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萬里│風細雨十五年——我與《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相伴的日子

風細雨十五年

——我與《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相伴的日子

　　二○○一年，我告別執役二十餘年的《漢語大詞典》和《辭海》工作，調入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終於可以靜心地「從吾所好」，讀一點想讀的書，寫一點長期積鬱在胸卻一直沒有時間動筆的心得。二○○四年七月，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王榮華新任社科院院長，對社科院發展有一系列新的舉措，巧遇這個契機，歷史所副所長芮傳明、社科院終身研究員羅義俊、我和《社會科學》雜誌社錢杭，以及研究東京審判的程兆奇等人在一次聚餐中漫議，想成立一個院屬中心，組織大家發揮各自特長，以提升社科院在上海古代史和傳統文化研究中的影響和地位。事後即草擬方案，於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向院裡遞交了一份《整合資源，充分發揮人才優勢——關於建立「傳統中國研究中心」的設想與方案》，因為設想和方案正符合院方發展的策略，所以立即獲批，成立了社科院院屬傳統中國研究中心。中心性質是院屬，研究範圍是古代，故人員以歷史所古代史室為主，而兼及其他部門，如有宗教所二名，哲學所一名，圖書館二名，雜誌社二名，以及上師大一名，約近二十名科研人員，共同參與，形成一支基本隊伍。之後又有個別青年科研人員參與進來。

　　中心由社科院直接撥款作為運作經費，每年三十萬，這是一筆不小的費用。我們《方案》中的「科研規劃」有五項，一、建立一個網站，作為中心展示窗，刊發中心人員科研成果，以與學界交流聯繫；二、出版同仁論集；三、每二年舉辦一次有關傳統中國研究的國際會議；四、五年內出版一套叢書；五、培養中青年優秀科研人員。經費下撥後，第一個可實施的是網站，所以立即建立「傳統中國研究」網站，我曾以「傳統中國」為題撰寫一副嵌字對聯：傳人倫星曆方輿之文明究玄幾以欣播海國，統考據辭章義理之鈐鑰超象外而冀得環中。對聯貼在網站首頁。羅義俊則在網站上用簡短文字揭明中心的宗旨和方向。第二步可實施的是會議，於是立即籌措，於十二月一日發出通知，擬於二○○六年七月在上海召開會議。

　　在徵集會議論文過程中，我們想到需要辦一個刊物，以便長期與學界交流。為此曾專門召開一次討論辦刊宗旨的座談會。會議議定，若創刊之初，稿源不足，可甄選會議論文編刊，以後則須制定措施，面向學界徵稿，規範編輯審稿流程。及至七月會議結束，論文的甄選牽涉到水準高低和人情親疏，最後不得已全部收入。因會議論文字數較多，故分為《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一、第二兩輯。在編輯過程中，首先遇到的問題是用繁體還是簡體，有人主張簡體，而芮傳明和我都竭力主張用繁體。芮是主任，所以最後確定用繁體。第一、二輯交由《社會科學》雜誌社編輯，故由錢杭掛名，並約定今後由中心骨幹輪流主編。由於大陸和港臺學者論文所用字體繁簡雜出，雜誌社慣於用簡體操作，對繁體並不熟悉，對異體字更是不知所措。校樣排出後，人民出版社執事約請一位資深編審審讀，結果在校樣上改得滿目瘡痍，致使出版社多出一次校樣。給我們出版的是老朋友許仲毅，所以我們支付出版費不多，但多出校樣，提高成本，出版社會虧，因而敦請我們注意，否則難以合作下去。第三、四輯是約稿制，由我負責徵稿、約稿並主編，我徵稿時事先約定用繁體字，儘管有些文稿交來仍是簡體，及至編輯時，我先全部轉成繁體。簡單的簡轉繁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不僅有大量一對二、一對三的繁簡、異體字錯亂，也有新舊字形的糾葛。我編了二十年大型語文詞典，成天與繁簡體、正異體和新舊字形打交道，也算是資深編輯了。尤其是上世紀九○年代臺灣印刷《漢大》繁體版時，所有的簡轉繁工作方案全是由我制定的。當年還是手工操作的年代，一部《漢大》有四千多萬字，繁簡混排，根本無法估計有多少字需要改。如果將需要改的字一一拉改，不僅工作量大到無法想像，而且稿面縱橫交錯會成京劇花臉，必使排字工人看得眼花繚亂而無所適從。本著為減輕編輯拉改寫字工作量和排字工人省力少錯原則，必須根據漢字出現的頻率高低來處理字形轉換中的符號，即頻率高的字只在字下打勾直接轉換（即簡轉繁），頻率低的字在字上打框保留。比如：万——萬，丰——豐，适——適，后——後等雖是一組簡繁字，但万、丰、适、后在古文獻中有獨立意義，必須辨別字義，分別處理，所以前者打框保留，後者打勾轉換。因為前者出現頻率很低，只有在万俟卨、丰采、丰姿、南宮适、伯适、洪适、皇后、后妃等名詞、語詞情況下出現，後者則是大量的、無數的。假如碰到「间」對應閑——閒——間三體，「复」對應覆——複——復三體這種一對三的異體繁簡字時，則在「间」和「复」下打勾直接轉成「間」和「復」，其他必須拉改成「閑」、「閒」和「覆」、「複」。基於這種經驗，我在將《集刊》文稿排定後，用電腦替換了一百多個正異體字和繁簡字，使交出去排版的文稿基本可以不出差錯。經過這樣工序上的扭轉改進，終於和出版社達成了長期合作的意向，使《集刊》在出版上有了保證。

　　編輯、出版剛理順，轉眼已到二○○八年，中心三年必須評鑑。按中心建立的目標，三年中我們已經召開國際會議三次，上海會議二次，編輯了六本《集刊》（第七輯已付印），出版了一套五冊的《傳統中國研究叢書》，其他專著三本，整理古籍二種，按理三年中成果可謂豐碩，但由於先前在《集刊》座談會上因徵稿範圍和辦刊理念上的分歧，得罪了外校某位持異見者，而最後評鑑時恰巧落到他手中，評鑑未被通過，中心就此解體，經費便也無著。值此關鍵時刻，主任芮傳明退休，錢杭調離社科院，餘下的人皆作事不關己狀。此時第八輯的文稿部分已到，繼續編，沒有經費，退稿，有失顏面，進退兩難，編輯工作一度停頓。

　　因為中心的解體，社科院設立特色學科，我被推為「經學與文獻」特色學科帶頭人，每年有十萬元經費可支配，但因同時要支付年輕人科研經費，也不能全部用於刊物，只是將第八輯發排。不久，我出任歷史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和社科院院學術委員，經常參加院裡各種學術項目評審，便利用機會，數次向社科院負責科研的常務副院長申述《集刊》的重要價值和影響，說白了是纏了他幾次，最後他同意，叫我寫申請報告。我於二○一○年五月十二日提交了一份長達十八頁的資助項目申請書，將刊物的內容、價值、影響乃至前七輯的目錄都附上。院部於二十日召開座談會調查情況，最後批准每年資助十萬編刊經費，但必須每年填表申請。

　　第七輯二○○九年出版，第八輯到二○一一年四月才出版，中間停頓就是因為經費無所著落。二○一一年秋季有了經費資助，我把一、二年積壓的來稿精選後編成近一百萬字的九、十合輯，於二○一二年三月出版。出版後不久，出版社老許告知《集刊》已經被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遴選為CSSCI來源集刊，這個消息當然是對我的鼓舞和激勵，滿以為就此可以精心編稿，按期出版。誰知波瀾又起，二○一三年，社科院遵循新院長的策略，掀起新一輪政策——創新工程，原計畫中的經費將重新洗牌，這意味著特色學科和《集刊》經費都必須重新融合到創新工程中去重新分配，此時批我《集刊》經費的常務副院長已屆齡卸任，《集刊》經費一時間又陷入未卜境地。二○一三年，院裡允許我申報國家重大課題——「歷代儒家石經文獻集成」，已被國家哲社辦列入指南，而我亦將調往交通大學任教。《集刊》以中心名字命名，「傳統中國中心」已被取消，有能力接手的其他所領導和研究員多袖手旁觀。歷史所古代史室除了我，沒有一個正高研究員，與外界交往不多，顯然無法獨立承擔繼續編輯，何況《集刊》經費也要看是否能在創新工程中分得一杯羹。我深感六、七年來人事紛擾，使得中心曇花一現，中心成立時的五個願景全成泡影，唯獨因處理會議論文而創辦的《集刊》，算是一路荊棘、顫顫微微地堅持著。此時很多學界朋友也紛紛來函來電，希望我能夠堅持下去。我也明白，中心僅僅是一個名義，真正可以推進學術、留下痕跡的就是《集刊》。帶著這樣的信念與朋友的鼓舞和矚望，我拿著新出的第十一輯雜誌，去找當時新任的所長溝通，希望得到他支持繼續辦下去。我的設想有二：一是由歷史所出資（因為前十一輯都是社科院經費，與歷史所無經濟糾葛），我來繼續編輯，二是由歷史所和交大共同出資合編，以加強二家的合作聯繫。所長當時因為我要調離，一肚皮不高興，完全置此事於不理不睬，而與我大談，只要我留下來，給我什麼待遇，多少經費；如果我一定要走，他還要去反撬邊予以阻止。我一聽頓覺不快，協商不歡而散。事後同其情想一想，也可以理解：他新上任，就有人調離，畢竟於顏面上不好看（儘管我再三再四說明與他無關）；要平白再多拿出一筆經費（其實所的經費是要前一年預算申報，即使通過，也要隔年才能下達），來辦與他的專業完全無關的雜誌，沒有必要；《集刊》畢竟不是期刊，歷史所已有《史林》，更無必要。在歷史所延續的希望落空，我就與交大人文學院和文科處聯繫，能否資助繼續辦刊，他們說經費沒問題，於是就有了到交大續辦的事。

　　到了交大，接辦刊物，第一個值得思考的是，刊名改還是不改。原社科院傳統中國研究中心不復存在已經四年，網站廢棄也已很久，第七輯以後的出版費不是中心經費，而是我以「經學與文獻」的名義向院裡額外申請的。接續原名，可謂無本之木，名不副實。「傳統中國」範圍太廣，不是我能力所能掌控，而且刊物範圍太廣，讀者對象就模糊。由此想到我特色學科的「經學與文獻」一名，覺得將刊物內容框定在經學與歷史文獻範圍，比較合適，於是就決定改名為「經學文獻研究集刊」。《集刊》改名本來自由，因為已被南大收入CSSCI來源集刊，必須向評價中心說明原委，請求同意並備案。於是致函南大評價中心，詳述刊物原委及改刊理由，幸獲允准。但他們提出三項要求：一是保持一如既往的高品質論文，二是不改變原刊宗旨，三是保持一年出版二輯。一年出版二輯，是對所有進入評選集刊的要求。我隨即在第十二輯前刊登「更名啟事」，南大評價中心網站也將啟事貼在網上。此後我即按中心要求，每年出版二輯，到現在已出到第二十四輯。

《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二十四輯封面

　　按理自十二輯以後可以安心正常編刊了，但事實上仍然不斷有新的卡口。首先是學校文科處的經費是「985經費」，到了一個周期結束，就沒有了。下一輪有無經費、用什麼經費是未知數，學院的開支是要預先申報名目的，所以經常出版社開印之前先要錢而這裡卻還無法支付，有幾次都是用我的科研經費先墊支，無法正常專款專用。其次就是牽涉到幾年後歷史所重新出版《傳統中國研究集刊》一事。

　　前面已說過，我離開歷史所前與新所長溝通繼續編輯《集刊》事，他並未搭理我，我在交大續出，也沒影響到他們。事情的觸發點是二○一四年第四季度社科院下撥歷史所一筆經費，要短期用完，情急之下他們立即召開「傳承與創新：江南史的新發展學術會議」，會後又將剩餘經費以本刊曾用名「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為名，署「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編輯委員會編」，於二○一五年十二月出版會議論文集，意欲接續《傳統中國研究集刊》，序之為「第十二、十三合輯」，以便後續操作。其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我編的刊物已進入CSSCI來源集刊行列，而罔顧本刊已正式更名且為南大評價中心認可的事實。尋究其實，從時間上看，《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十二、十三合輯距原《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十一輯（2013年5月）的出版已有二年零七個月，距《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十二輯出版也有一年零五個月的時間，完全與評價中心要求一年出兩期相悖。從署名上看，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也與原來的「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中心」不相接續。從內容上看，原來是不刊登辛亥以後的現代內容文字，所以稱為「傳統中國」（羅義俊發刊宗旨已劃定界限），而現在卻刊載有關自行車、唱片之類的文章，與原刊宗旨不符。從性質上看，原刊自第三輯起由約稿、投稿逐漸過渡到投稿制，而《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十二、十三合輯仍為會議論文集，以後幾輯也以會議論文集居多。從形式上看，原刊用繁體，而歷史所編的《集刊》已改用簡體。以上種種，足見現《傳統中國研究集刊》已非原刊之延續。當然，我一直抱著學術刊物越多越好的想法，他們能出版，也是對學術的貢獻。但問題是他們到處散布我帶走刊物的謠言，並揚言要訴諸法律。而一些不明真相也不明出版物性質的人也竊竊傳言，以為我做了什麼錯事。

《經學文獻研究集刊》入選為CSSCI（2017-2018）來源集刊證明

　　為此我先來解釋一個期刊與集刊的性質問題。期刊所用的是刊號，一個刊號可以長期使用，所以期刊的出版單位是雜誌社；期刊可以郵發，所以不能延時脫期，一般不進入書店；集刊沒有刊號，所用的是書號，一書一號，出十本就要十個書號，俗稱以書代刊，集刊不可以郵發，發行量有限，所以出版社要求資助出版費。在行政上，期刊和集刊分屬不同機構管轄。既然是資助出版，那就誰資助就可以由誰來編輯，所以集刊經常有換編輯單位和出版社的事例。比如中國歷史文獻學會的會刊，編輯單位和出版社都已一易再易，以致有五、六次之多。本來這種事不值得一提，且現在執事者是近二、三年始調入歷史所，完全不知道當時編刊細節，為了一個CSSCI的虛名，竟然到處逢人毀我名譽。更使人傷心鬱悶的是，竟有以前在我《集刊》上多次發文章的人，也竭力慫恿他與我打官司。人心險於江潮，每一念及，不寒而慄。

　　儘管伴隨著這本刊物跋涉了十五年，發生過各種各樣的事，碰到了各種各樣的人，身心不免疲憊，但我仍然對《集刊》懷有感情，因為它寄託著我辦刊的二個追求或者說信念。這源於我自身的經歷，記得上世紀八○年代，我先後寫了三篇四萬、五萬、七萬字古音學長文，在那個年代，這樣的長文是無處可發表的，更何況是一個小青年的文字，這些文章都是在十多年之後方始全文刊出。也寫過一篇四、五萬字的考證道教《黃庭經》文章，一個雜誌編輯部已復函刊用，囑作刪節，及至我刪改後親自送去，主編一看我是二十多歲的小年輕，竟睇視許久叫我放著，一年後再發我一張退稿函。所以我主張一個刊物既能刊登個別確實言之有物的長文，也能適當扶助年輕人一起成長。事實上，《集刊》也是這樣在操作。比如，音韻學前輩寧忌浮先生、北大辛德勇教授，都刊過音韻和史學考證長文。年輕學者的文章，我在社科院所編的《集刊》上占比百分之二十，而在交大所編的《集刊》上就有所上升，希望能在他們學術的起步階段給予一點幫助與鼓勵。當然退稿的或許更多，主要是一些題目大而無當，識見好高騖遠，材料蜻蜓點水，論證目的不明的文章，這是學術上的不取。還有是為人上的不取，很多作者喜歡直接將文章寄到我的郵箱，這可以理解，但郵件除了一個附件，竟沒有一句話，我稱之為「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開始我收到此類投稿，一邊轉編輯部，一邊再回覆作者一函，浪費了無限精力時間。後來經常有這樣的投稿，方始悟出這是撒網式「海投」，感歎的是這些年輕人既不懂對人最起碼的尊重——更何況你是在「求」人，連為「海投」放煙幕遮羞也不懂。我從年輕時被退稿到後來被約稿，與主編和編輯部函件往返，從來都是對人尊敬有加，對人尊敬的程度體現出自己涵養的深淺，所以後來我對「不著一字」的稿件一律不覆不理不採用，並且呼籲所有雜誌都應該抵制這種稿件，以扭轉人格與學風。

　　再談一下《集刊》作者的地域分布。《集刊》創始初期，因為是聚集會議論文，而會議以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和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為主，邀請臺灣學者也不少，所以也以上海、北京和臺灣作者群為多，採取投稿制以後，上海、北京範圍不再限於兩地社科院，而是拓展到更廣的高校和學術機構，臺灣作者分布圈也逐漸擴大。其他遍及山東、浙江、安徽、河北、貴州等二十多個省市和香港以及海外，作者地域更為廣闊。

　　《集刊》從創辦到現在，總共出版了二十四輯，在社科院出版的前十一輯刊發論文三百一八篇，在交大出版的後十三輯刊發論文二百一十四篇。前期所刊以古典文獻學、出土文獻學、社會史、學術史佔比甚高，後期經過調整，擴大經學、經學史特別是石經比例，使經學和古典文獻學、學術史作為本刊重點刊發內容。

　　我本非學術中人，無意要想用一本刊物來擠進學界，只是太熱愛經典與文獻，只是因為年輕時投稿曾遭白眼欺誆，所以想推動學術，搭建一個平臺，為年輕人提供一塊踏進學術的園地。回首這十五年，《集刊》伴我一路走來，雖無驚濤駭浪，卻時有斜風細雨。期間偷桃者有之，挑唆者不乏，總之要做好並不是件容易事。好在我無圖利之心，有守本之願，信步閒庭，笑談實相，「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虞萬里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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