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华专栏】张桂铭艺术论：图像诠释童年的记忆
张桂铭先生是我国新海派绘画杰出的画家之一。不幸的是正当他雄心勃勃地打算把他的新风格推向新的高峰之时，突如其来的病魔夺走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不算年老的生命，给世人留下了诸多憾事。
张桂铭（1939.9－2014.9）
张桂铭，浙江绍兴人，1939年9月生。自述祖上开铜器店，从小喜爱画画，接受传统民间艺术的熏陶；1959年求学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系统接受新浙派人物画教学；1964年入上海中国画院，开始了他一生的艺术创作活动。
从张桂铭先生的画迹看，他的变新导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此时正是改革开放之际，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经济的发展，西式的文化思潮随之而来，国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纵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变化，单就绘画而言，在中国大陆出现了各种新的思潮，如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新文人画运动等，传统艺术也随之复兴。张先生就是在这种开放的文化氛围中，艺术思想出现了转变。他说：“85、86年，我就基本形成了框架，开始了现在的风格。”而上海开放、包容的环境，为他营造了走向新风格的氛围。从《新翻别调谱霓裳》中可以看出他绘画风格的转变。我认为，他的这种转变始于1982年的《取经图》，而1983年的《画家齐白石》（136*66.5厘米）获得盛誉证明这种转变是符合时代审美要求的，至少是得到同道的肯定。他说：“相对来讲，上海比较宽松，开放包容，……在我印象中，基本上老先生不会当面来批评你的作品。所以，上海对我风格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在上海，我可能出不了这样的画风。”可见上海的艺术氛围，对于一个勇于创新的艺术家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1982 年 取经图
1983 年 画家齐白石
我曾就他的新画风作品的参展和别人对他的评论向他提问。因为要与当时流行风格的决裂，不但需要别人的理解，更需要自己的勇气和正当性依据。他就此一问题作了非常直白且毫无掩饰的回答。他说：“实际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定的有利条件，第一，我在专业单位工作，第二，毕竟是美院毕业，科班出身，从某种程度上讲，压力相对较小，而且参加展览的机会比较多，又是在上海的环境下，新作品的第一次参展还是比较顺利的。”
事实上，具有新风格特色的杰作《画家齐白石》在首次展出时即获好评，作品不但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并且获得了铜奖，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从《画家齐白石》看，张桂铭先生的突变首先表现为对线条和笔法的反叛。现代浙派人物画讲究线条的流畅和线条造型的有序性。此图通过墨色的枯焦并用，而呈现线条的虚实变化。枯焦线条虽然有利于虚实的表达，但不利于笔法的呈现，如果处理失当会造成线条的杂乱无序，如鸽子颈脖、翅膀、尾巴部位，人物的胡须、衣袖部位，线条近乎零乱。但是由于他过硬的学院派功夫，使他画中的笔法乱中有序，而频添虚实相生之态。他试图从中国画最基本的元素——笔墨开始变新，通过这样的笔墨来反叛新浙派的表现方式，与学院派传统拉开距离。但还无意与传统形式彻底决裂，还非常注重人物的造型（写实性）和墨色的变化（墨法）。他说：“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文革刚结束时，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大量地购买中国画，他们不要很写实的画，而那时候我正好画得很写实，要转到商品画上去，所以我当时就画钟馗这些古代的人物来应付，然后我就努力地一点点转到写意画上来。1984年我画了一幅《齐白石》，与过去的画相比，我自己认为是最高水平，也得了奖。接下来又画了《八大山人》，也是写意的，比《齐白石》还要好。”
由于《画家齐白石》的成功，使他坚信这样的探索是有价值的。《八大山人造像》（133*68厘米，1984年）继续在解构笔墨中探索，运用更随意的写意笔法，试图取消作为绘画最重要的元素——造型。但作为一个人物画家，如果把人物形象都取消掉了，就称不上是人物画家，观赏者也难于接受纯粹的抽象。可能是由于这样的思考，他用十分简练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头部和手，并用赭石色画脸部以提示观赏者：他画的是人物画而不非抽象的线条。如果仅限于此，他的创作还是属于传统中国画范畴。1986年的《宋人词意》可以看出他对色彩的探索，也可以感受他对新风格探索的决心和信心。这幅画中衣纹的表达，无论是造型还是色彩，明显与1987年创作的花鸟画《硕果图》相似。如果不是人物头像的提示，观者很难区分这是一幅人物画还是现代构成。正是因为受这种衣纹画法的启示，推进了他新风格的形成。此时，他的人物画与花鸟画有机融合，以民间艺术解构人物与花鸟，并给人以花鸟画家的感觉。
从1987年的几幅作品看，其新风格的显现当在此年。以花鸟为题材的《硕果图》、人物画《人体》明显地与传统中国画拉开了距离，与他以后的画风一致。《硕果图》的造型、色彩处理和构图如江南民间花布面料的纹样设计，大红、大绿的原色处理，稚拙的造型凸显出他对民间艺术的喜爱、学习和吸收。这种表现法也正好勾起他童年的记忆。他说：“画画风格的形成与从小接触的事物有很大的关系，我从小就喜欢民间的东西，包括木版年画、剪纸、农民画等等，民间的花布头也曾经给我以启发，改革开放后创作环境比较宽松，有想法就敢于去尝试。”可见，从民间艺术中寻找探索之路与他从小生活在传统民间艺术氛围浓厚的绍兴分不开的，这是他得天独厚的艺术之源。
当然，他的独创之路与他对当代艺术的思考、艺术语言的探索有关。对于这条创作之路的形成，在2012年的访谈中他曾谈到过。他说：“有一次，我去北京参观展览会，发现里面全是黑乎乎灰蒙蒙的一片，远看根本分不出是谁的画，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潜意识上我就会想到齐白石，为什么他的画一跑进去就能看到，他的画色彩强烈，造型简洁，我的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可见齐白石对他的影响，不是忠实地临摹齐白石之画，而是如齐白石所说的那样：“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他学齐白石，不是似齐白石。因此，张桂铭先生的画“活”了，这是从思想层面的学习借鉴。
而欧游考察是张桂铭最后下决心改变自己画风的直接动因。他说：“1984年，我有机会去德国，参观外国的博物馆，欧洲的作品色彩明亮，画家个性非常强烈，和国内的画一对比，我觉得自己不应该照老样子画了，我就开始探索自己的画风。”因此，有人说，张桂铭的画是学西班牙画家米罗的。因为张桂铭先生的某些作品确实有与米罗、毕加索相似之处。而他明确地说：“有的朋友是会把我和米罗联系起来，米罗的画色彩明朗，也基本上用线，而我的画也有这些特点，我的用色主要是受中国民间传统的启发，其中包括木版年画、剪纸、农民画等，好多年以前我曾专门去金山学习农民画。至于说受米罗的影响，我开始变画风时，米罗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那时我更熟悉毕加索、马蒂斯。其实，米罗的作品是受中国影响的，而我更多地是从中国传统中来的，有人讲我的画是学米罗的，我却对他说，是米罗学“我”的，为什么呢？因为米罗吸收了东方文化元素，我是个东方人，他不是吸收我的吗？当然，这是个玩笑。可能是米罗画中那些东方的东西让我对他的画感到亲切，产生了兴趣。”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潮，泥沙俱下，时间是块试金石。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观念、行为孰是孰非，有无价值现已见分晓，已用不着理论界的争论和解释。当年闹得沸沸扬扬、轰动全斩各种行为艺术、水墨实验、新文人画运动等新名字、新术语都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已封存在历史的博物馆中，其观念也沉淀于各历史语义层中。张桂铭先生的艺术成就和艺术风格在现时代还是新的，有很强的生命力。随着他艺术探索的深入，他的画越来越为世人所理解、喜爱。这完全得益于他对传统笔墨的理解和对民间艺术的吸收，这是他的艺术立于常青和不断出新的力量源泉。
我们相信，张桂铭先生的艺术影响不会随着他的逝去而中断。但是，从研究的角度讲，文本是研究工作的重要依据，没有文本作依据的研究，最多只能是一种臆想或借题发挥，研究工作不可能深入。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同样是绍兴藉的杰出画家，王冕、徐渭、陈洪绶，虽然王冕在绘画史上的贡献很大，但由于缺乏史料，研究工作很难深入开展，研究只停留在图像分析或西方式的审美分析和心理阐述；而徐渭与陈洪绶相比，由于徐渭有大量的文本可供参考，随着思想的变迁，徐渭学研究几近显学。在美术史研究中，图像难以独立地解释观念的变化。因为观念与器物（包括图像）不同，支配画家去画画背后一定有某一种观念，鉴赏也是如此；绘画作品作为物质的存在被历史地保存下去，后人可以通过物质性存在之历史分析知道该作品或器物当时的形态。但观念却不同，画家作画的观念会随着画家的逝世而永远消失了。后人在欣赏、研究前人的绘画作品时从画中感受到的精神一般都是欣赏者自己心灵的投射而非画家本人当时的思想。如何了解画家作画时的观念？只能到画家的言论（语言）中去寻找。
众所周知，任何观念的表达都离不开语言。已逝画家的观念只能从画家的文献资料中去寻找。离开文献资料的研究必定是凭空的臆断和心灵鸡汤式的随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观念会发生变化，人的记忆会出现遗忘，以至于与原有的事实不符。正如李敬仕先生在《在〈60年代：潘天寿和他的学生〉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文中指出当事人记忆的错误。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时记录当时的事件和人们的反应。
我们相信，张桂铭先生的变新绝不是一时的兴会之作，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大变动的结晶，而张桂铭先生的突然离世，对后世希望研究张桂铭艺术风格的转变和成就的学者会带来很多问题和缺憾。一方面，由于张桂铭先生一生致力于绘画本体的探索，还无暇顾及理论研究和对自己艺术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记忆会模糊，资料会散失，对后世的研究者会带来很多困难。如《人体》（68*50厘米，1987年），如果没有他自己的解释，我们很难理解人体边的两块色彩想表达的是人物形象还是树干，抑或以人物的造型来表达人，也不知他在什么样的灵感下创作这幅作品。如果没有文本作支撑，后世的研究只能是一种猜想。
鉴于此一问题，我以一个中国画后学、张桂铭先生艺术的崇拜者和同乡的身份，呼吁张桂铭先生身前的领导、同事、亲朋画友、理论研究者和家人，以及他工作、生活、为艺术奋斗一生的上海有关部门，如上海中国画院、刘海粟美术馆、上海市文联、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单位和家乡绍兴的相关部门，乘他谢世不久，亲朋好友记忆犹新之际，多保留有关他的一手资料。这是一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新思潮冲击下，脱颖而出的艺术家的典型代表，对他的研究对研究此一时代画家的思想和画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正是写作本文的真正目的。
张桂铭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