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越地四明山区有一个青年去浙西泰顺国立英士大学就学，临行时寡母将其在贫瘠山地上种植的一包香瓜子，塞进青年的口袋。青年再三推辞，他知道这点香瓜子是差不多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寡母唯一的消遣和享受。然而母命难违，青年带着香瓜子上路了。此后的十几年里，无论青年求学、工作在哪里，每到秋天他总会收到一包家乡寄来的香瓜子。1958年青年被划成右派从北京去了北大荒，从此他再也没吃上一颗故乡的香瓜子。虽然北大荒的香瓜子比故乡四明山区的香瓜子，无论颗粒、色泽、果仁和香糯、油润都好了不是一个档次，但在青年的嘴里和心中，世界上最好的香瓜子都不及母亲在贫瘠山地上种植的。又十几年过去了，青年终于可以返乡探亲了，他什么也没带，就带了两大旅行袋的北大荒香瓜子。青年和老母相拥而泣时，才发现老母几乎满牙尽落，再也嗑不动香瓜子了。这天晚上那青年剥了整整一夜的香瓜子。这故事是几年前青年的女儿到越地寻根时告诉我的，那青年就是当年潘天寿和林凤眠的学生，后来又同时和黄苗子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的北大荒版画运动领袖张路。越地不是香瓜子的产地，田角地头、河坎坡下的零星种植，也是晚清年间才开始的事，但越地人的爱吃、爱嗑、爱“笃”（越地方言）香瓜子，不但历史悠久且人群特别庞大、场合格外普及。城镇街巷、农村乡野，台门戏院、茶楼晒场，只要有人的地方都可见到香瓜子的踪影；逢年过节、待客迎友，品茶话旧，闭门读书包括孵太阳、乘风凉，若少了香瓜子恰似开车没了油、发微信断了网，断不是一个事。说句不无夸张的话，在越地，“笃”香瓜子已由喜好而成为礼仪，由礼仪沿革于近乎风俗了。细想起来香瓜子在越地的糕饼茶点、零食炒货中，之所以能有如此的声名和地位，正如丰子恺先生在《吃瓜子》一文中所总结的，主要缘于三点，吃不厌；吃不饱；须剥壳。吃不饱为吃不厌提供了空间，需剥壳又造成了饥饿效应，这二点容易理解，我就重点说说吃不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我们杭州湾畔的这个越地小镇，有七八十人去了吉林支边。第二年年关，知青们大都回家探亲了。让镇上很多人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小孩“羡慕妒忌恨”的是，回家探亲的知青每人都带了五六斤、七八斤正宗的吉林香瓜子。那香瓜子颗颗半寸来长，小指甲般阔，圆鼓饱绽，泛着黑黝黝的光泽，炒熟了“笃”开来，一股浓厚的甜香瞬间沁满唇齿，十来颗“笃”下来，舌苔口腔里盈积的那汪津润的油，仿如咬破了一粒鱼肝油丸。所以香瓜子吃不厌，首先在于原料，越地的香瓜子多来自于河南和吉林，也是这个道理。香瓜子属于炒货，老话“六分料，四分炒”，炒的技术和手艺，直接左右着香瓜子的滋味和品质。炒香瓜子是个耐心活，除配料的精准到位，火候的掌握尤其关键。无论是柴灶上的大镬慢炒，还是煤球炉上的小锅细炒，火候的掌控一看香瓜子的数量，二看不同时段的需求，该猛火时猛火，该文火时文火，否则炒出来的香瓜子不是过焦发苦，就是发钝粘牙。不过工艺的改革有时也有石破天惊，甚至能产生颠覆传统的效应。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年广久的傻子瓜子甫问世的时候，我正好在杭州湾畔的一家棉花加工厂工作，每每会前饭后，我们全厂百来号人聚在食堂里，人手一大把傻子瓜子，那此起彼落的嗑、呸声，几乎淹灭鞋跟的满地碎壳，岂是一个吃不厌所能概括。傻子瓜子的盛极一时，秘诀在于工艺，即改传统的炒为煮了后再烘。这样配料上不仅由常见的咸、椒盐和五香扩展到十多种，甚至是多种口味的集萃（多味瓜子），更重要的是因为煮，配料的滋味可透过瓜子壳，直接浸入、渗合在瓜子仁上，其鲜明厚实的味蕾冲击，绵长隽永的口感回味，更成欲罢不能的习惯和须臾难离的食瘾。此般的缠缠绵绵，可谓“吃不厌”的登峰造极。其实任何一种食品包括糕饼茶点，都有属于自己的情绪语言，用缠缠绵绵来形容香瓜子，想来也正合适。
陈荣力，男，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作协全委会委员，绍兴市作协副主席。曾在《散文》《散文选刊》《江南》《青年文学》《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发表散文作品150余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