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正 | 時間凝固的一刻——驚聞余英時兄仙逝

余英時先生（1930-2021）在书房

今早剛如常吃完牛奶玉米片的時候，電話響了。意想不到竟然是淑平，她一般是不會在十點之前來電話的，所以覺得有點奇怪。“余先生睡好幾天了”，她開口便說。“什麼，睡好幾天了，不是生病吧？”我不太明白。“不，一直在睡呢。”她回答。“哎呀，那怎麼成，沒有送到醫院去看嗎？”我還是不明白。“已經走了好幾天啦。”她有點忍不住了，但我仍然沒有會過意來，還在追問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哎呀，余先生已經過去好幾天啦，現在都已經入土為安了！”她這才直說出來，頓時令我五雷轟頂，不知所措，呆在那裡只能夠“呀，呀”的叫。“他不是在八月一號星期天早上和你通過電話的嗎，跟著十二點左右（按：美東時間星期六的午夜）還和耀基通了電話，然後去睡覺，夢裡就過了，再沒有起來。”她繼續說下去，一邊回答我的問題，“我們這裡辦事情很快，英時的父母的墓都在普林斯頓，所以他就葬在他們旁邊。啊，是的，當然有個儀式，學校東亞系裡面的人像Peterson他們都來的，女兒們也來過，現在都已經回紐約去了。我慣了一個人到處跑，自己處理事情的，一點問題都沒有，朋友也多，不用擔心。”這樣，再三請她節哀和保重身體之後，就只好掛上電話了。

雖然這一切都好像仍然不太真實，但也就沒有時間去讓心情慢慢平復，必須硬著頭皮去通知外甥梁其姿，因為她在台灣的熟人多；以及金耀基——本來淑平是先找他的，只不過沒有接通而已；當然，還有大學校方和國內的那許多學界朋友。幸好現在整個世界都已經被無遠弗屆的電子網絡覆蓋在裡面，只需在手機上按鍵消息就立刻傳揚出去，跟著網絡就沸騰起來了。

和英時兄相識已經超過一個甲子，但只是當初在劍橋和後來在中大有過兩段經常見面的日子，此外一直是遠隔重洋，動如參商。但我們有點緣分，一見如故，所以幾十年來一直保持聯絡。近年彼此都上了年紀，更覺得老朋友的可貴，雖然通電話也並不那麼頻繁，每個月一兩次罷了。自今年初以來他的談興就顯得不那麼高，經常顯出倦意，而且重聽日漸加重，所以不想過分煩擾他，卻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他在慢慢衰退。上月中他來電話，很高興地告訴我他那本新編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英譯本已經出版，並且已經用快遞分別寄給我（連帶其姿也有一份）和耀基作為紀念。為了要快，這還勞煩他的夫人陳淑平親自拿到郵局去辦理。

果然，這書上星期四就寄到了，不但有他很客氣的題簽，包裹裡還附有他為田浩(Hoyt Tillman)教授榮退會所寫文章的單行本。第二天一早我打電話去致謝，淑平說他暫時不方便，不巧我當時有事必得出門，星期六早上又有電話會議，只好約定星期天早上再通話。屆時英時兄先打來了，但只談了大約一刻鐘左右。由於對時局感到失望，他情緒頗為沉鬱，我除了多謝贈書和懇請多加保重之外，也想不到什麼別的話來為他開解，只好怏怏掛斷，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實際上已經是訣別了！倒是耀基兄今天告訴我，他們在星期天通話的時候，英時兄口齒不清，話語含糊，迥異平時，令他隱約覺得很不對勁。現在回想，其實這大半年以來，他很可能自覺日漸疲乏衰頹，已經多少有些預感，所以每趟通話雖然短暫，卻總要重複已經沒有興致寫作，老朋友難得，彼此保持健康最為重要之類話題，而且也絕少提起在看些什麼書或者他平素最感興趣的網球比賽了。可惜的是，對於這些徵兆我竟然一直都沒有注意。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年逾不惑，姐姐也快要進大學，所以他們過去的時候我年紀並不大。事後不時回想服侍老人家度過晚年的情況，以及姐姐退休之後和她相處的那些日子，總不免責怪自己缺乏磨練，故而粗心大意，不能夠了解親人微妙的心意和需求，從而留下無盡的遺憾。真想不到，如今年紀雖然大了，在一位相知多年而又十分敬佩的一位老朋友行將走進歷史之際，卻仍然不能夠覺察到他那些徵兆和預感，仍然要留下深深的遺憾。這恐怕不再是磨練的問題，而是因為生來就欠缺某種細膩的直覺吧，由是而留下的遺憾則是無法填補的了。

      2021年8月5日午夜草於用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