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身处世的三大原则：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曰：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不见其得也。”

这里的“取”指得到，而“为”就是“有为”，也就是人们的手段。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通过手段想要得到天下，我看他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从道家哲学的角度来看，主宰天下的永远只有“道”，任何违背了“道”的原则妄图得到天下的行为，最终都不会成功。

比如秦朝，大秦帝国通过战国中期法家的变法以及纵横家的外交政策，一跃成为战国最强，一统六国。

之后为保住所谓的天下，秦始皇嬴政也是煞费苦心，做了很多事情。

例如他为避免战国诸侯乱战的景象再次出现，废除周代分封制，改为郡县制；

统一全国度、衡、石、丈尺；封山立石，入海求仙；焚书坑儒，控制百姓思想；在边关修建长城，抵御外族入侵。

甚至他为了天下的最高皇权始终把握在自己的嬴氏手中，要求后世继任的皇帝都以“二世”、“三世”之名代代相传。

实可谓“将欲取天下而为之”，但秦二世而亡，看似牢固的大秦王朝一共也就存在了十九年便轰然倒塌，这恰恰又验证了老子所谓“吾不见其得也”的预言。

而之后老子总结：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天下这个东西，不是任何人能够占有的。

无论你地位多高，手段多厉害，尝试占有则必定失败，而且越是想要抓住，反而会失去得更快。

真正的“得天下”，是古人们一向推崇的上古时代的圣人之治。

要知道上古时代的帝王，诸如三皇五帝以及尧帝、舜帝等等，与后世的王侯们是不一样的。

后世的王侯们想要的是天下都归我所有，是称王称霸的私人欲望。

而上古的帝王秉承的是造福天下百姓的公天下观念，他们的信仰是使天下大同，百姓安居。

而且那个时候的人们并不认为“王”便是天下的拥有者，相反“王”是服务于天下百姓的那个人。

也正因如此，上古时期的王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才可谓真正的“得天下”。

之后老子说：

“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总结天地万物的规律永远是相对的。

有前进就必定伴随着后退，秦朝能够一统六国，但统一之后没多久天下便又复归战国乱象。

如同呼吸一样，空气吸进去，则必定还要呼出来，没有人能够永远只吸不呼。

有强大的地方，则一定也存在着弱点，而且事物越是尖锐，毁坏的也就越快。

例如秦朝依靠法家强国，自商君起，法虽然极大稳定了秦国的社会秩序，提升了秦国的战斗力。

但过于严苛的法制精神违反了人的本性，百姓长久生活在压抑的环境中，不满情绪持续积压。

最终这种情绪在陈胜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中集中爆发，直接为大秦王朝的灭亡开启了倒计时。

所以从正面来看，是法缔造了大秦帝国的强大。但反面来看，也同样是法，一步一步毁灭着大秦王朝的根基。

而再看大秦王朝之后的汉朝，自吕后至景帝这段时期，汉帝国放宽律法，取消连坐制度，甚至刑罚的执行方面都有着暗中减免的“规则”，以保证受刑者能保全身体。

律法放宽，百姓就能够轻松生活，社会关系得到缓和，社会风气也就日渐变好。

于是在汉初初期，社会出现了长期稳定的局面，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而到了汉武帝晚期，律法又变得严苛，连坐之法再次盛行，甚至汉武帝亲自颁布了“沉命法”，也就是俸禄在两千石的官员所管辖的地区如果出现暴动，那么官员就要被处死。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为了自保只得上下相匿。

而且酷吏当权，甚至贵如太子的刘据，都出现“进不见上，退困于臣”的窘境，最终被迫起兵，后失败自刎。

太子都如此境遇，地方政治是何等腐败不言而喻。

这也就是为什么汉代自武帝晚期开始便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对比秦朝、汉初“文景之治”以及汉武帝晚期的政治环境，便不难理解老子最后总结的“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的含义了。

老子说圣人处事应当有三大原则，把握这三大原则便不会犯错误。

第一，任何事情不能做过了头，正如孔子所说“过犹不及”，再好的政令、律法都要把握一个刚刚好的度，过了这个度其危害便比没有还严重。

第二要去奢，可以设想，若秦始皇没有大兴土木去修建阿房宫、骊山皇陵，甚至万里长城。

而是运用汉文帝的政策，放宽律法，提供宽松的生存环境让百姓安心发展农业。

那么历史的舞台还能轮得上刘邦登场吗？

第三不能始终处在安逸的环境中，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人如果始终处于安逸的环境中便会被安逸所麻痹，丧失对危机的感知能力，以及应对能力，那么灾祸很快就要来了。

这三点不仅适用于历史政治方面，同样适用于我们个人修养方面，值得我们好好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