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活着》到《小时代》，文学改编电影变了天
35年前的一个下午，冯小刚第一次见到王朔，几杯酒下肚，两人成了朋友。
王朔手把手带着冯小刚走上了创作的道路，才有了《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两部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后来，拿着王朔的小说，冯小刚拍出《甲方乙方》，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也拉开了内陆影史贺岁档的大幕。
搭着王朔，冯小刚又认识了刘震云，并把他的作品改编成了《一地鸡毛》《手机》和《一九四二》。在这之后，冯小刚坐稳了中国导演第一梯队。
刘震云与冯小刚
“文学是大树，电影是果实。”2012年《一九四二》上映的上影节论坛上，冯小刚说。
但短短几年，这颗果实就变了味道。郭敬明、饶雪漫、张嘉佳等青春伤痛文学、网络文学作家的作品被搬上大银幕，一边收获滔天的骂声，一边疯狂吸金。文学和电影的关系，正在逐渐被重新定义。
“也有很多作家写得很好，只是没有被看见。为什么没有被看见？就是你根本没有想去看它，你看到了一个能让你挣钱的东西、很快能变现的东西。”改编自双雪涛小说的电影《刺杀小说家》上映后，他谈了谈自己对当下文学与电影关系的理解。
“电影和文学本来是兄弟，现在这两个兄弟住得原来越远了，从这个街住到那个街去了，互相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了，这难道不是很危险吗？”
“笨蛋才忠于原著”
不只冯小刚，张艺谋、陈凯歌在内的许多第五代导演，都是文学改编的受益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没多久的张艺谋读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后喜欢得不得了，觉得这就是自己要拍的电影。听说莫言在北京，当时还在西安体验生活的张艺谋生怕版权被人抢走，穿着一身农民的戏服赶到了北京。
莫言后来调侃，当时见到的张艺谋晒得黢黑，衣着破烂，像极了他们村生产队的队长，当场就决定把改编权交给他。张艺谋受宠若惊，彼时他还没什么名气，没想到莫言会这么信任自己。
莫言与张艺谋
《红高粱》的拍摄过程并不容易，莫言全程参与。
剧作上，一起写了长达6万字的剧本，但拍的时候张艺谋的工作本删的只剩下2万字，张艺谋问他改编需要遵循什么原则，莫言说没有原则，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张艺谋不会种高粱，几百亩高粱地马上要废了的时候，又缠着莫言指导他怎么种高粱。
后来《红高粱》成了，在1998年的柏林拿了金熊大奖，张艺谋在国际上一战而红，莫言的名字也跟着声名远扬。
《红高粱》剧照 图源豆瓣
1993年张艺谋看过余华的《活着》后，再次彻夜难免。他找到余华提出想做改编拍成电影，授权费2万5千元人民币来表诚意。两万五在余华看来，是一个天文数字。《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苏童的《妻妾成群》时，有四千块的授权费，当时苏童已经觉得“狠狠地敲了张艺谋一笔”。
《活着》在戛纳狂揽大奖，余华的书也跟着火了起来。虽然张艺谋的《活着》对原作进行了大量的删改，但后来余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只有笨蛋才会忠于原著。哪怕改得面目全非我也不会有意见。”
除了这几部作品外，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山楂树之恋》等数部电影都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其中不少成为了国产电影的佳作，而张艺谋也毫无疑问地成了文学改编“大户”。
陈凯歌的代表作改编自李碧华的《霸王别姬》，但原作一开始并不是陈凯歌喜欢的作品，他称之为“二流的小说”，因为里面两个戏子的情感纠缠不符合陈凯歌对历史、民族等宏大问题的思考。
为了实现自己想要的表达，陈凯歌找来了编剧芦苇做大工程的改编，创造了影片故事家国情怀、民族伤痛的内核。《霸王别姬》被载入影史，陈凯歌也由此成为在国际上颇有威望的导演。
在之后的电影取材中，陈凯歌也用了阿城、史铁生、徐皓峰等作家的作品，口碑却没有一直延续。《道士下山》扑街后，原作者徐皓峰在媒体的采访中总是对这个问题退避三舍，而媒体们也常常用马尔克斯的话为其做解释：“一流的小说常常拍不出一流的电影。”
第五代导演的文学改编，往往是因为他们和原作者有着相同的历史记忆、对时代的关注和共鸣，在那些伤痕文学、寻根文学里，他们找到了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借此实现电影艺术上的成就。
相比之下，后来冯小刚的改编则显得更具商业化。作家王朔是冯小刚职业生涯的大贵人。经由郑晓龙推荐，冯小刚认识了偶像王朔，合作了几部被观众认可的电视剧之后，冯小刚的电影新作都表现平平，遭遇事业低谷期。
王朔的《你不是一个俗人》救了他，1997年，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甲方乙方》上映，三千万的票房让冯小刚的导演之路“起死回生”。
《甲方乙方》剧照 图源豆瓣
尽管两人由此开启了长达二十几年的恩怨纠缠，但多年后合作的《非诚勿扰》依然大卖，“冯小刚×王朔”成为了票房的保障。
那个年代，文学作品改编电影让一众导演名利双收，从文学这颗树上长出的电影果实，也哺育了一代电影人和观众。
从文字里找到财富密码
每年都有大量的电影的改编自文学作品，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可以为电影提供坚实的故事蓝本，既给电影剧本提供方便，也让创作者有了改编发挥的空间。
“文学改编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结构相对完整、主题相对清晰、人物相对立体的故事，而这也正是创作一个剧本最需要的部分。”一位电影编剧对毒眸（微信ID：DomoreDumou）说。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导演们选择内容主题偏向严肃、宏大的文学作品，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严肃文学不再占据阅读的主导地位，故事的蓝本开始越来越多地向青春文学取材。
2003年，郭敬明的《幻城》出版后，获得文艺社科类图书销售排行榜前三名。次年，郭敬明成立了“岛”工作室，带着一批作家搞起了杂志。
随后，饶雪漫的《左耳》和“沙漏”系列接连问世，在《沙漏》出版的2007年，郭敬明把之前连载的《悲伤逆流成河》单独成书，登上了年度青春文学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