“在鸦笼江东西夹江而居，各二十余寨。”

对这些敢于抗拒的“夹坝”，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上疏朝庭，请发兵进剿。并提出调汉兵、土兵各四千，“俱由打箭炉出口，向该土酋等近巢驻扎。并派拨该管之明正土司及附近之理塘土司等，于各隘口堵御。……并令杂谷、瓦寺等土司奋力前驱，大军随后进剿。”

看来，乾隆爷对这些“不知法纪”的瞻对娃，也是早就伤透了脑筋的，降旨说“向来瞻对土番肆行不法，扰害地方。雍正八年，用兵征讨，只因办理未妥，草率完结，今又故智复萌，劫掠无忌，不知法纪，是以允督、抚等发兵征剿乃出于不得已，非朕本意也。”并再三强调“倘此番料理不善，或至有损军威，或仍似雍正八年草率完结，复留后患，朕当于庆复、纪山、李质粹是问。”他十分关注这埸战争的进展，特谕军机大臣等“瞻对土番不法，扰害地方，朕不得已允督、抚等所奏，发兵征剿，以惩凶恶。目前所请钱粮已至五十万之多矣。夫用兵贵于神速，始克成功。乃川督办理此事，甚属迟缓。李质粹等奏称，昨差千总前往晓谕，勒献赃贼。彼发兵二百余名，在西纳山下插营阻挡。是我兵遣发太迟，贼人早已闻风豫备，所谓兵贵神速者何在？看此情形，是伊等办理游移拘泥，业已不合机宜，恐将来进剿亦未必悉能尽善，永除后患。尔等可密寄信传谕该督、抚、提臣等，务须尽心筹画，犁庭扫穴，不至复留余蘖，使地方长享安静之福。倘仍如雍正八年之草率完结，复为今日之害，则庆复、纪山、李质粹不得辞其咎也。”从中也可看出，皇上对这次用兵是否能达目的，尤其是对统兵的将领们能否把仗打好，也不无忧虑，放心不下，所以他把丑话说到了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