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现场的拉康
最近几天大家都在关注杭州的让人惊悚万分的杀妻案件，这一案件说明实在总是潜伏在我们的世界中，透过监控——一种视觉的途径，并不能帮助我们监控到事实。真相总是逃逸在视野的范畴中，就如同梦境中逃逸的欲望真相一样。符号的关系：婚姻、二婚、房产、亲属关系等的登录也着实在场，正是后者牵动着家属、警方和社会透过各种手段试图找到真相：尸体。
《犯罪现场的拉康》
下面，我们翻译《犯罪现场的拉康》一书的引文，也许能让拉康派的分析家们对精神分析中的实在和犯罪中的实在，有更多的理解，毕竟，它们都是赤裸裸却逃逸与符号和想象，成为生命中致命的创伤而以症状表现出来的。
我从一个新颖而引人入胜的前提来开始：如果才华横溢的巴黎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在1950年代初离开老家到英国旅行并担任警察侦探该是如何的风景呢？他如何运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犯罪的侦查问题的？一个“如果...……怎么办？” 的假设这让人想起这个最不寻常的人物的照片：在小雨中摇曳的跨海渡轮上，雪铁龙DS老旧车上，为了与在捷豹车中粗鲁的一直抽烟的英国警察碰头。因而，拉康的法式风度被放大，突显了当他与新同事打招呼时那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的不协调感.。
但是，除了这个诙谐或喜剧性的起点之外，还有一个足够严肃的主张：试图将拉康的人类心理功能的三元模型运用于犯罪调查，尤其是考虑到谋杀现场存在的视觉证据。为了跟进该提案（或提出问题），我开始定期访问国家档案馆，要求我提供有关1955年至1970年在英格兰发生的谋杀案的任何材料。每个大而尘土飞扬的箱子文件都包含与犯罪-高级侦查官（IQ）向公共检察官（dpp）提交的报告，众多证人的证词，新闻剪报，以及决定性地复制犯罪现场原始照片的副本：我有足够的信息来进行研究并提出一系列的拉康派读物。以下的内容就是我为期三年的查询结果。
警察为谋杀现场拍摄的照片通常无法捕捉到拉康所描述的具有侵略性的行为，"瞬间-电影突然停在中帧（定格）中时，与演员的脸相类似的东西。” 脸的情绪是无法捕获的2。 所以我们总是 来不及的。法医摄影师必须只描绘到的是残留物。犯罪现场主任（soco）或犯罪现场调查员（csi） 是威胁性的甚至是不祥的，并且通过其独特的着装而变得显而易见：一次性使用的绚丽的白色聚乙烯带帽的法医现场、防污染一件式工作服、丁腈手套、口罩甚至呼吸器。
法医一词，如同大家所知道的，指的是背景：就是正在开展的法定工作，乃是作为“起诉工具”的一部分，这些男人和女人收集的任何证据最终都可以在以后的任何审判中由王室/检察官提供并接纳为证物。也许最可取的法证证据是可以回收的材料包括犯罪嫌疑人或多或少独特的DNA样本；保存在玻璃杯上的一根头发或唾液残留物就足够了，并且或多或少会毫无争议地将犯罪嫌疑人连接到现场。被回收。可能的指纹证据也被拍照并记录下来，当然还有任何血迹的图案等。将对此类证据进行拍照并放大至最大放大倍数。5
然而，除了这些技术含量很高的记录外，csI们还将制作一系列广泛的常规 照片，这些照片图像通常包括从各种角度和角度拍摄的场景的各种一般摄影视图，通常使用相同的类型婚礼摄影师可能会使用的那种熟悉的相机设备，而这正是我在这项研究中所依赖的这些平淡无奇或平日的记录的例子。6
《联邦调查局 的法庭服务调查手册》提供了对于在这个苛刻的领域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细致性的全面描述。在美国，该手册的副本将提供给所有执法专业人员，包括兼职人员，县治安官等，因为第一副官做出的到达犯罪现场的决定将是至关重要的重要法医证据通常在csi到达之前很早就被非专业人员所破坏或回收利用了。在通常因发现暴力死亡而发生的事件中，并非总是遵循适当的程序，任何执法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现场的安全。阻止除我以外的其他人接近或进入。与戏剧性和激动性的事件相反，这种事件会引起非专业人士的注意，CSI专家看起来开展的是反思性的工作，带有明显的冷漠的态度，似乎常常令人受创伤事件的人对他们有一种尴尬性的尊重：对他们而言，这只是办公室的另一天而已。确实，对于这些专家而言，犯罪现场 是 他们典型但总是临时的工作场所，并且与那些参加许多挑战性较小的工作环境的人一样，他们会充满信心地进行熟悉。
考虑到摄影的性能与反射的二分对立法 。 法国理论家和哲学家罗兰·巴特斯（Roland Barthes）提出的批评断言立即引起了共鸣，他指出：拍摄对处于情境中'，'运动中'，'处于自然状态'的电影，却很难得以把握。8 巴特认为，为了理解电影的动作，可能必须保留残差。9 作者William Burroughs也认识到这种 情感连接到一个事件或活动，但你们可能会发现，把握，只能通过文件进行，它指出了“你可能在排便时和性交时没有经验耻辱，但你很可能在录音回放的过程中让观众体验到羞耻。 羞耻是 回放：曝光的结果。 有个说法是，先进的远程文件可能具有关键要点，借此来理解人类的行为，事件等：可，透过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摄影技术领域进步和发现可以追溯到一个信仰（或着迷）的形成。
1924年，匈牙利摄影师兼作家LászlóMoholy-Nagy指出摄影机如何“使无法被我们的光学仪器（即眼睛）所感知或吸收的东西变得存在：即，摄影机可以完善或补充我们的光学仪器，眼睛……这个原理已经在一些科学实验中得到了应用，例如在运动研究中-步行，跳跃，疾驰-以及动物，植物和矿物形式的放大-显微照片-以及对自然历史的其他调查；但是这些实验仍然是孤立的现象， 尚未建立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11 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提倡人们认识到各种照片来源提供的数据之间的联系的潜在重要性，这似乎恰好预示了现代法医服务实验室的发展，这是该 命题在当代的 典范：在这里，所有可能的用途都是由多种技术先进的基于镜头的设备组成，并且在单一统一目的仍然是首要目的的情况下 ，可能的互连可能有效地使犯罪嫌疑人入罪。
Moholy-N agy所暗示的发明和发现包括显微照相技术的发展（通过显微镜拍摄照片），该技术于1876年归因于Reginald Fessenden。1878年归因于Eadweard Muybridge的高速摄影机快门（定格摄影）和1895 年归因于WilhelmRöntgen的伦滕射线成像（x射线图像）。12 这些先驱者的共同目标是对使用科学的渴望为了揭示迄今未见的世界-进一步深入等等。奥地利神经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当然也具备这种态度，他正是在这些照片发明的那些年里面最终能够出版《梦的解析》一书。
是哲学家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将近三十年后，他首先提出了摄影显微技术的伦琴射线成像，高速摄影机快门同精神分析理论等发明之间的直接对立。本杰明-现在著名的评论家说：“摄影以其慢动作和放大装置揭示了秘密。正是通过摄影，我们首先发现了这种光学的无意识的存在，就像我们通过精神分析发现了本能的无意识一样。” 3 本杰明的主张与弗洛伊德的主张相似，这一点立即令人信服，但是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接受他的提议，并将其与分析环境“会谈”联系起来，可以注意到，无意识的记忆痕迹-如同作案的侦探痕迹作为遗留的证据那样，并不是完全不可察觉的。 动态无意识的隐藏叙事源于被分析者的话语： 真实的 故事不是患者认真思考的故事，而是通常位于看似偶然的细节中，例如否认，重复，犹豫，口误等揭示出来。精神分析家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已经证明了被分析者话语的首要地位：“ [拉康强调]患者话语的内在关联性，即他或她所说的话……您只需检查他或她是否话语是一致的……您在话语本身中寻找差异。” ，4
这个主体也支撑了现代犯罪调查人员遵循的程序：他们的基本程序是 从调查中排除或 消除每个犯罪嫌疑人。自从小说家爱伦坡的虚构的侦探M. Dupin观察到“他们（侦探和他的团队）以来，这种方法一直没有改变过。虽然陷入了将异常与奥秘混淆的严重但普遍的错误中，但是由于这些与普通平面的偏离，这种原因就可以理解了，如果有的话，它也在寻求真相。追求这一点，应该问的不是“发生了的事情是什么”，而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东西如何遭致现已发生的事情。”” 15
并且，当这种避免不一致的方法用于解释犯罪现场照片时，本杰明与临床环境的相似之处得以维持：就像精神分析会谈的特权空间可以突出显示通常被拒绝的话语实例一样，此处曾经（偶然）或不起眼的所有事物都不能（必定不）被忽略或 忽视掉。 谋杀现场是一个稀缺的空间，在其中几乎完全消除了（或将其消灭掉了）所谓的平庸的事物。法国哲学家莫里斯·布兰科特（Maurice Blanchot）评论了尸体改变其周围物体状态的能力，他指出：“尽管尸体安静地躺在其啤酒壶上，但它在房间的任何地方。” 16 这个因素是决定性的，无论是暴力死亡还是其他原因，因为存在是重新定义空间并重新配置房间中所有事物——或其他 一切事物）状态的尸体 ——现在必须记录并作为检查的对象 。1
为了捕获特权（在我透过档案咨询到的主要资料中，例如DPP档案馆中的犯罪现场的图像）中的细节，我使用了距原始照片表面约三厘米处的微距或“特写”镜头，在评论他所使用类似装置时，艺术家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评论道：“我把相机[复印架]当作电子剪刀，” 20 如此，我的摄像架的动作也是如此。在图像表面（镜头在老化的黑白照片上缓慢移动）上进行拍摄是为了寻找并发现（在日常熟悉的杂物中）哪些元素
被认为是 症状性的。21 ） （原文如此） 沉浸在相机视角所提供的视角中，我“重新进入”了这些场景中的每一个地方，其效果通常与我身临其境般谨慎地（内疚地）爬行着，捕捉了我自己的证据：一个高跟鞋在厨房的桌子上放鞋；在椅子后面放一些经过仔细折叠的衣服；在餐桌上放一盘巧克力饼干；在火车车厢门上刻有猥亵性的涂鸦；在森林砍伐中布置工人的工具等等。
罗莎琳德·克劳斯（ Rosalind Krauss）在 《光学的无意识》一书中这样发问：“我们可以在视觉领域中说些什么，这将类似于'无意识'本身，这种结构首先假设了它在其中运作的有知觉，其次是只要作为它的冲动而与那个人的意识关联那么就有意义吗？这种光学领域-视觉现象的世界：云，海，天空，森林-有无意识存在吗？'^ 3 回答克劳斯烦恼的问题时，可以简单地断言至少在本研究中，（假定）对“云，海，天空，森林”的无意识是没有的：我在下面询问的 线索 只是作为索引性的视觉提出的 证据，以便表明，它们总是要回到（可能的）人类行为和做法上。.2 因而， 继巴尔特的术语中，
杀人现场照片的“研究”—只要我与它们合作-始终是对一个暴力死亡（的尸体）的描述。巴特（Barthes）将这一元素描述为“一个人此时在照片中所感兴趣的，是与摄影作品相对立的东西。 ” [25] 然而，正如作者吉姆·巴拉德（Jim Ballard）所观察到的那样，“残酷而暴力的图像是令人同情的。到第二天下午，这一天已被程式化为媒体的标志了。” 26 因此，巴特的《研究》 似乎实际上是平淡的。重复且空洞，仅传达受限制，封闭的那些标志。27 同样，巴特式的“揭示”，“让我着迷、使我惊讶并唤醒了我的那些细节……一种点，一种刺痛，使我触动地很厉害”，似乎也要依赖于米勒和坡的观点，这取决于米勒和坡的观点的差异。 8
例如，在1977年10月18日凌晨，德国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十五幅画作中，几乎毫不夸张地描绘了安德烈亚斯·巴德（Andreas Baader），古德·恩斯林（Gudrun Ensslin）和扬·卡尔·拉斯佩（Jan-Carl Raspe）备受争议的“自杀” （当他是Stammheim监狱的囚犯时），这是一幅“辅助性的”绘画，它并非来自令人垂涎的尸体的轰动的新闻图像，而只是描绘了唱片（如同黑胶唱片）在廉价唱片机上播放而发出的次要性的细节，“ “这似乎是最显露和最凄美的形象。”英国皇家空军十一年的暴力和谋杀运动旨在使人们摆脱所谓的帝国主义力量的挣扎，这徒劳无益。尸体的“英雄”形象-似乎确实将他们展示为“造成资本主义彻底毁灭的“正当理由”，但可能会在唱片公司中以某种方式瞥见：激荡了1960年代后期的革命和反建立情绪，摇滚和流行音乐一定是 这一切的开始。 卢克·桑特（Luc Sante）观察时提到的一个现象的例子如下：“每个生命都是杂乱无章的事实，因而这确保了猝死会加剧混乱；任何可笑的时刻可能是最后时刻，任何微不足道的物体都可能永远与之联系在一起。 “ 3 恰恰是我在本书中评估的这些“完结了的并列”的某些案例实例—通常只在其他的发光照片的边缘才能瞥见其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