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藏与窃贼——柯兹洛夫的黑水城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是国际东方学界对中亚地区积极考察的时代。几乎每年都有考察团去亚洲。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瑞典人、俄国人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来对中国新疆北部和南部的绿洲、甘肃敦煌、内蒙古和西藏进行地理考察。科学研究的兴趣和政府的政治意图交织在一起。对黑水城的考察，最著名的就是俄罗斯的 柯兹洛夫 探险队。
柯兹洛夫是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著名的俄国中央亚细亚考察家。他曾六次深入丝路，对中国的内蒙、新疆、甘肃、青海以及西藏、四川等地区的自然生态、民族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盗运走大批珍贵文物。
俄罗斯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就萌发了对古代中亚的兴趣。早在柯氏的成功旅行之前，俄国和欧洲许多研究者就已经开展了考察。1882年，柯氏成为著名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学生。
第二年，二十岁的柯兹洛夫就参加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四次中亚考察。柯氏1899-1901年的蒙古－安多之行，就是沿着“黑水河”进行的。这条河的下游便是黑水城废墟。1886年波塔宁第一次从当地居民那儿听说有个黑水城；柯氏也是在踏上这条线路后，第一次听说这个埋没在沙漠中的城市。
黑城，又叫黑水城——黑水河上的城，当地蒙古语称为“哈喇浩特”（Khara-Khoto），该城位于黑水河下游，在沙漠的南缘。黑水河就是古代传说鸿毛不浮的“弱水”，流过巴丹吉林沙漠，灌溉着农田草场，使这里成为宜农宜牧的绿洲，而最终流入居延海中。此处为从中原往北连接蒙古和南俄草原丝绸之路的要道，从附近北周的“大同城”和出土的“居延汉简”，可见汉晋时期历来为军事、交通重镇。
额济纳河河谷地带是古代游牧民族从北部蒙古高原进人河西走廊进而进入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早在西汉时期，即在额济纳河下游修筑居延城，设置遮虏障，沿河谷修建长城。唐朝时期,额济纳河下游是河西节度使属下的同城守捉驻地。
关于这个绿洲的最初记载见于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汉文地理文献。公元前二至一世纪中国就拥有了这块曾是匈奴人的土地。在七至八世纪，由于唐王朝的扩张，这片绿洲成了商业和战略的重要据点，在那里建起了城堡。从八世纪中叶起大约至九世纪中叶，这里属于吐蕃，然后属于回鹘人。
西夏崛起后，元昊在这里置黑水镇燕军司，为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治所即在黑城。西夏灭亡后，元世祖忽必烈在额济纳河地区置亦集乃路，“亦集乃”即源于西夏党项语黑城的音译，与额济纳同音异译。亦集乃路总管府治所即在黑城。明初，宋国公冯胜西征，攻克黑城，此后北元残余势力南下，与明朝在黑城一带又有争夺战。由于战争的破坏，导致河流改道，黑城水源断绝，居民逃散。
一般认为，1378年(明洪武十一年、北元天元元年)以后，黑城就废弃了。黑城地处通道，又是多民族交替活动之地，遗留的文物丰富多彩，而且由于黑城处于沙漠干早地区，许多珍贵文物在干燥的气候中得以完整地保存。
黑城究竟出土了多少宝物? 说法素来不一。柯氏在《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一书中介绍发掘黑城佛塔的情况时说:
“正是这座'著名的'苏布尔干占据了我们以后的所有精力和时间。它赐予考察团大量的收集品:一批书、画卷、手稿，大量的近300件画在画布、薄丝绸织物和纸上的佛像。在许多杂乱堆积在苏布尔干中的书和彩画中我们发现了非常有趣、文明水平参差不齐的金属和木质佛像、铜板、苏布尔干模型及许多其他物品。一块代表着高超编织技艺的双面挂毯特别富丽堂皇……的确，大量书、手稿、还有神像在地下沉睡了几个世纪后，其色彩鲜亮清晰的程度让人惊叹不已。不仅书页保存完整，就连以蓝色居多的纸质和丝绸书皮也是如此”。
柯氏第六次考察期间在黑城的发掘共有两次。首次发掘，运回俄国的文物有10大箱。二次收集到的文物更多，据说是用数十匹骆驼驮回俄国的。这些宝藏现在被分别存放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圣-彼得堡埃勒米达什博物馆中。他在1926年12月8日的一次演讲会上他说:“从黑城废墟中运出40驮，骆驼运出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计有2.4万卷。”
黑城文献主要是西夏文和汉文文献，还有相当数量的藏文、蒙古文和其他古代文字文献。在俄罗斯东方学二楼库房收藏黑城文献的就有十二个大木橱柜，都是还未整理过的文献残卷，里面紧紧塞满柜中一捆一捆密密麻麻的书籍经卷，真说不清楚其中还蕴藏着什么珍籍宝卷……
柯氏在黑城的活动，是对我国境内文物遗址的一次大规模盗掘，与斯坦因等人在莫高窟盗走敦煌文书文物的性质相同。这次盗掘活动使我国西北地下保存的珍贵文物文献遭受到的巨大损失。但同时黑城文献和文物的出土，与敦煌文书的问世一样，又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在20世纪考古发掘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黑城的发掘所得填补了对西夏等民族认识的空白，提供了认识汉族和藏族文化对西夏民族产生影响的丰富资料，最重要的是为学术界提供了破译早已成为死文字的西夏文的可能性。
柯氏一生参加了七次大规模的中央亚细亚的考察探险活动，其中，前三次是参加普尔热瓦尔斯基、佩夫佐夫、罗鲍罗夫斯基领导的考察活动，后四次则是由他自己担任队长主持领导的考察探险。
第一次考察开始于1883年秋季。这次考察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组织领导的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考察队成员共有21人，刚满20岁的柯氏是成员之一。考察队从恰克图进人中国，经过戈壁沙漠，到达黄河发源地，翻越唐古拉山进入西藏北部地区，然后前往新疆，考察罗布泊、塔里木河后，从新疆出境，于1885年到达卡拉塔尔（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的普尔热瓦尔斯克），考察全程7800公里。
关于这次考察，普尔热瓦尔斯基着有《从恰克图到黄河源头，对西藏北部边区的考察，沿塔里木盆地穿过罗卜泊的路线》，此书又名《第四次亚洲中部旅行记》，于1888年出版，柯氏从这次考察活动中获得了考察知识和技能。
第二次考察开始于1889年，这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五次中央亚细亚考察。但是，临出发前，普尔热瓦尔斯基因打猎时喝池塘生水感染肠伤寒，病死于卡拉塔尔。考察队只得改组考，由另一名著名考察家佩夫佐夫担任队长，罗鲍罗夫斯基任第一助手，柯氏任第二助手，考察队伍共有成员29人。1889年考察队从卡拉塔尔出发，经伊塞克湖进入中国境内，翻越天山，到达南疆，经莎车、喀什噶尔、尼雅古城，沿昆仑山麓再到达罗布泊。
这次考察中，柯氏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动物界，收集动物标本。此外，他在归途中还完成了两次单独的考察，即对塔里木河左侧支流孔雀河（即博斯腾湖）的考察。1890年，考察队经托克逊到斋桑湖出境。
这次考察后佩夫佐夫着有《喀什噶尔与昆仑游记》、《1889年和1890年东土耳其斯坦、昆仑山、西藏高原北疆准噶尔之行》和《喀什噶尔气候》，地质学家波格丹诺维奇着有《在东土耳其斯坦的地质勘察》，柯氏与罗鲍罗夫合著有《离开西藏考察队路线的旅行》。这是柯氏的第一部考察著作，1896年出版。鉴于柯氏首次出色地独立完成考察任务，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一枚普尔热瓦尔斯基奖章。
第三次考察是在1893年至1895年，俄国组织了两个考察队，打算深入到青藏高原的腹地。这两个考察队由波塔宁和罗鲍罗夫斯基分任队长，柯氏任罗鲍罗夫斯基的第一助手。
罗鲍罗夫斯基考察队从卡拉塔尔出发，进入我国后，翻越天山，先后考察了吐鲁番、哈密、敦煌、祁连山、阿尼玛卿山。这次考察原定进入四川后与波塔宁率领的考察队会合，但考察队到达距四川地界一百多俄里的地方即折回青海，在考察黄河源头后经吐鲁番、斋桑湖回到俄国。途中罗鲍罗夫斯基患中风，柯氏实际领导了考察队的工作。
这次考察的《报告书》分为三部出版:第一部是罗鲍罗夫斯基的报告，正式出版时书名为《天山东部和南山行记》；第二部是柯氏的报告，出版时书名为《考察队队长助手的报告书》；第三部为《弗·伊·罗鲍罗夫斯基考察队的科学成就》专集。
柯氏的第四次考察是在1899年至1901年进行的，这也是他独立领导进行的第一次中央亚细亚考察活动。由18人组成的考察队深入到青藏高原和四川考察。考察队伍从恰克图进入中国，经科布多、阿尔泰山、中央戈壁、腾格里沙漠、河西走廊、西宁、青海湖、柴达木、昌都、长江和黄河发源地、兰州、库伦，1901年从恰克图返回俄国。
考察队原计划进入西藏中部，但未能如愿，队伍只到达了西藏北部。这次考察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仅爬虫和两栖动物就有750种，鱼400尾，昆虫8万余只。这次考察后，柯氏写成了《蒙古和喀木》一书。为了表彰柯氏的西藏之行，俄国地理学会授予他一枚康斯坦丁诺夫金质奖章，这次考察也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知名度，世界上不少科学研究会选他为名誉会员。
第五次考察是在1904年，这也是他自己独立领导的第二次考察。柯氏受俄国政府和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委托，再次进入中国考察，并前往库伦拜会避乱移居于此的达喇嘛。这次拜会活动明显地带有政治目的。拜会的结果是达喇嘛准许俄国人进入西藏进行考察和贸易活动。这次考察的著作是《西藏的达喇嘛》一文（1907年）)和《西藏与达喇嘛》一书（1920年）。
第六次考察是在1907年至1909年期间，这是柯氏独立领导的第三次考察。这次考察及写成的著作《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本文将在后面部分详细介绍。
1923年，已过花甲之年的柯氏再次到达蒙古乌兰巴托附近的肯特山区考察，在这里他发现了匈奴人的墓群（诺彦乌拉古墓群），挖掘出了大批珍贵古物。这次在蒙古地区的考察前后长达三年之久，期间柯氏再次考察了哈喇浩特古城。
这是他的第七次中央亚细亚考察，也是他独立领导进行的第四次考察活动，同时也是他的最后一次考察活动。1926年考察结束，也意味着柯氏考察生涯的结束。他最后写成的《蒙古的三年考察》，发表在《星火》杂志1926年第44期上。
柯氏因一系列中亚细亚自然研究成果被授予俄国地理学会H.M.普尔热瓦尔斯基银质奖章、俄国地理学会的最高奖赏—康斯坦丁诺夫奖章、英国地理学会奠基者奖、意大利地理学会大金奖以及法国科学院齐哈乔夫奖金。柯氏是5个俄国学会，至少3个外国学会的荣誉会员，受到过5次奖励，1928年当选乌克兰科学院正式会员。1935年，柯氏去世，享年73岁，安葬于圣-彼得堡瓦西里岛。
1907年11月10日，柯氏一行离开莫斯科，乘坐火车到达伊尔库茨克，与部分护卫队员会合后，经上乌金斯克转而南下，在恰克图完成准备工作，于12月28日进人中国境内。
考察队经库伦向西南，穿越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赛音诺颜汗领地，直奔内蒙额济纳旗。途中柯氏从赛音诺颜部巴尔金扎萨克以及其他蒙古人处了解到额济纳旗黑城(哈喇浩特)遗址的许多情况，感到发掘黑城遗址可能会有大的发现。考察队到达额济纳旗后，柯氏拜会了土尔扈特贝勒达齐，并悄悄地对黑城遗址进行了测定。
1908年3月下旬，柯氏在额济纳旗黑城(哈喇浩特)遗址进行了发掘，月底，考察队离开额济纳旗，沿阿拉善沙漠北缘，前往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巴彦浩特)。在这里把黑城发掘到的珍贵文物装满10个一普特重的大箱子，邮回俄国。7月上旬，考察队离开定远营，沿着腾格里沙漠边缘，经过平番(永登)，越过大通河谷，沿湟水河谷西行，进人预定考察的第二个地区一安多西藏。
考察队到达西宁后，柯氏拜会了西宁办事大臣庆恕和西宁镇总兵等当地军政官员。8月初,考察队离开西宁，去完成第二项任务——考察青海湖及其周围地区，柯氏顺便前往湟中考察了塔尔寺。在青海湖，柯氏等对湖泊及其周围地区民族和自然地理作了极其详尽的考察。
然后，他率队经由西宁南下，于10月初到达贵德，建立冬营，开始深人考察周围地区。在此期间，柯氏收到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指示:建议考察队放弃去四川，“而是返回沙漠戈壁，对死城的地下进行补充研……要不惜花费体力、时间和财力……继续进行挖掘。”这意味着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认识到了黑城出土文物的价值。同时，这也意味着考察队将放弃此次考察的第三项任务。
考察队在贵德停留了三个月。期间，柯氏还北上考察大通河谷并前往天堂寺(乔典寺)拜访了乔典呼图克图。1909年1月初，考察队离开贵德冬营，起程前往夏河拉卜楞寺。考察队在鲁仓千户派出的向导带领下，深人到今贵南、同仁藏族聚住地区，历经一个月的艰难行程，到达夏河，对拉卜楞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期间，柯氏得知达喇嘛离京到达塔尔寺的消息。由于进人西藏考察是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多年未能实现的愿望，而1904年柯氏曾经拜会过移居库伦的达喇嘛，与达喇嘛已经相识。
为了取得达喇嘛的支持，实现考察西藏的愿望，柯氏决定立即轻装赶赴塔尔寺，而考察队则前往兰州，等候柯氏。1904年2月16日，柯氏离开夏河，经过6天的急行军，赶到塔尔寺。他拜会了达喇嘛，并得到他对俄国人前往西藏考察的口头邀请。与达喇嘛道别后，柯氏沿湟水河谷东行，于3月15日到达兰州。
3月下旬，考察队离开兰州，北上前往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在定远营短暂停留之后，考察队沿来路强行军穿越戈壁沙漠，5月22日到达额济纳旗。在柯氏的指挥下，考察队在黑城遗址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大规模发掘，这次发掘的收获较上次更大，特别是在发掘黑城的一座佛塔(苏布尔干)时，发现这座佛塔本身就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藏有大批的书籍、经卷、卷轴画等。这些珍贵文物被搜索一空。6月16日，考察队离开黑城,顺着来路，进入喀尔喀蒙古，经由库伦，于7月底从恰克图出境回到俄国。
虽然柯氏的第六次考察只完成了对蒙古南部和安多地区的考察，没能进人四川，完成预定的第三项任务。但是，第六次考察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考察:他在额济纳黑城遗址发掘到的大批珍贵文物，使他的名字与西夏学联系到一起，在众多的欧洲考察家中，他的声名鹊起。
柯氏第六次考察，深入到蒙古族、藏族、东乡族、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民族地区，与这些民族的上层和下层有不少接触和交往，对这些民族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作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记载。
斯坦因绘黑水城测绘地图
黑水城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库布镇东南25公里处，在两条干涸河床汇合的荒漠台地上。内蒙古考古队分析黑城的废弃原因，认为“应在扩郭帖木尔失败后不久。究其原因，元末丧乱，明廷无暇北顾，亦集乃城丧失了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政权瘫痪，人心离散，河渠不修，水道绝流，迫使生民逐水草而去，留下孤城一片。所以黑城不仅包含西夏和元代，也部分地包含了北元时期的一段历史”。黑水城从明代以后，就湮没在历史的沙尘中。
柯氏所窃取的黑城宝藏极其丰富，藏品中的西夏文文献，属于世俗著作已编目的有60种。其中有着名的西夏文字典词书，如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韵书《文海宝韵》、西夏文形音义韵书《文海》、字书《音同》、韵图和韵表《五音切韵》、同义词词典《义同》、字书《纂要》以及用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书等。
黑城藏品的西夏文献以佛经为大宗，约占总数量的90%。已编目的计345种。我们已看到克恰诺夫新著的佛经叙录400多种，数以千卷计，但尚未刊行问世。西夏时期用西夏文大量译经、刻经，这些珍贵的西夏文佛经，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给西夏和中国佛教史、出版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如佛经中的序、跋、发愿文、题款，记载了西夏佛教的流传、译经、写经、刻经、印经、施经的情况。而西夏文佛经的书写、雕版、装帧、纸墨又提供了研究西夏书籍雕版乃至中国雕版印刷史的实物资料。
俄藏黑水城文献占据传世西夏文献的绝对多数，是绝对重要的收藏，与之相应的黑水城艺术品也是无可替代的极品珍宝。这些材料大多数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艺术史上，这些材料是继敦煌藏经洞以后的最重要的发现，是中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如木板画《佛顶尊胜曼荼罗》，金代年画《四美图》《关公像》，缂丝《绿度母》，麻布画《金刚座佛》《多闻天》，绢画《水月观音》《唐僧悟空》《梵网经菩萨四十阶位图》，雕塑《双头佛像》，大量版画雕板和《元中统钞》等；二是在佛教图像学和藏传佛教历史上，具有独特的诠释意义。
西夏时期的历史法律文献有崇宗时期编纂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仁宗时期的国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及其后修定的《新法》、《亥年新法》等。社会读物与文学作品有启蒙读物《三才杂字》、《新集碎金置掌文》、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故事集《新集慈孝记》、谚语集《新集锦合词》。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类彬、《十二国》等。西夏文献中还有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文书，以及医方、历书、占卜书等。
黑城藏品中汉文文献已编目的有488件，内容也以佛经为主，其次为汉文世俗著作和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书，以及医书、历书、占卜书、纸币等。汉文文献的时代包括了宋、西夏、金、元等王朝的作品。
其中有西夏王朝时期由国家或私人刻印的各种汉文佛经；儒家经典《论语》、《礼记》；《庄子》、《华南真经》、《吕观文进庄子义》等；医书，孙思邈(586--652)著《孙真人千金方》，刻本占卜书《六壬课秘诀》；刻本《新唐书》残卷；《汉书》注释本和《金史》残卷；字书《广韵》、《礼部韵略》、《一切经音义》等刻本残卷；文学作品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新雕文酒清话》；童蒙读物写本《杂字》、《千字文》等。其中最有价值的是81件宋朝鄜延、环庆二路和西夏边境发生关系的军事文书，文书的背面则被西夏人利用刻印西夏文韵书《文海》。
据中国学者经过1993年秋冬和1994年夏秋两次共半年的工作，已经拍摄了俄藏黑城文献中的全部西夏文世俗文献和全部汉文文献以及西夏文佛经中的一部分写本和刻本精品，共12500拍，含文献约2万页(面)，翻阅、整理文献的覆盖面达到3万页(面)左右。按估算，黑城藏品有15万面左右，已整理文献近1/5，拍摄回国的文献皆极有价值的精品。
黑水城艺术品，作为无可替代的佛教美术作品群体，将日益显示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不可缺失。时间的垂直演进上，和敦煌藏经洞资料一样，在所涉及的所有领域中，都将引发对于旧有结论的重构和改写，产生革命性的颠覆。比如绘画史、雕塑史、密教史、丝绸史……比如西夏绘画对唐、五代宫廷绘画的继承，比如某一画种风格、技法、材料使用的嬗变和发展，等等。
在艺术风格和手段上，黑水城绘画填补了从敦煌壁画到宋元院画的缺位，无论是对应尉迟乙僧、“张（僧繇）家样”、“周（昉）家样”；“吴（道子）家样”的吴带当风、“曹（不兴）家样”的曹衣出水，还是运用“铁笔十八描”的折芦、钉头鼠尾等笔法，都能看到渐变或突变的关系；空间的横向比较上，黑水城绘画对于宋代、辽代、金代，甚至和吐蕃、回鹘以及中亚的绘画的交互作用，在宋代院画基础上补充的民族心情和元素，都是意味深长的。
对于前朝和后期文人画、山水画、工笔画、花卉、仕女、人物肖像画、水陆画等等的关系和影响，对于吸收“夏半边”、“马一角”的构图形式，都是历历在目、有迹可寻；在藏传绘画中，来自中原、印度、中亚的布局、色彩、细节的描写，熔铸了多元文化交流的成果。无论是宗教图像学的诠释，或者是纯粹的技法、风格、材料、颜料分析等，黑水城绘画都是前所未有的资料集群。
柯氏在黑水城的探险活动轰动了全世界，以至英国《泰晤士报》一度误传他发现的是成吉思汗的陵墓；各国探险队也纷纷改变计划，奔向黑水城，期望继续有新的收获。1914年5月，英国斯坦因到达黑水城。他首先在城内发掘了几处寺庙、寺塔废址以及城西的垃圾堆。
1924年，美国的华尔纳也到黑水城进行了发掘，撰写了《遥远的中国之路》（The Long Road in China）。1927年9月28日，瑞典斯文赫定和徐炳昶、袁复礼等组成的中瑞联合科学考察团到达黑水城，考察团仅停留了几个小时，斯文赫定画了佛塔和清真寺的速写，作了简单的测量和描述，没有发掘。
其实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黑城文献部分，不包括收藏在圣-彼得堡埃勒米达什博物馆的那些珍贵的佛像、钱币等文物。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努力，这批俄藏黑城文献中的一部分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开始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