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亡的瞬间

Maurice Blanchot and Levinas

[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王立秋 试译

我记得一个年轻人——一个还年轻的男子——通过死亡本身——以及也许，不义的失误——来避免死亡。

盟军成功地在法国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已被击败的德国人，还在以徒劳的凶猛，作无谓的挣扎。

在一所大房子（它被称作城堡）里，有人非常胆怯地敲门。我知道那个年轻人会来给大概是要求助的人开门。

这时，有人怒吼：“都出来。”

一个纳粹副官，以标准地可耻的法语，叫老人先走，然后是两个年轻女人。

“出去，出去。”这一次，他是在怒吼。然而，年轻人却没有尝试逃走，而是缓慢地，已一种几乎像是（朝圣的）僧侣的方式向前移动。副官摇动他，向他出示了枪和子弹；显然战斗已经发生；这片土地已是战场。

副官哽咽着一种奇怪的语言。并把枪，子弹，和一颗手榴弹放到了那个已经不是那么年轻（人老的很快）的男人面前，他字正腔圆地喊道：“这就是你来的目的。”

纳粹把他的人排成一排，为了，根据规定，射击人体目标。年轻人说，“至少让我的家人回去。”于是他们回去了；姨妈（九十四岁）；他的母亲，更年轻一些；他的妹妹和他的弟媳；这是一个漫长，缓慢的队伍，沉默，就好像一切都已经完了似的。

我知道——我知道么——德国人已经在瞄准，等待最终的命令的那个人，在那时经验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轻盈的感觉，一种至福（然而，没有什么好高兴的）——主权的欣快？

在他的处境下，我不会尝试分析。他也许突然变得不可征服。死去——永生。也许是狂喜。更确切地说这情感是对苦痛之人的同情，是不再永生或永恒的快乐。自此之后一种秘密的友爱把他与死亡结合在一起。

在那一瞬间，（突然出现了）一种突然的，对尘世的回归，附近爆发的一场战斗的巨大的噪音。马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游击队）的指挥官像帮助他们知道即将陷入危险的那个人。德国人依然保持着次序，准备在一种捕捉时间的静止中继续这样保持下去。

其中一个人走向前，用坚定的声音说，“我们不是德国人，（我们是）俄国人，”并笑着说，“瓦拉索夫的军队”，给他打了个闪人的手势。

我想他走开时，依然带着那种轻盈的感觉，知道他发现自己走进了远处的一片树林，那片林子的名字是“布吕耶尔林(Bois des bruyeres)”，他在那里躲进了他熟知的数木的荫蔽。在浓密的森林中，突然，在不知过了多久之后，他恢复了一种真实的感觉。到处是火，火势不断蔓延；所有的农场都在燃烧。一会之后，他发现三个年轻人，农场主的儿子们——这场战斗的真正的局外人，他们唯一的错误是他们的年轻——已经被杀死了。

甚至路上，原野上的浮肿的马，也证明了一场战争已经过去。在现实中，到底过去了多少时间？在副官回头并意识到年轻的女主人已经消失的时候，为什么愤怒，狂怒，没有促使他烧平那座（静止而宏伟的）城堡？因为那是城堡。（它的）门面上刻着——就像一个不可摧毁的纪念一样——一个日期：1807年。他足够有文化到知道，这是著名的耶拿之年，当拿破仑，骑在他的小灰马，经过黑格尔的窗前，而后者则在他身上认出了“世界的精神”，就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的那样？谎言和真理：因为在黑格尔给另一个朋友写信的时候，法国人掠夺并洗劫了他的家。但黑格尔知道如何区分经验和本质。在1944年那年，纳粹副官对城堡怀有一种农场不能引起的尊敬或照顾。然而，一切都遭到了搜查。一些钱被偷走了；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高房间(the high chamber)”中，副官找到了一些纸张和一份厚的手稿——也许包含战争的计划。最后他离开了。一切都在燃烧，除了城堡。领主得到了宽恕。

无疑，对年轻人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是不义的折磨。不再又狂喜；只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只是因为，甚至在俄国人眼中，也只是因为他属于贵族阶级的感觉。

这是战争：对一些人来说是生命，对另外的人来说，是残酷的杀戮。

然而，在射击不再进行而即将来临的那个时刻，那种我不知道如何翻译的轻盈的感觉留存了下来：免（自由）于生命？无限的开放？既不是快乐，也不是不快乐。更不是恐惧的缺席，也许，已经是在此之外的一步。我知道，我想想，这种不可分析的情感改变了对他来说的剩余的存在。就好像从此之后，外在于他的死亡，只能与他身上的死亡发生冲突了。“我活着。不，你死了。”

[注]译自Maurice Blanchot and Jacques Derrida, Demeure Fiction and Testimony（《持存，虚构与证言》）,tran. Elizabeth Rottenber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art I, Blanchot, “L’instant de ma mort/The Instant of My Death”, pp. 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