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宁——三国第一人

有东海客厅厅客对空谈心性、不做实事的儒群现象有所批评，自有其道理和针对性。然无道之世，做不做事，何为实事，殊不易言。儒者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时候，什么都不干反而是正确的选择。三国时期著名隐士管宁堪称有所不为、无所作为的典型。东海青少年时期有两个偶像，一个是李白，一过就是管宁。

管宁与华歆、邴原并称“一龙”。汉末天下大乱时，与邴原及王烈等人至辽东避乱。在当地只讲诗书而不问世事。辽东太守公孙康想让他辅佐自己，终究不敢开口。《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傅子》：“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将军太守为号，而内实有王心，卑己崇礼，欲官宁以自镇辅，而终莫敢发言，其敬惮如此。”

魏文帝黄初四年，管宁返回中原。尊崇他、向朝廷推荐他的人很多，他的故人、管宁割席故事中的华歆就曾两次举荐他。一次是曹丕即位初，诏求独行特立的隐士，管宁推举管宁。曹丕驾崩后，曹睿即位，封华歆为博平候，任太尉。华歆称病求退，又表示要将太尉一职让与管宁。

曹魏三朝四帝屡屡征辟礼聘，待以高位，管宁始终高卧不起，84岁去世时依然布衣。他与孔明的处世态度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做事的典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是不做事的典型，终身高卧，死而后已。

文天祥《正气歌》中有一句：“或为辽东帽，情操厉鬼冰。”就是赞美管宁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对管宁有两则评论。特录于左共赏。

其一：“管宁在辽东，专讲诗书习俎豆，非学者勿见，或以宁为全身之善术，岂知宁者哉？王烈为商贾以自秽，而逃公孙度长史之辟命，斯则全身之术，而宁不为也。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舜禹不以三苗为忧，而急于传精一；周公不以商奄为忧，而慎于践笾豆。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之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其用之也隐，而搏捖清刚粹美之气于两间，阴以为功于造化。君子自竭其才以尽人道之极致者，唯此为务焉。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功亦大矣。

繇此言之，则汉末三国之天下，非刘、孙、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悦、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宁持之也。宁之自命大矣，岂仅以此为祸福所不及而利用乎。邴原持清议，而宁戒之曰：'潜龙以不见成德。’不见而德成，有密用也。区区当世之得失，其所矜而不忍责、略而不足论者也。白日之耀，非镫烛之光也。宁诚潜而有龙德矣，岂仅曰全身而已乎？”（《读通鉴论》献帝六）

其二：“史称管宁高洁而熙熙和易，因事而导人以善。善于传君子之心矣。世之乱也，权诈兴于上，偷薄染于下，君不可事，民不能使，而君子仁天下之道几穷。穷于时，因穷于心，则将视天下无一可为善之人，而拒绝唯恐不夙，此焦先、孙登、朱桃椎之类，所以道穷而仁亦穷也。夫君子之视天下，人犹是人也，性犹是性也，知其恶之所自熏，知其善之所自隐，其熏也非其固然，其隐也则如宿艸霜凋而根荄自润也。无事不可因，无因不可导，无导不可善，喻其习气之横流，即乘其天良之未丧，何不可与以同善哉？此则盎然之仁，充满于中，时雨灌注而宿艸荣矣。惜乎时无可事之君，而宁仅以此终；非然，将与伊、傅而比隆矣。

呜呼！不得之于君，可得之于友，而又不可得矣；不得之荐绅，可得之于乡党，而又不可得矣；不得之父老，可得之童蒙，而又不可得矣；此则君子之抱志以没身，而深其悲闵者也。友之不得，君锢之；乡党之不得，荐绅荧之；童蒙之不得，父老蔽之。故宁之仁，终不能善魏之俗。君也，荐绅也，父老也，君子之无可如何者也。吾尽吾仁焉，而道穷于时，不穷于己，亦奚忍为焦先、孙登、朱桃椎之孤傲哉？”（《读通鉴论》三国二八）

在王夫之眼里，管宁不仅远胜于刘备孙权曹操们，也高于荀悦、诸葛孔明等人，是唯一能够“持” 汉末三国之天下的人物。钱穆先生同样认为管宁出于诸葛孔明之上。他说：

“黄巾乱后，继之以魏、蜀、吴三国，曹操、刘备、孙权皆士也。一时群臣荀彧、诸葛亮、鲁肃莫非士。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而犹有一士，曰管宁。始避于辽东，老归中土，汲井躬耕，曹操召之不出。

后世尊之，谓其犹出诸葛之上。诸葛终为一政治人物，虽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终亦无救于世乱。管宁则为一草野人物，虽乱世，使社会得保留一完人。则此社会终未全坏，尚有将来之后望。

孔子欲居九夷，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虽至圣如孔子，亦无奈于世之乱。然而孔子又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三国之乱，甚于春秋之末，而管宁则孔子所谓之后生可畏矣。举世之乱，而有一士之屹立。后人欲效诸葛，则难得有如刘先主之三顾于草庐。然欲为管宁，则可无待于外。

司马迁作《史记》，创列传体，后世奉为正史之首。而七十列传，首之以伯夷，亦不用于世者。司马迁以言李陵事获罪，以宫刑免死。虽为武帝内朝中书，然不复有意于政事。非有求于当世，乃求表于后人。其《报任少卿书》，畅言之。管宁则能自表显于文字著作之外。司马迁亦已陷身于政界，不如管宁之萧然事外，仍不失为一社会人物之易于自成其志，自完其身，不饿死而与伯夷相抗衡。”（《国史新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王夫之和钱穆两位先生所言有理，管宁称为三国第一人没错，他比三国时期所有做事的名儒都高大和重要。但请注意三国和曹魏这个时代限定。三国无圣贤，管宁称大儒。放在儒学史上，管宁高大程度就有限了，学养不醇故。钱穆称之为完人，过誉了。李光地评论他：“其人未免杂些黄老气，本传中载他一篇文字，细检便见。”（《榕村语录》）这个评价应该如实。

从管宁割席故事亦可见其人修养不足。关于管宁割席，我在【儒眼看《世说》---兼评刘强《世说新语—有竹居新评》】一文中有过评论，特录于左。

“《德行11》是为世人所艳称的管宁割席绝交的故事：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刘强赞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写得管宁何等风骨！”又赞：“管宁心外无俗物，华歆眼中尚有金。作者未下一句判语，而优劣立见，高下立判矣。此诚千古绝妙文字！”云，太过奖了。

“管宁貌似清高超脱，其实表现不好劲，其绝交之言褊狭隘俗，有违友道和恕道。华歆行为纵然不佳，并非恶劣，更未到“道不同”的地步。管宁完全可以提醒和劝告之，而不是以绝交来表现自己清高。山涛荐举嵇康，嵇康与之绝交，犯的也是同样的毛病。儒家主张以德服人，以德养人，魏晋名士们则喜欢以德凌人，貌似清高，其实低俗，缺乏悲天悯人之心和济世救民之志。

“经华歆推举，魏文帝曹丕登极初年即下诏，将管宁从辽东召还。魏明帝曹睿即位，时任太尉的华歆要让位给管宁。《魏略》记载：“宁少恬静，常笑邴原、华子鱼有仕宦意。及歆司徒，上书让宁。宁闻之，笑曰：子鱼本欲作老吏，故荣之耳！”这么说未免刻薄。华歆以高位相让，应是希望管宁有所作为。”

有高官重臣持续地、隆重地推荐，朝廷又能重用，我相信，若是孔孟，定会出山。曹魏虽然不堪，不逊于孔孟时代的鲁魏齐，曹魏诸帝比南子、佛肸、公山弗扰之流更是强得多多。同时，若是孔孟出山，当能善魏之俗而大有作为。

“宁之仁终不能善魏之俗”，根本原因还是仁义度不足，缺乏“善魏之俗”的切实可行的方案。管宁主要著作是《氏姓论》文集三卷不传。可见他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成就，更没有一整套与时偕宜的政治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