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由来的各家说法
作者简介：邝士元，历任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历史学科教授，博采群书，对我国数千年来发生的重要史实皆有深入研究，其作品对于史实发生的时代背景、原因。以及治道得失与影响的分析等，皆能全面且独到，使读者能一览尽得。
我国民族素具独立迈进且风度宽宏之体系，既为中外史家所公认之事实。唯中华民族体系源流与文化之渊源问题曾引起学者多年之争辩，大体言之如下。
外来说
一、巴比伦说或旧西来说
此论在诸说中最为著名，赞成者多，反对者亦多。初法人拉克伯里（Terriende Lacouperie）著《中国古文明西源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1894），以为中国之黄帝即巴比伦巴克族之酋长，率其族东徙而至中国云。
此说出后，风靡一时。日人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亦宗其说，列举中国与巴比伦在学术、文字、政治、信仰、传说之相类者七十条以证明之。中国则有蒋智由氏亦祖述其说，其所著《中国人种考》之结论中有云：“设令中国种族，果由巴比伦来，当属迦勒底之阿加逖人种，而非塞米的种。以上古中外隔塞，由农业大定之故。以上古汉人种，先居黄河之南，而后居黄河之北。以战阪泉、涿鹿皆为黄帝与蚩尤之事。”
尚有刘师培著《思祖国篇》、《华夏篇》、《国土原始论》，丁谦著《中国人种从来考》、《〈穆天子传〉地理考证》，章太炎《检论·序种姓》，黄节《种源篇》等，皆附和此说。黄节谓“巴克”即盘古之转音，丁谦亦谓盘古为最初迁来之祖，章太炎谓加尔特亚盖古所谓葛天（见《序种姓》）。
反对者如法人沙畹，从语言学证明各说之误；英人鲍尔（C.J. Ball）亦谓中国与巴比伦文字各自独立；德人夏德氏（F. Hirth）著《中国太古史》亦不赞成此说。我国则有无名氏著《中国民族西来辩》，力攻其不合理，略谓：“纪元前二千年间，摩西率以色列族出埃及，至加南，中间历诸难险，垂四十年，仅将得达。彼由埃至加，不出红海滨一隅，平衍无阻之地耳，其难如此。摩西之与那昆德，时地相去，皆属至近，情形应无悬殊；而谓那昆德即率其种族，飞渡此一二万里之地，中历无数峻岭沙碛殊俗异族，安然及身至于中国乎？……我国百字，亦别无他义，唯有属定辞者，有属不定辞者。属定辞者，如个十百千、几百几千之类；属不定辞者，其例尤夥，今亦不必远引，同书之中，如曰'允厘百工’，曰'百揆时叙’，曰'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曰'百志惟熙’，曰'百兽率舞’，皆举其大数，犹言一切之意，即属于不定辞者，此何有丝毫种族之义存乎其中？”
缪凤林复著同上题名一篇及《中国民族由来论》指斥其误。缪氏谓此说之误有五点：
第一，地理阻碍。
第二，人种不同。巴比伦人属白种人，中国人属黄种人。
第三，年代悬殊。中国人之久远，至少数万年以上；巴比伦则原始住民由外迁入距今仅七八千年。
第四，文物各异。殷墟甲骨、八卦、琴瑟等，皆于巴比伦无征；而巴比伦之楔形文、泥板书、史诗、建筑、美术、星期制等，亦为中国所无。
第五，论证不确。如楔形文即八卦、巴克即百姓，则此拟不伦；萨尔贡即神农、廓特奈亨台即黄帝，则荒谬绝伦。
二、埃及说
此说发生较早，支派亦多。初有德人契且（A.Kireher）于1654年著书论中国人为埃及人之分支，其证据为文字之相类。继之者有法人余厄（Pierre-Daniel Huet），谓中国为埃及之。得几尼（JosephDe Guignes）亦言中国文化出自埃及。反对此说者有法人得波（Corretius de Pauw），谓埃及人有一种有字母之文字，与中国文字不同。又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亦谓中国人之面貌、语言、风俗、习惯均与埃及不同。尚有英人威尔金生（G.Wilkinson），根据埃及古墓发现中国瓷瓶，即云可证中国人出自埃及，然经他人证明其瓶系近代之物，故其说亦不能成立。
三、印度说
法人戈比诺（A. deGobineau）谓中国人之始祖盘古系白种印欧族人，原应由印度来，此说之不经自无待言。戈比诺为原种族不平等说之提倡者，事事皆扬白种而抑他种，其言自然如此。
四、中南半岛说
维格耳（P. Wieger）言中国人出自缅甸，经由八莫，及中国的大理、洞庭湖，西移至中原。此说后自动取消。
五、中亚细亚说
英国鲍尔、美国攀柏里（R.Pumpelly）和威廉士（E. F. Williams）因安诺（Anau）及墨夫（Merv）两地之古址发现，推论人类应发生于中亚细亚，后因其地干燥，乃分二支东西迁移，一支入巴比伦，一支入中国云。又有美国马寿氏（W.D. Mathew）亦言中亚细亚高原应为人类发祥地。
六、新西来说
瑞典之珂罗屈伦（Karlgren）据安特生（J.G. Anderson）在河南、甘肃等地新石器遗址之发现，因谓“至新石器后期，河南文化所及之处，乃受西方文化之影响颇烈。其借以交通者，当为一自然便利之孔道。故于土产单色粗制之陶器外，更输入精美彩陶之术。仰韶村彩色陶器所以少于甘肃者，实由于此。唯此居于甘肃而授河南民族以精制之术者，则恐非中国民族之羌民，而或为由中亚细亚传入。盖欲使吾人认彼等为真正中国民族，实尚缺少种种之特征也”。（详见《甘肃考古记》）然经步达生氏（D.Black）由遗骨证明，甘肃古人民亦为原形中国派，故此说不能成立。
中国本地说
此处所谓“中国本地”，系指当今中国范围内的广大区域。
德人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afen）谓中国人源出于中国新疆。其说系根据《北史》记于阗人“貌不甚胡，颇类华夏”，而其西之人或“深目高鼻”，或“青眼赤须”，盖即白种，因谓中国人即由此发祥。日人鸟居龙藏谓甘肃古有一族，尊上帝，敬祖宗，即为汉人之祖，后乃向东迁移，同化原住民族。
清末民初以来，新、旧石器出土极多，更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发掘出“北京人”头骨化石。兹就近年发现之资料，据其年代之先后列举如下。
一、北京人之发现
民国十年至二十年（1931年），奥人师丹斯基与国人杨钟健、裴文中于北京西南房山县（今房山区）之周口店灰岩层中陆续发现猿人牙齿与头骨化石，定为四十万年前之猿人，并在同一地区发现古生物化石甚多。
二、山顶洞人之发现
北京人出土后不久，又在周口店石灰岩之上层山顶洞中发现真人骨骼化石七具，在其附近亦发现石器、骨器、蚌蛤之装饰品、鹿角棒等。
三、旧石器时代文化之发现
以上周口店发现之北京人及山顶洞人，皆为旧石器时代的遗存。民国十二年，法人德日进及桑志华两神父，于河套地区发现旧石器时代遗物，包括各种刮磨石器、穿孔用尖锐石器、哺乳类动物化石，并有人类门齿化石一颗，虽未发现人类遗骸，但已断定其间必有人类存在，故称其人类为河套人，其文化为河套文化。
四、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发现
此期遗物出土更多，可分五项述之：
（一）河南仰韶之发现
民国十年（1921年），地质调查所安特生、师丹斯基（O.Zdansky）等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不召寨及荥阳县（今荥阳市）秦王寨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址为古人类所住村落，遗物有石斧、石凿、石刀、石环、石镞、骨针、骨锥、骨镞、罐形陶器、尖底器、豆形陶器、彩色陶盆、陶钵等。其中彩色及单色之陶器尤多，故此时期文化又称彩陶文化。从遗物中可知，其时已经营原始锄耕农业，并且兼事渔猎。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内）、《河南石器时代之彩色陶器》等报告。
（二）辽宁沙锅屯之发现
民国十年，安特生于奉天省锦西县（今辽宁省葫芦岛市）沙锅屯发掘得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一。遗物为石斧、石镞、石环、石纽、石珠、骨针、骨锥、骨镞、陶器（单色者，有鬲、碗、盆、罐破片；彩陶亦为破片），及人骨四十二具之不全骨骼。发表报告名为《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
（三）甘肃之发现
安特生复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至十三年（1924年）在甘肃贵德县（今属青海省）等发掘葬地遗址、住地遗址等。遗址分为六个时期，前三者为新石器时代至石铜器过渡时代，后三者为铜器时代。遗物石器甚少，陶鬲在后三期方有之，又有彩陶瓮等。陶器颇多精美，人骨亦有，考其时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出版《甘肃考古记》。
（四）山西西阴村之发现
民国十五年（1926年），李济、袁复礼于山西西阴村发现精美之彩色陶器、石器、骨器、贝器、人兽骨外，又得一似残茧之物。
（五）山东龙山镇之发现
民国十九年发现的龙山镇城子崖及河南安阳后冈，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之石器、陶器甚多。陶器中有黑色而亮者，较之仰韶彩陶为进步，称为黑陶文化。
上述各项重大的发现虽未确定中国民族的发祥地，但可证中华民族之体系是有传衍渊源的。
但是，要确切证明中国此说，尚需解决以下诸问题。
第一，上古渔猎时代，人民无定居一地之可能，盖由于天气与生活不安定，引致民族经常大迁徙。“北京人”之发现，固然证明该地曾有人类居住，但并不表示“北京人”发现之地点亦即其民族发源之处，因为此等民族亦有可能在迁徙流动中死葬于此地。
第二，放射性碳定年法是用来测定古物年代的较新科学方法，但据近年考古实验证明，碳-14元素在某一阶段是不准确的，且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用这种方法来鉴定古物是否可靠尚存疑问。此种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其最大测算年限不出六万年。
第三，近人郑德坤著有《中国民族的起源与构造》一文，指出中国地大民杂，上下几十万年，始终没有闭关自守，禁止外族内移，自史前有人类居住开始，不断有异族掺杂其间，民族相处，未尝不以混化共和为主流。长期的演进，使无数的种族联合融化，由原始野蛮阶段逐步前进到教化昌明、礼义繁隆的境界，故中国民族的统一，有着地理的因素、历史的背景和文化的基础。
换言之，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不仅质量方面组成极复杂，且经时间性的融和与扩展。若仅以华夏民族之称谓，绝不能概括中华民族之全貌。梁启超先生则以为中国境内及边区之民族大可别为中华、蒙古、突厥、东胡（通古斯族）、氐羌、蛮越六族。其又以春秋中叶为立论点，剖析当时民族分布形势，约别为八类。
一、诸夏类
以河南、山东两省为根据地，并包括河北、山西、陕西、湖北一部分地区。
二、荆吴类
以湖北及江苏、安徽之一部分为根据地。
三、东夷类
其别为嵎夷、莱夷、岛夷、淮夷、徐戎等。山东濒海半岛及安徽、江苏之淮河流域，皆其势力范围。
四、苗蛮类
苗、黎、蛮、卢、濮等皆属之。湖南、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为其出没地区。
五、百越类
如东越、瓯越、南越等。浙江、福建、广东等为其势力范围。
六、氐羌类
如巴、庸、蜀、骊戎、阴戎等。四川、甘肃及陕西之一部为其势力范围。
七、群狄类
匈奴之前身，其异名有鬼方、獯鬻、猃狁、狄昆等，其种别有赤狄、白狄、长狄等。山西、河北之大部分地区为其居住之所，而延及河南、山东一带。
八、群貊类
东胡族之前身，其异名有山戎、北戎等，辽宁及河北为其势力范围。
梁氏以为，其中二、三、五类之全部，及四、六、八类之大部分，已完全融纳于中华民族。（见《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而近世人类学专家李济博士认为，现代中国人之组成，至少有十个可以区别之元素，即黄帝子孙、匈奴群、羌群、鲜卑群、契丹群、女真群、蒙古群、西藏缅甸语群、掸语群和孟高棉语群。尚有其他如戎、突厥和尼格利陀（矮黑人）。
除尼格利陀对于组成现代中国人的成分有疑问之外，他又将现代中国人组成之基本元素依其重要性分出次序，主要元素（按人种志或语言学为分类）包括黄帝子孙、通古斯、西藏缅甸语群、孟高棉语群和掸语群，次要元素包括匈奴群、蒙古群和“矮民”。
胡耐安先生则认为组合中之中华民族应该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人”。（见《中国民族志》）
综观上述学者的意见，大致可以肯定如下三点：
第一，中华民族的构成甚为复杂。
第二，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虽多，唯已趋于融洽之趋势。
第三，中华民族成分的组成，乃以华夏民族为骨干，亦即以汉族为主，然华夏民族由于历代吸收异族成分既多，故今日之华夏民族，已非昔日华夏民族的面目。
——摘自 邝士元 《国史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