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观儒家（二）

儒家之修行，讲究行燕坐，明知止。对比一下佛家与道家：佛家入禅定，证空明；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燕坐，即安坐、闲坐。《仪礼·燕礼》曰：“宾反入，及卿大夫皆说（通脱）屦升，就席。”（东汉）郑玄注曰：“凡燕坐必说（通脱）屦，屦贱不在堂也。”（唐）贾公彦疏曰：“凡在堂立行礼不说屦，安坐则说屦……以其屦在足贱，不宜在堂，陈于尊者之侧也。”燕坐乃儒家学者聚会时之坐法，乃安禅、坐禅之异名。不管是燕坐、入禅还是致虚极，说的都是修行时要摒弃欲望，做深层次之思考，如此，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道家与佛家之理想相对来说是消极的，而儒家是入世思想，儒家弟子之修行都应该明知止。

《大学》曰：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知止者，适可而止，知足不辱。定者，定形也，确定理想也。静者，无杂念也。道经曰：

一尘不染谓之清，一念不起谓之静。

可见，古代之静并非今日之静，今日之静表示不吵闹，而古代静之本意却表示心无杂念。定乃身体之不动，而静实乃心之不动。

安者，不患得患失，善处于现状。古人将三面环山一面开口之地形称为安，三面环山表示无后顾之忧，无被暗算、偷袭之虑。故古代很多大城市之建立都首选这种地势，如长安（今西安）、临安（今杭州）、高安等。

虑者，具长远智谋。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告诫他人应有长远眼光与周密思虑。忧，指担心眼前某件（坏）事会发生；虑，指担心未来某件（好）事不发生。得者，得的是人生之理想，此乃思想之最高境界，终有所成。

《老子·十章》云：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又《老子·三十九章》云：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虽然《老子》成书在《大学》之前，但“虑而后能得”，却能用《老子》很好地注释。《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曾参所作，其出现应该晚于《老子》。孔子比老子稍小几岁，而曾参比孔子小46岁。儒家参照道家来推演自己之学说并非不可能，儒道两家虽然主张颇有不同，但起源却很相近。

天得一以清。上古神话认为，盘古开天辟地后，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沉而为地。“一尘不染谓之清”,而今日之天空却不再“清”，大城市的夜晚再也难以看到孩提时常见之银河。

地得一以宁。宁之本意，为（使）回家，如息事宁人，即平息事件后让人回家；再如鸡犬不宁，即鸡犬在外不肯回“家”，用来喻指外面很乱，鸡犬都不敢休息。宁，繁体为寧，从造字上来看，其具有很深刻之家庭意味。上有“宀”字头，表示“寧”先得有房子，没房子怎么回家？房子下面是心，表示是安居而不仅仅是定居。知止而后有定，定仅指身体之不动，就像中了孙悟空之定身术一样，定居于此并不意味着开开心心地住于地。而安居则不同，安居不但表示房子在此，且心也在此；安居才能乐业，安居才有安全感，这从“安”之本意（三面环山之地）就可明显看出。再下面是皿，指用来盛装衣食等物之器具，引申为财物。可见，要想宁，除了能安居外，还得有饭吃、有衣穿、有钱用。最下面是丁，即人口，特指壮丁，即青壮年男子。要想宁，除了能安居、有饭吃、有衣穿、有闲钱用之外，还要有儿子。可见，古人认为“有子万事足”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题外话，作者再补充一句。通常民间认为，古代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有比较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其本质可能并非如此。因为男丁要肩负着保家卫国、家族传承、光宗耀祖等责任，所以受到家庭更多的关注也是可理解的。

神得一以灵。神得“一”才能成为神灵，除了能够飞行绝迹、变幻莫测之外，还能长生不老，与万物沟通。

谷得一以盈，盈就是饱满，预示着丰收。

万物得一以生，生就是生发与生长。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什么叫正呢？儒家学说孔子自以为“吾道一以贯之”，曾参概括为“忠恕之道”，若用一个字来概括，即“仁”；道家学说若用一个字来概括，即“道”；若将儒、道两家学说合起来用一个字概括，则这个字当之无愧地应该为“正”字。为什么呢？儒家讲知止，止于什么呢？止于“一”，即道家所谓之“一”。止与一合在一起，就是“正”！因此《老子·四十五章》云：“清静以为天下正。”道家如此，儒家亦如此。《大学》所谓“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此用“近道”一词，说明在老子、孔子与曾参那个时代，儒家与道家，或许并无严格界限。

古人关于“静”与“正”之修持，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六韬·武韬·文启第十四》曰：

太公曰：“……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则止，启之则行，静之则清。”……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曾说：

（中国文字）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与哲学有关，也许建立在非常理性的基础之上，如数学、秩序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代表的那样。

莱布尼茨贵此等见解，应该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一些问题。

将中国大陆科学家从来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归罪于儒家传统文化，不管正确与否，今人都应深刻反思。首先，中国有多少现代学者受的是传统教育呢？古中国之传统教育是书院式或门派式的，师生间的交流丰富而深刻。传统教育之把握者与管理者皆是先生，即现代意义上的老师；而现代教育之管理者是体制，所以现代教育之不成功不能归咎于传统思想。孔子是传统教育之杰出代表，其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之外，还经常与学生一起组织文艺活动与体育运动并亲身参与，真正达到了“德智体美劳”教育之完美结合。

今日之中国，教育都是学院式的，是一种复制或翻版活动。老师对每个学生讲的都一样，每门课都有统一的教学大纲，这怎能因材施教？一届届的毕业生，正如机器复制产品一样！当今多数中国学者思想不够深刻，几乎纯粹是被今日之教育模式影响出来的，跟古人并无多大关联。在当今之中国，教师都被迫按大纲授课，教务处还经常组织检查活动，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否按部就班。这些条条框框，使得教师在想发挥个性时顾虑重重，从而导致教育水平大大下降。

而在当今之中国，不少研究生，即便是博士，想见导师一面都难；想与导师一起交流一个下午，难上加难。这应该也与中国古人重传道之教育方式无关。

在欧美之高等教育与研究生教育走向书院模式时，当代中国却将之抛弃，并在学院教育模式中深深陷落。因此，今日之中国学者思想比较保守，并不能归咎于在中国古代经典思想与古代教育理念。毕竟，今人并未按照老祖宗之模式在教学、读书。在现代课堂里，绝大多数学生很少涉及中国古代经典之学习。建筑、机械制造等专业之专家甚至没深入了解过《考工记》、《天工开物》、《园冶》等著作，生物学、社会学等专业之专家甚至没认真拜读过《齐民要术》等书，地理、测绘等专业之专家甚至读不懂《水经注》……当代中国学者连古代之科学经典都没弄明白，却将今人不能在科学顶峰之上徜徉之困境归罪于中国传统思想，这难道是明智的吗？

袁隆平院士在解释其所研制的杂交水稻之优良性时，说其理论原理部分来自《齐民要术·五十六》：

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母长则受驹，父大则子壮。

这说明，中国古代很早就对生物界之杂种优势作了科学论证。1400多年前之经典，能解决当今地球上数十亿人之口粮问题，这也算是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