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七反清时担任“青登莱道”的杨奇烈，莱州人对他很感恩

清顺治十八年，栖霞人于七在胶东半岛重新举起反清大旗。此时已经基本平定云贵的清廷，对“于七方面”不再采取招抚策略，而是腾出手调动八旗、绿营共数万大军，向登莱进发，意图一举荡平对方。

对于清军主力入境一事，时任登莱地方官们又喜又忧。喜的是，有大军作为后盾，他们守土之城被于七方面攻陷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忧的是，数万人马入境，地方不仅要供应大批粮草，并且武人素质不一，遇到骄兵悍将，很容易有扰民、殃民之举。轻则掳掠财物，重则扣上于七同党的帽子而“诛”之。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比较开明的地方官，就会在大军和民众之间“折冲樽俎”，尽量调和双方之间的关系。很显然，当时军强民弱，地方官的这种调和，对辖区内的居民更为有利。也正因为这一点，后世修撰的县志当中，对这样的地方官都会感恩戴德、大加称赞。

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时任莱阳知县邹知新。邹知新是湖广麻城县籍的举人，他在莱阳任职时，正好赶上于七第二次反清之战。清军到达莱阳后，听到传言说“当地有很多于七的同党”，因此准备大开杀戒。邹知新向主将再三恳请，保全了不少人的性命。后世莱阳人感念他的恩德，将他供奉在名宦祠中。

而在当时的莱州城内，也有一位类似举动的地方官。就级别来说，他比莱阳知县邹知新要高不少。他就是时任“青登莱道”的杨奇烈。

相对于“青登莱道”，现在的人们对“登莱青道”这个称呼更熟悉一些。实际上在清初的顺治、康熙时期，“青登莱道”的写法则更常见。在《清顺治实录》当中，就有不少记载。当然了，不管是“登青莱道”，还是“登莱青道”，指的都是以山东省东三府为辖区的道员。

杨奇烈的官职，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些高不可攀，但对于清代正史编撰者来说，级别还是偏低。因此，正史当中关于他的生平记载很少。

在《掖县志》当中，只提到他是正红旗汉军，顺治十七年，以副使分守海防到莱州赴任。此事在《清顺治实录》中也有记载，“夏四月丁酉山东济宁道副使杨奇烈、为山东布政使司参政、分守青登莱道。”（注：《掖县志》中记载杨奇烈的正式官职为分守莱州海防道，不过，《清实录》和《招远县志》中都写作“青登莱道”，本文即采用此称呼）。

杨奇烈作为“青登莱道”，驻地本在莱州。但在于七第二次反清期间，他离开莱州前往登州地界，作为大军的监军一起行动。登州期间的事情，《掖县志》记载不多。但在大军返回路过莱州（掖县）时，他的举动有浓墨重彩的记载。志称：

“寇平，班师，或议掖（县）之朱桥、王徐诸村，有于七党翼，欲尽歼之。奇烈曰：‘登寇跳梁，与莱民何与？请以首领保之。’师欲次于城，奇烈诣军前，力陈不便状，乃止。布袍敝冠，步巡街市，有不靖卒攫民食物，与军司马力争，置诸法。是役也，师行而民不扰。”

这段记载或许有溢美之处，但莱州城乡因此大体没有受到侵扰，也的确是事实。

经此一事，杨奇烈在莱州民间也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根据《掖县志》的记载，后来杨奇烈左迁（贬官）为胶州知州。当时胶州为莱州府下属七州县之一，杨奇烈贬官之后有时也要到莱州府城办事。志称：“（杨奇烈）过莱时，人见之必泣下。”

而杨奇烈担任“青登莱道”时的莱州知府穆尔谟，在保全掖县方面也出力不少。《掖县志》也说：“尔谟与守道杨奇烈，百计维持，民获安堵……人述之，皆坠泪。”

从杨奇烈的事迹不难看出：公道自在人心。为政者倘若真有惠民之举，口碑自然也不会差。朱万年为明朝殉难，杨奇烈为清朝效忠，虽各为其主，但都对莱州有德，因此当地对两人也都很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