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进学《四书》的阶梯
作者|杨世珍
《近思录》的书名,出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寓意学者要立足眼前、循序渐进,不能好高骛远。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初夏,朱熹与远道来访的吕祖谦相会于建阳寒泉精舍,在此研读北宋理学宗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著作,感慨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担心初学者不知所入,乃择取其中“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合作编成《近思录》一书,旬日而成。这部意在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提供的理学读本,自成书之日起就备受关注,流传极广且影响深远,成为代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重要经典。《近思录》虽然是时代较晚的选辑之书,但就其实际的流传及影响而言,已经具有文化原典的意义,相比于先秦经典也毫不逊色。南宋学者叶采已推崇其为“我宋之一经”。梁启超将《近思录》列入国学入门书目,认为“读此书可见程朱一派之理学其内容如何”。钱穆推荐“中国有关人生修养的”“人人必读的”七部书,《近思录》为其中之一,并说“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
《近思录》从《太极通书》《二程文集》《程氏易传》《正蒙》等十四种著作中选辑而出,共有622条,分为14卷。具体内容包含甚广,“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有学者指出,《近思录》和《大学》互相发明,其篇目结构与“三纲领八条目”对应。具体如下:
第一卷,道体:主要讲理学的哲学依据。“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
第二卷,为学大要:主要讲为学的目的、方法与路径。要明白道体(尊德性),就必须通过学习、研究(道问学)才能实现。知道方向,掌握要领。
第三卷,格物穷理:主要阐述《大学》八条目中“格物”“致知”的问题,是通过研读儒家经典来求道和明道。
第四卷,存养:主要讲理学的修养论与功夫论。
第五卷,改过迁善,克己复礼:明白了道理,还要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第六卷,齐家之道,这也是《大学》八条目中的一条。
第七卷,出处、进退、辞受之义。“论出处之道,盖身既修,家既齐,则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义之从,所当审处也”。
第八卷,治国平天下之道:“治国”“平天下”也是《大学》八条目。
第九卷,制度:“论治法,盖治本虽立,而治具不容缺,礼乐刑政有一未备,未足以成极治之功也”。
第十卷,君子处事之方:主要讲从政处事之道。
第十一卷,教学之道。
第十二卷,改过及人心疵病:“论戒谨之道,修己治人,常当存警省之意,不然则私欲易萌,善易消而恶易积矣”。
第十三卷,异端之学:主旨在辨明异端,遏制可能的危害。
第十四卷,圣贤气象:标榜历代圣贤相传的道统,和他们表现出来的精神气度,作为学习的楷模。
《近思录》编成以后,朱熹和吕祖谦曾经讨论如何读的问题。他们都意识到书中有一些纯形而上的理论对初学者比较困难,尤其是第一卷“道体”,吕祖谦提出把第一卷移到最后去,朱熹坚持放在卷首,他认为这是理学得以成立的根本,是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读法上,他俩意见一致,可先从第二卷读起,有了一定基础再回过头来读第一卷。
《近思录》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并列为理学正宗,推尊周敦颐为开山人物,突出二程的核心地位,融会洛学和关学的畛域,由此建构出早期理学的发展格局。书中荟萃周、张、二程诸人的精要论说,涵盖理学的核心命题和重要概念,由此确立了理学的话语模式和理论体系。这都出于编选者的整体思考和缜密建构,改变了理学传授散漫无统、各自为说的现状,为初学指明切实可行的入门途径。朱熹曾说过,《四书》为《六经》之阶梯,《近思录》为《四书》之阶梯。他又说:“《近思录》一书,皆是删取诸先生精要之语,以示后学入德之门户。”认为学者循此途径,自卑升高,由近及远,下学而上达,才能臻于圣贤境界。
《近思录》作为理学入德之门、进学之阶,备受后世儒者的推崇和重视,被尊奉为“圣贤传心明道之要法,学者造道成德之大端”,历代注释之作层出不穷,续补仿编之作也蔚为大观,总体数量多达百种以上,它们不仅阐发各自对《近思录》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补入后世重要理学家的思想资料,合而观之则形成一脉相承的文本体系,真切地反映了《近思录》的经典化历程,并且直观呈现程朱理学发展演变的脉络主线。
《近思录》与思想的保守落后没有必然联系,还可通过两位著名启蒙思想家为证。如清代有一部《近思录》的重要注本,是嘉庆朝状元陈沆的《近思录补注》。陈沆与魏源关系极为密切,这部书是在魏源协助下完成的,该书原稿今存湖北图书馆,上面有很多魏源的批注。魏源这位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在接受西方新事物新思想的同时,对《近思录》仍然保持浓厚兴趣。与此相似的还有曾国藩幕僚郭嵩焘,这位洋务运动的干将,清廷首任驻外公使,对于《近思录》浏览所及四十余年,前后四次加注,最后汇集成一部《近思录》的注本。其注文多能联系日常时事,或抨击世风之弊,或感慨时政之患。可见在变法图强的历史背景下,《近思录》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意义。
《近思录》蕴含的很多思想理念,已经融入传统文化的血脉和灵魂,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如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世称誉为“横渠四句”,今天仍有感发人心的力量。与此相关的“民胞物与”,更能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情怀,有益于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源泉,是我们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资源。《近思录》很早就已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不但被频繁地翻刻重印,而且出现很多研究论著。据学者调查统计,现存古朝鲜时代和日本学者的研究著述总数在百种以上。这就充分说明,《近思录》的影响早已超越中国本土,成为近世东亚人文的共同经典。
——本文刊载于2020年《北海道》冬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