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一代情种死后，人生寂寞了五百年，连苏轼都为他扼腕叹息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已见颓势的宋帝国送走了一位励精图治，却天不假年的英主——宋哲宗赵煦，迎来了一位除了做官家外样样拿手的宋徽宗赵佶，而这也为日后靖康之耻的爆发埋下了因果。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惯例，曾因新旧党争而在前朝被贬黜的官员们纷纷接到了官职变迁的调令，此时正被贬在雷州，受到当地官员严加约束的大词人秦观也迎来了自己的机会——复命宣德郎，放还横州。
这样的升迁调令对于已经53岁且体弱多病的秦观来说其实已经毫无意义，但作为自己惨淡政治生涯罕见的亮色，秦观还是拖着病入膏肓的身体踏上了归程。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再给秦观大展宏图的机会，而是给了他一个诗文大家该有的体面结局：行至藤州之时，秦观游历光华亭，因口渴而向路人讨水喝，而等路人将水送到他面前的时候，这位几乎一生都在被贬谪的大词人望着那一碗清冽的水，含笑而逝，结束了自己极尽失意的人生。至藤州，出游华光亭，为客道梦中长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宋史·秦观传》
秦观的离去，对于风雨在即的北宋政坛来说称得上毫无波澜，毕竟像他这样的芝麻小官多如草芥；但对于当时的词坛来说，秦观的辞世无异于一场地震，他的恩师苏轼在得知噩耗后心头大恸，说出了那句：“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能让豁达乐天如此的苏轼说出此言，秦观二字就足可以光耀历史了……
时光轮转，五百多年的风雨打过，王朝也从昔日的宋，跨过了元明的纪年，来到了清朝。当大诗人王士祯夜泊高邮时，深夜的他辗转难眠，耳畔尽是缠绵悱恻的雨落于舟蓬而发出的沙沙作响，满怀愁绪的王士祯想起了秦观，那个消散在五百年前的伟大魂灵，于是他发自内心地感慨了一句：“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
无论是五百年前苏轼说的那句：“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还是五百年后王士祯说的这句：“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所有人都在提醒我们，秦观在世时，北宋词坛无人能遮掩他的光芒；秦观辞世后，五百年间也再无一人能承袭他的风韵。提及秦观的时候，我们对他的人物勾勒似乎永远定格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毕竟也只有正当风华绝代的好年纪，才能写出那首《鹊桥仙·纤云弄巧》，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为天下痴情儿女，道尽相思之苦，也送上矢志不渝的祝福。但其实秦观真实的人生绝少有风华正茂的亮色，更多的是愁苦和愤懑，是怀才不遇的苦楚和颠沛流离的困顿。出生于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的秦观并没有显赫的家世，但从他自小就饱览群书且文采斐然的记载来看，秦观至少来自高邮的小富之家，不被生计所累是这个家庭能带给秦观的唯一礼物。年少的秦观一定是高邮街头的鲜衣少年，史书为他留下了“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的溢美之词，他为人豪迈，容颜出众，出口便是传诵千古的诗词，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贵公子的无上风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8年）以前的秦观是无忧青年，他纵情游弋江湖，将书中所学与途中所见一一印证，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而随着宋神宗熙宁十年（1078年），秦观见到了自己的人生偶像——苏轼后，他的人生也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苏轼毫无疑问是秦观人生的贵人，如果没有苏轼的举荐和提携，也许秦观这辈子都难中科举，更不用说在人才辈出的北宋词坛占据一席之地；但我们也不得不说的是，秦观后半生的接连贬谪和颠沛流离，也都源于这位口无遮拦的乐天派苏轼。这世间只有一个苏轼，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把贬谪带来的苦难甘之如饴，但秦观显然没有苏轼洒脱，他甚至没有黄庭坚的处变不惊，贬谪的打击就像是铁锈般一点点腐蚀着这位曾经“豪隽”的少年，让他渐渐低下了头颅。但从秦观宁愿被贬到天涯海角，也不肯对苏轼泼脏水的行为来看，秦观对于苏轼这位恩师一定是感激多过埋怨的。曾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秦观知道结识苏轼的代价是终生放逐的话，他还会在熙宁十年（1078年）舟车劳顿地赶赴徐州拜谒吗？
历史没有如果，因为从秦观带着无比的崇敬说出那句“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的时候，这两位北宋词坛的顶流就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羁绊。熙宁年间的苏轼正处于流年不利的人生低谷，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让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不得已自请出京转任地方。而在此时能遇到一个铁杆粉丝，对于苏轼而言，也算是一种另类的肯定吧。细细读过秦观的词作文章后，苏轼瞬间意识到词坛即将崛起一位新星，他对于秦观不吝称赞，以“屈（原）宋（玉）之才”来肯定秦观的才学，更是勉励秦观在科举之路上继续走下去，因为苏轼知道秦观中举只是时间的问题。得到偶像的认可让秦观倍感振奋，他开始更加钻研学问，纵然是先后两次落榜，也从未浇灭他内心求取功名的熊熊烈火，而贵人苏轼也瞅准了机会就“实名点赞”秦观，甚至跑到了曾经害自己不得已主动外放的王安石面前去推荐，后来又不放心地专门写了封信——《上荆公书》。
信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为了秦观，苏轼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他不断在王安石面前强调秦观是才子难寻，更希望能借着王安石的影响力来提携一下秦观。而冷面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在读完秦观的诗词后，也不得不称赞一句：“清新似鲍、谢。”有了两位大V的实名推荐后，久不中第的秦观也终于在宋神宗元丰八年（1088年）考取功名，虽然只被授予“定海主簿、蔡州教授”这样的微末小官，但总算是有功名在身，成了一名“基层公职人员”。
考取编制的这一年，秦观已经41岁了，虽然是一个芝麻绿豆的底层文职人员，但有恩师苏轼在前提携，仕途经济一定会比寻常读书人好太多。所以，我想已到不惑之年的秦观虽然起步慢，但当时的内心一定充满了希望和斗志。故事的一开始，确实也如绝大多数人所设想的那样，在苏轼的提携下，秦观一跃成为太学博士，而后又升任为秘书省正字，回到了帝国的心脏——东京开封府。然后，秦观的人生便从和风细雨转入了狂风骤雨……
秦观的机遇拜苏轼所赐，秦观的厄运也同样源于苏轼，而苏轼的悲剧则来源于“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毫无疑问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伟大改革尝试，但由“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新旧党争也可谓是流毒数代。支持变法派称之为“元丰党人”，即新党；而反对变法派称之为“元祐党人”，即旧党；而苏轼就是一位旧党代表。王安石的变法决心很大，纵然是自己的昔年挚友，如司马光、苏轼、韩琦等人都因为反对变法而被贬黜或外放，所以宋神宗执政时期的苏轼作为旧党代表人物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让苏轼差点丢了性命的“乌台诗案”，也正是隶属新党的一些御史所为。但苏轼又不是一个典型的旧党人物，他跟司马光这种彻底的保守主义者不一样，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是因为其中一些章程有瑕疵或者操之过急。
但随着宋神宗驾崩，仁宣皇后高氏（宋神宗之母高滔滔）临朝称制，司马光强势回归，全面废除新法，旧党瞬间“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时候，苏轼又开始为“王安石变法”辩白，认为全面废除新法内容有失偏颇。于是，苏轼同时遭到了新旧两党的排挤，而作为他的门生——秦观也遭受了池鱼之灾，开始了近十年的颠沛流离。秦观被贬的原因很奇葩，我们可以理解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轼有很好的粉丝基础，又有好友们的轮番搭救，因此即便是被贬，处境也不算太过狼狈。但秦观就不一样了，一没有强大外援，二没有显赫家世，三没有政治资本，于是动不了苏轼的政敌们开始了对秦观的残忍迫害。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垂帘八年之久的仁宣皇后高氏薨逝，早就对无视自己权威的旧党不满的宋哲宗开始了全面清洗，旧党纷纷被贬黜，新党卷土重来。
而作为旧党代表苏轼的门生，从绍圣元年（1094年）到元符二年（1099年），秦观被五年四贬，从收取酒税的市场小吏到被当地官员特别管制的赋闲人员。这五年间，秦观先后更换了五个贬谪地，从杭州到雷州，从繁华到荒芜，从踌躇满志到心如死灰。元符二年（1099年），秦观流落雷州，他不知道能干什么，能说什么，毕竟自己刚刚因为抄写佛经而被贬黜。百病缠身，万念俱灰的秦观写下了给自己的挽词，最末尾那句“亦无挽歌者，空有挽歌辞”道尽了秦观的孤独和落寞。但秦观的悲凉，苏轼不懂，因为苏轼的人生观里没有孤独和落寞，天大的灾难在他看来都是一时而已。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后，旧党人士纷纷获得升迁，被准予回到衡州的秦观，与从儋州北归的苏轼在康海重逢。
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都已经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者，苏轼还是那个笑嘻嘻的生活家，但秦观却已成为心如枯槁的老朽。64岁的苏轼不懂52岁的秦观为什么如此惆怅，苏轼更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一次分别就是和秦观的永别，他还在畅想着宏图大展的未来，却不知道这位比自己小十二岁的门生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秦观与苏轼于康海重逢，百感交集的秦观写下《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苏轼没有意识到，这首词是秦观与自己的诀别之作，他甚至还笑着调侃秦观已经参透了老庄的生死之道，而秦观对于恩师的临别寄语都已经留在了这首《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里。
秦观说：此去一别，悠悠世事尽在不言中；（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秦观还说：此后相逢，便不知何时何地了；（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苏轼以为自己读懂了秦观，而秦观呢，则继续被禁锢在自己的孤独里，带着世间无人能懂的孤寂溘然长逝。六月，苏秦二人康海重逢；八月，秦观含笑骤逝于藤州光华亭，只留下一个让后人无限唏嘘的生平，和一首让古今所有爱情诗词都为之逊色的《鹊桥仙·纤云弄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