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会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当下还需要学诗吗？
林语堂说过，“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的的确确，在太多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诗的位置是无法撼动的，真可谓，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
孔夫子云：“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在中国历史上，人的成长教育与诗歌关系之密切。
甚至可以这样说，诗歌，除了对于个人而言传递微妙感受、抒发性灵之情外，还在规范伦理、教化人性、慰藉人心方面，起到了与西方宗教近似的作用。
诗歌，教导了中国人一种人生观，那就是如何看待宇宙、世界、自然、生活与同类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仁爱、悲悯之情怀。
一、古人为什么要学诗？
在《论语》中，记述孔子谈诗的话至少有八段之多。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诗教”这一概念的人。《阳货》（九）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学生们为什么不学诗呢？学诗，可以培养联想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养成合群性，可以学得讽刺方法；近则可以用诗中的道理事奉父母，远则可以用诗中的道理事奉君主；还可以多知道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
孔子还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这话现在听起来，似乎说得有点极端，但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却是一点也没有说错。
首先，诗关乎风化。在春秋战国时代，假如你不学《诗经》的话，你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那是一个讲究“情动于中而发（言）于外”的年代。那时，学《诗经》可不是一种闲情逸致，而是生活的必需。打仗前，要诵诗以明志；敬酒，要歌咏以言情；哪怕是报国求官，也要用诗来委婉表达。
《列女传》中就记载了管仲小妾的一段故事。
宁戚想求见齐桓公，但一介平民面见国君谈何容易，只得先做家仆。一天，宁戚预先等在东门外，待齐桓公外出时，他击打着牛角唱悲伤的歌儿。齐桓公诧异地派管仲去询问一下，宁戚唱道：“浩浩乎白水！”管仲一头雾水，一连想了五天，都没有想明白宁戚在唱什么。
管仲的妾小婧，看到管仲面有忧色，问明缘由后，笑着说：“人家已经说明白了啊，可惜您不知道哦，古有《白水》之诗。诗云：'浩浩白水，鲦鲦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未立，从我焉如。’宁戚这是想要当官报效国家啊！”。
那真是一个诗的美好时代，那时诗就是生活，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诗只是我们生活之外的艺术。古代帝王出游时身边带着的人，交际或外交用的，全部都是《诗经》中的语言。
比如，在描述心灵困境时他们会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雅·小宛》）；在信誓旦旦时他们会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邶风·击鼓》）；在思念时会他们说：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郑风·子衿》）；在恐惧时亦知：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郑风·将仲子》）……其简练，其凝重，千古传诵。
其次，诗教针对的是人心的教化，礼教针对的是对人行为的教化。孔子终其一生，都极为重视诗教、礼教。诗教和礼教合二为一，就是“文质彬彬”，文是外表，质是内涵，表里合一，敦厚从容，则是“彬彬”。
老祖宗们认为，学“礼”是学习如何管理我们的行为；学“诗”是学习如何管理我们的性情、管理我们的心灵，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管理好自己的性情、情感、性格、心态，不仅可以少得病，而且可以活得好，还能活得美。
通过学诗，可以扩大和培养自己的想象力，可以知道怎么委婉地表达自己，可以知道怎么恰如其分地抒情，这叫“兴”。《诗经》有三种特定的表现手法：赋、比、兴。
“赋”就是直抒胸臆，比如要表达“我爱你”这个概念，可以用一系列排比铺垫：一月我爱你，二月我爱你，一年十二月，月月我爱你。这就是赋。
“比”，就是打比方，比方打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着最后的效果。学不好诗、语言表达不到位，也一样会出问题。
最后是“兴”。 “兴”就是不直接说，先说别的事，然后由此景此事引发出自己的情感，或一种情愫。先有诗境，即生诗心。
“兴”的大量运用，把《诗经》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雅致、深沉、含蓄，深长隽永，令人回味无穷。
二、诗的演化，见证了上下五千年的繁华与落寞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关雎》中，一只关雎，一座沙洲，一排荇菜，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子，便轻易嗅到了爱情的滋味，如水诗韵。
《击鼓》中，一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纵然相离，永世不弃；《桃夭》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诗经》中生活的每一个片段，不加修饰，就能吟出动人乐章。
《诗经》之后是《离骚》。蕙、兰、芷、蘅在诗中摇曳招展，清香逸远，像是美人眉梢的痣一点，并不张扬，却已集结了千丝情万缕思，让人忍不住想采撷一朵，那怦怦的心跳，已泄露了心灵极力掩饰的秘密。
《离骚》之后是汉诗。刘邦吟一首《大风歌》，项羽便和一首《垓下歌》；一曲《上邪》，最能解为何爱到深处，唯有以死句读；《孔雀东南飞》，刘兰芝与焦仲卿分别之时，五里一徘徊，生不能相守，便相约黄泉，爱，从来都是这般摄人心魄。
再然后，便是魏晋风骨了。曹操对酒当歌，阮籍咏怀，左思咏史，陶渊明饮酒咏菊，他们在诗中亦歌亦狂，后人在只言片语中深深沉醉。
诗至盛唐。梦回大唐，邂逅的尽是风流才子。初唐的王勃，盛唐的李白、杜甫，中唐的白居易、元稹，晚唐的杜牧、李商隐，尽在诗歌中出尽了彩。
战场之上的角鼓征鸣，黄沙中的凛冽寒风，明月下的葡萄美酒，夜深后的声声芦管，皆在唐诗中，开成一朵朵雍容华贵的牡丹。在诗的花园中，任谁都抵不过它的芳华。
唐诗丰腴、繁彩、浑雅。一首唐诗，是一帧小景，字字描摹，像是一幅浓淡相宜的山水画，清灵静逸。“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像是呢喃，轻易间便撩动了相思；“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无法安眠，念及的是多情红颜。她们像是执拗的孩子，明知相思无益，依旧泪流满面。
宋诗瘦硬、幽冷、透彻。一首宋诗，便是一个故事，淡淡的，浅浅的，初读略觉酸涩，慢慢品咂，便深觉其中意味。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轼《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简单却深含哲理。
诗至元，始走下坡路，散曲应运而生。至清，古诗终完美谢幕。古诗中的美，靠着后人的想象，给渐渐久远的它们，涂一涂婉媚的口红。
现代诗，已不拘泥于格式，参差落错，如同美人弹奏的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徐志摩轻轻挥手，再别了康桥；林徽因是人间万古四月天；席慕蓉盛装站成一棵树的姿势，永远守候在心上人必经的路旁。
三、在当下还需要学诗吗？
在当下，人们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旋涡中，时代在飞速运转的同时，人们精神的危机感，却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加强烈。原本就具有某种宗教功用的诗歌，此时恰好可以起到填补信仰情感真空的作用。
在我们这样一个物质极大丰盛、温饱基本不成问题的时代，精神的匮乏与需求愈显突出，灵魂的引领与提升日趋急迫。而诗歌，能使我们超尘脱俗，境界高远。因为，与其他各种文学样式相比，惟有诗歌是超越性的，高于尘世的，那些由强烈饱满的情愫所渲染而成的美妙绝伦意境，可以使我们灵魂出窍，暂时忘却烦恼与痛苦；可以安慰我们破碎的心灵，让我们抚平激烈拼搏竞争中碰触的累累伤痕。
我国古代少年儿童的启蒙读本《三字经》中说：“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于是，出现了《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为学童编注的诗歌优秀读本，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来也会诌”的说法流传至今。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教育现象。
“诗教”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的生活变得有诗意。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人是诗意的栖息在大地之上。”当下，人们最缺少的，是一种有诗意的生活，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一种洋溢着幸福感的生活。
而诗歌，具有救赎灵魂、反观现实、正视自身、慰藉苦难心灵、成就真实自我的功能。拥有诗意的生活，我们在寻找家园感的路上，才不会走的太远。诗词歌赋，在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及当代的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巨大的思想价值及其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决定的。
“诗教”应该传承，应该发扬光大。因为，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取代诗歌的功能。诗歌是要经过反复吟诵以至背诵才能品味的，是“快餐文化”、“网上浏览”无法达到的。读者在深度阅读及反复吟诵之后，自己可以感悟到诗的妙处。而当读者一旦领会到诗的妙处，再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就能深切体会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引起共鸣，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培养高雅的生活情趣，提高生活质量。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词吟咏传统深厚，源远流长。21世纪的今天，多元化的世界令人目不暇接，当各种挡不住的诱惑扑面而来的时候，中国古典诗词却依然以其幽深隽永的意境美、九曲环回的情感美、抑扬顿挫的韵律美和无穷韵味，令国人荡气回肠。
在繁忙的学习工作之余，在紧张的旅途劳顿之中，感受诗词的空灵蕴藉，体味诗人的喜怒哀乐和人生感悟，定然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于是，一种感触油然而生——那是时光抹不去的足以穿透古今的“诗意”。笔者并非说人人都要去学诗写诗，而是鼓励人人都要试着去领略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从而达到陶冶性情、提高观察力、想象力和发现美的能力，人人都能诗意的栖息在大地之上。
每一个民族都是有诗歌传统的，在这传统里，我们发现，“诗教”往往具有某种神圣的光环，往往能见出一个民族或个人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态度，往往能反映出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往往能给人以生活的信心、前进的勇气，唤醒一种崇高或清洁的精神。
当代社会正处于大众文化的消费时代，国人或沉醉于网络传播的粗浅娱乐文化，或倾心于西方的主张解构传统的后现代文化，疏离甚至否定高雅厚重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为此，我们应该勇敢地担负起传播与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以经典浸润人生，以“诗意”陶冶和润滑生活，以心灵接纳和传承文明，共同守护民族的精神家园——这份足以感动人类和后世的珍贵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