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大鳄卢芹斋和戴润斋
新旧更迭的民国，没有了生活来源的八旗子弟们将祖辈传下的珍贵古董或是宫中文物纷纷拿出来典卖。日益开放的江浙一带，成为古董交易和酝酿国际化古董商的沃土。浙江湖州的卢芹斋，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叱咤欧美的古董大鳄；江苏无锡的戴润斋，则是二战后新一代中国艺术古董商中的翘楚。
卢芹斋，在中国和欧美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国人因他大量走私文物而扼腕痛惜，西方人则将他视为中国艺术品的使者，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本名卢换文，1880年生于离上海300公里远的浙江湖州卢家渡。对于自己的悲苦出身，日后在欧美功成名就的卢芹斋不愿提及，甚至很模糊地编了一套稍微体面些的故事。潘玉良邂逅她的贵人和爱人潘赞化，从此习画，正如卢换文遇到他一生的贵人张静江，进入古董行。十几岁时，卢换文离家到富庶的名镇南浔谋生，进入巨富张定甫的家厨做小工。张定甫的二儿子张静江(1877—1950)是大才子，日后当上国民党首任党主席。
出身商贾豪门的张静江到巴黎后弃官从商，由其父出资30万元，创办通运公司，经营湖州的传统外销商品茶叶、丝绸、地毯以及在国内搜罗的珍贵古玩。1905年，张静江在船上结识孙中山，后来成为终身挚友。1906年起，他多次在经济上鼎力资助孙中山及同盟会，而这些资金大多来自通运公司由卢氏负责的古玩业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卢氏称得上国民党建党前夕的幕后财神。随着张静江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协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28岁的卢换文决定自立门户，成立了来远公司。1908年，他给自己一个全新的身份，换掉有点土气的原名，改名为雅致的“卢芹斋”(LooChingTsai)，日后西方各界习惯称他C.T.Loo。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等地的古董生意一落千丈。卢芹斋随即将敏锐的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新兴市场美国。在纽约麦迪逊大街与第57街的街角，他开设了一家分店。显然，美国让他赚到了更多的钱。
对于卢芹斋的商业策略，佳士得专家、卢芹斋传记的作者勒南解析道：“他是第一位了解市场全球化的古董商；他是第一个直接到中国去找货，然后拿到美国和欧洲卖的古董商。在他之前，古董商只是在当地找货。他第一个了解到货在中国但钱在西方，必须到货源地去找东西并拿到有钱的地方去卖。因此他很快在北京和上海开设分号，有专人在全中国各地找货源，跟他联络，为他保留货源。他则每年到中国一两次，看货、取货、订货，拿到西方去卖，同时了解中国境内的最新行情。他的活动范围横跨欧、美、亚三大洲。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则是钱在中国，艺术品在西方，情况正好相反。而且，今天人们的逻辑是将这些中国艺术品运回中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的艺术考古活动进入一个高峰期。许多文物被挖掘出来，很大一部分进入市场。卢吴公司财大气粗，有实力将市面上流通的好货，包括青铜、古玉、瓷器、字画等抢先收入囊中，然后将它们发往巴黎或纽约。同时，他们还从盗墓者手中购买大量文物，如壁画、佛像、青铜器等。早在1913年和1914年6月，民国政府分别以税务处和大总统名义颁布了禁止和限制古物出口法令，但卢芹斋的生意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他对自己的买卖也直言不讳。这背后的靠山还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张静江与孙中山和蒋介石均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孙中山称之为“革命圣人”，蒋介石则称之为“革命导师”，陈果夫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张静江回到国内，后来成为中华民国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乃结拜兄弟。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力挽狂澜，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期间，为蒋介石夺取党政最高权力不遗余力，出谋划策。蒋介石正是由他提携，并在其帮助下上位。倚靠张静江这一坚强后盾，30余年间，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卢芹斋的走私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个角度说，卢芹斋的古董贸易也为民国政府创收不少。
卢芹斋改建的巴黎红楼旧景。这里也被称为“中国的卢浮宫”，楼内珍宝琳琅满目。巴黎是卢芹斋的发家福地。1925年，他在富人区蒙梭公园附近买下一栋原拿破仑三世时期建造的奥斯曼式的公馆，并耗时3年，改建成5层的中式红楼。这是巴黎市区唯一幢中国风格的建筑。卢芹斋在这里向欧美藏家展售亚洲古董，楼内珍宝琳琅满目，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卢浮宫”，风光一时无限。国际市场上，卢芹斋的名号至今响当当。一件藏品若他经手过，则代表了来源与品质的保证，价格通常比较昂贵。这份明显的附加值，正是卢氏传奇魅力的延续。
卢芹斋在纽约宣布退休的1950年，正好是戴润斋从香港到纽约发展的时候。正值40岁盛年的戴润斋，仿佛从前辈手中接棒，成为战后中国艺术古董商的新秀。他继续深耕美国博物馆和大藏家，为中国艺术品在海外的传播发挥大力。戴氏旧藏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祥云瑞蝠”开光式“四季花卉”图纸捶瓶一对。其中一件品相完美，在2010年10月7日香港苏富比以1亿4066万港元(约合人民币1亿1766万元)觅得新主人。另一件，由于瓶身有裂痕，同场成交价为3202万港元(约合人民币2678万元)
戴润斋，原本有个极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名字“戴福保”。或许是到了美国后，向卢前辈效法，他也改成以雅号行天下。这就是西方古董界熟知的J.T.Tai(戴润斋)。时值民国中期，北方各地盛行盗墓活动。政府对私自盗挖古墓的行为，非但无法取缔，反而出现开征文物税，借以增加政府财源的怪现象。1930年时，国民政府还鼓励大量文物输出，加收的文物税额达到30%。抗战前后的北京和上海，成为南北两大古董市场的集散中心，更是古董商和藏家角逐实力的最佳地点。
时至1949年，戴氏一家迁居香港。他和胡惠春、仇炎之、徐伯郊等人成为第一批南下香港的收藏家和古董商。然而在中国对外古董贸易活动停顿之际，香港有限的商机自然无法满足戴福保的事业雄心。此时他唯有转向欧美市场。1950年，他毅然决定移居美国，即使这意味着在安顿和打稳基础前，他必须先把妻子和一对儿女留在香港。
20世纪60年代，戴润斋全家正式取得美国公民资格，搬进了纽约东区73街26号的独栋楼房，终于过上安宁、恬静的生活。他们在纽约文艺界华人圈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诸如王季迁(艺术家兼收藏家)、林语堂(作家兼学者)、翁万戈(收藏家兼学者)及王方宇(书法家兼收藏家)等，都是他家的座上宾。有幸品赏戴氏私人珍藏的，也正是这批精英知友。
伦敦苏富比高级董事里尼尔见证了戴氏的欧美崛起过程。两人相识于1957年的拍场，戴氏47岁，里尼尔只有17岁。他当时刚刚进入伦敦苏富比，还只是打杂的小工。在预展前，他负责清理展品，贴拍品标签，预展上则为客人展示拍品。这位花季少年日后与戴氏成为私交甚笃的忘年交。他很清楚戴润斋的事业版图，介绍说：“与戴先生合作最密切的两位大藏家是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Brundage)与亚瑟·赛克勒(ArthurSackler)。前者众所周知的个人收藏，现今正是旧金山亚洲艺术馆(AsianArtMuseumofSanFranscisco)的典藏精华；后者经年汇集的艺术宝库，其中大多数则为现今华盛顿亚瑟·赛克勒博物馆(ArthurM.SacklerMuseum)的镇馆重宝。”1982年，年逾古稀的戴润斋淡出古董界，投身慈善，成立了戴润斋基金会。在他的推动下，基金会从资助医学院学生开始，继而进一步赞助一系列的医学研究、美国红十字会及许多相关的慈善机构。该基金会捐助了多项奖学金给北京大学与台湾的东吴大学。无论是2008年拍出5330万港元的清乾隆御制粉红地粉彩轧道蝴蝶瓶，还是2010年总额高达6.7亿港元的“彩华腾瑞”御瓷专拍，戴润斋基金会都受惠于这些拍卖所得，延续戴氏伉俪的善心厚德。艺术品咨询180.3342-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