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的休闲哲学纲要

1995年，中国实施每周五天工作制，同年7月在北京成立了休闲文化研究小组，于光远①组织各界人士开展对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在他看来，“人的解放”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的精髓。普遍有闲社会的来临，标志着人类生活、生产与社会意识进入一个新阶段。休闲研究在本质上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我们时代面对的重大理论与社会实践问题之一。于光远的这些远见卓识为开创中国休闲学研究奠定了基 础。

一、于光远与马克思主义

于光远自青少年时代接触《道德经》 《易经》，开始对哲学感兴趣。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读物。在此间读完《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 （英文版）。他说：“这两本书对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的关系，书中所阐述理论解决了在这之前我读各种有关自然哲学的书时产生的许多问题，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信服……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一把认识世界的钥匙，并成为我毕生的航标。”①

于光远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关注人、解放人、发展人是其核心。他常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学说，具有不可分割性，其中生活观、休闲观、劳动观和消费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重要组成。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应片面理解、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也接受来自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完整、系统、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于光远的学术使命，也是他始终如一的思想原则与理论方 法。

20 世纪90 年代初，于光远曾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20 岁到现在快80 岁了，这个科学信念我没有动摇过。……尽管自知知识功底（尤其是关于当代国际知识）和年龄与身体状况，对于从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感到力不从心，但我还是想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件事上，尽一点责任，做一番努力。”②

二、于光远的休闲思想

于光远的休闲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休闲在人类文化文明进化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启迪人类“认知自我”“生存意义”“生活意义”等重要生命时空研究的重要对象。其休闲思想便是建筑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上。

（一） 生活观

“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对人、生活、劳作有大量的社会考察与透彻的理论分析。

“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论断首次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概念提出，对于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揭示了生产与生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内涵与外延之不同；其次，它揭示了生产与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它揭示了不论生产还是生活，其主体都是人。于光远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常说：“人与生活及其存在方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出发 点。

如何思考“人”与“人的生活”呢？于光远曾有过如下论述：“在生活方式上，除了满足基本需要外，可以说实质上是文化问题，也就是提高各个生活领域中文化成分的问题。”“恩格斯有句话，叫做一要生存，二要享受，三要发展。生存就是活着，活得健康；享受，即比生存的一般需要多得到一点；发展，便是发展自我的个性和才能。” ① “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及其他活动——都是为了改善劳动者的生活。但是直到现在，劳动者的生活问题很少列入党政机关的议事议程。”②“我们应该研究人民群众的消费、生活和生活方式问题，使人民群众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生活得更美好、幸福和健康。一方面帮助群众树立正确的生活方式，包括审美观点，让他们自己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和消费正确结合的办法来指导消费。”③

众所周知，自1949 年后至改革开放之初，对“生活方式”问题的解答几乎是空白。“抓革命、促生产”主导当时的意识形态。于光远此时大声疾呼应当“抓生活、促生产”④。那个时候，他发表了大量的论生活方式的文章，也组织了许多学术会议，将“生活方式”带向全社 会。

1984 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报中，其中三段约六百余字浓墨重彩地将“生活方式”写入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公报”，这与于光远当时作为该文件的起草者有重要关系。“文革”结束后，他作为重要的倡导者，将生活方式问题引入学术领域，形成了生活方式研究的“黄金期”⑤。

（二） 休闲观

休闲既是社会问题、时代问题，又是个体问题、生命问题。休闲研究需要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经济学、生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对话。⑥ 于光远对休闲现象的思考与研究突出了跨学科的特 色。

于光远也有忠告：“多闻数穷，不若守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心灵要保持清净，而不要旁骛太多，没了章法和智慧。因为，人一忙就容易乱，头脑不清醒；人一忙也容易烦，心情不能和平；人一忙就容易肤浅，不能研究问题，不能冷静认真思考；人一忙就容易只顾眼前，不能高瞻远瞩。① 可见，他对人的时间质量有很高要求，也把忙与闲的辩证法讲得如此生 动。

“普遍有闲社会”的来临，首先需要搞清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普遍有闲社会”？第二，有闲社会对人意味着什么？第三，政府在有闲社会中的职能是什么？第四，有闲社会最怕什么？1996 年初，于光远发表长篇论文论述“普遍有闲社会”，对上述问题作了初步的思 考。

他指出：“争取有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闲的时间能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增加，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未来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经之路……不认识休闲在社会进步中的价值，我认为是缺乏远见卓识的。”① 这就对“普遍有闲社会”作了质的规定，使其与其他社会阶段的“闲”有了本质性的区 别。

于光远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的“左倾”思想，他指出：“有人说，现在我们中国也还不那么富，社会上还有生活困难的人，而且还有一些贫困地区，我们应该多讲艰苦奋斗，不应该去讲什么休闲。这些人少了点唯物辩证思想。……我们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么？说到底还不是为了社会成员生活过得愉快。”②

“闲”的时间增多对人与社会意味着什么？他说：就个人来说，就是把自由时间支配好，使这段时间过得愉快、过得充实、过得有意义。从社会角度说，也有一个如何帮助、如何引导人们支配好“闲”的时间利用的问题。为了使人们“闲”的时间过得好，有关的产业部门也要兴旺发达起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同样重要。③

“普遍有闲社会”的来临，既为人自由地争取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也为政府的公共服务、公共政策、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尤其应当尊重并满足人们对多方面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诉求。聪明地用“闲”对人的身心健康、社会经济体系、现代生活方式，甚至对文化价值的确立都将产生影响。如果不能很好地分配和利用闲的时间，那么对个体和社会也会产生非常多的负面作 用。

他在解释未来社会经济和生活原则时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④ 而自由时间的出现，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于光远还指出：“休闲是个哲学问题，归根结蒂是认识人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这种认识已被现在的人们淡忘了，这是人的异化形式的现象之一。”⑤

（三） 闲暇观

于光远本人就是一位利用时间的高手，熟悉他的人说他的24 小时相当于一般人的48 小时。他认为，人的行为、活动（包括肢体、大脑、情感、思想，等等）决定了其时间存在的性质。所以，人的时间是一个很高深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当人的意识对时间所产生的影响直接关系到时间的质量 时。

伴随经济的发展，国民有闲时间开始增多，从国家立法角度保障公民休息权的问题已得到关注。大众的生活方式趋于多元化与多样化，人们从事劳动生产的方式也在变 化。

于光远认为，闲暇与休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无“闲”，难有“休”。“重视精神产品的生产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其中应当包括哲学、宗教、政治、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等。”③ 休闲更具有文化、审美与精神自由层面的意义。闲暇，是一种以时间形态存在的无形资源，这个“资源”开发利用得好，其价值重大。这样的区分会让我们的研究有清晰的边界，可以把道理说得更准 确。

由以上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于光远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性，它也深刻地表明了“以时间形态存在的无形资源”的重要与宝贵。2006 年，于光远提出了一个问题：闲暇时间多了，我们干什么？这是时代的大课题。④ 为什么是重大问题呢？他解释说：“学会珍惜，并有效、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你就拥有多方面发展自己的能力，你就会有丰富而充实的人生。反之，利用不好，闲暇时间也会加害于你，轻则使你虚度人生、碌碌无为；重则使你误入歧途，害人害己。这就是'闲暇的辩证法’。”⑤

“闲”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自由的劳动与自由的劳动在时间上的分配状况。“闲”也仅是生产力和文明进步的果实，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于光远说，很早以前西方学者就提出“利用时间是一种极其高级的规律”，但至今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 注。

休闲不当，会引起多种多样的心理变化。所以就要考虑，如何做到不因闲而闷得发慌，不因赋闲而精神不振，而能利用闲时的轻松、安宁、从容的心情，既得到紧张工作之余的休整，也能利用空闲，做忙时做不到或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人的生命与生活品质不仅在于他8 小时之内干什么，更在于8 小时之外的生活。合理、科学、健康地用“闲”对一个人的成长与成材至关重要，可以为我们学习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为开阔视野，为在艺术、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创造提供条件。⑥

早在1980 年，于光远对人的非必要劳动时间提出“四分法”：“应当把一个人一天24 小时，区分成作为谋生而付出的劳动时间和其他时间，在其他时间中包括生活必需时间、享受时间、发展个人的时间和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①他解释了“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时间的构成”“劳动时间以外时间的构成”“各种不同时间的增减在社会发展中的规律性”，以及在“全社会经济效果的提高”与“时间节约”的背景下，分析了“最终产品的增产”“生活必要时间缩短”“社会消费需要的变化”“与劳动者就业问题”。②

（四） 劳作观

于光远认为，当“有闲时间”增多之际，一些人产生了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将休闲与劳作②对立起来。似乎有了休闲，劳作就不那么重要了；或者有了劳作，就难有休闲。事实上，“劳作与休闲”是一对范畴（生命存在的两种形态），在任何社会条件下，劳作与休闲都应并存。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高度地赞美了劳动的意义与价值。他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③劳动创造了人类，也凸显了休闲；没有劳动就没有休闲；没有休闲，人类就不会有高级的劳作形式。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劳动产品的附加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劳作与休闲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甚至劳作的创造对休闲的依赖也越来越 多。

第二个误区是：“普遍有闲社会”来临，劳作问题就不那么重要，或者说劳作只是少数人的事。于光远曾引用马克思的话：“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劳动者的创造能力，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都是人类劳动运用自然资源创造出来的。”④这就是对劳动本质的描述。当然，随着人类进入e 时代，劳作方式产生变革，其中劳作形态、劳动者、劳动方式、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劳动对象等都将被重新定义。⑤

在“e 时代”，一方面，人的闲暇时间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休闲作为劳动创造的一个必要条件会备受重视，而全面自由发展劳动者素养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纯粹为了劳动，或纯粹为了休闲，都不是人存在的状态。这是以劳动与休闲作为一对范畴为基础讨论劳作与休闲关系所具有的特别意 义。

劳动是人们所从事的实现自觉设定目标的活动，它是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被嵌入主客体之间，人在其中创造性地适应于被改变的客体并最终创立新对象的过程。这个“新对象”的创立过程，包含着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和谐社会与美好生活。在一定意义上说，劳动是为了使人的生命活动能够更好地享受休闲，而高级的休闲形式，可以创造更高级的劳作方式。①

（五） 消费观

作为经济学家，于光远对消费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消费是劳动力再生产与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生产与消费、生活与消费、消费与发展生产力的相互关系都将发生变化。从本质上认识消费的价值，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消费状 况。

于光远指出：“生存必要”的消费，这个概念不只是生理上的，它带有社会的性质。生存资料的品种质量和数量都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用来满足人们享受之需要的生活资料对生产流通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归根结蒂，消费方式、消费内容、消费目的是与社会文明、经济繁荣、人的自身素质紧密相连的。作为消费者的人，在社会上也是一个生产者。人因为其才能的发展而被社会所承认，对个人来说，这会增加他的收入，对社会来说，则会促进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对消费和经济增长两个方面起到积极作用。②

于光远曾在20 世纪60 年代与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里讨论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后的一个必然结果：新的消费层显现出来，不仅增加了消费的数量，而且要求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在质上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从而，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下，消费形式必然产生变化。③

休闲消费在本质上是区别于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的消费。休闲消费产品与其他一般产品的主要区别在于休闲消费产品所含的文化信息和文化功能这两点上。这是休闲消费与传统消费的本质不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规律，是消费在人类文明中所产生的新作用。④

休闲消费的来临，应验了“边际效应”。所谓“边际效应”是指消费者逐次增加1 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所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这个规律告诉我们：生产产品需要多元性、多样性，但每一种个别的欲望又是有其限度的；没有精神产品或带有文化附加值的产品总会令人厌烦。对个人而言，如果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消费，“边际效应”就会过早地出现。休闲消费的更大附加值是以一种新的文化内涵鼓励人们把自我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我们应当看到这个历史大趋势。①

三、于光远休闲研究的思想原则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其实践性。“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根本前提。于光远说：“在科学性上，马克思主义完全征服了我，也把我带到了一个新境界。”③

（一） 一个信念：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精神

于光远用一生的时间实践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清华大学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39 年他在延安窑洞油灯下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把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看作实证科学的本 源。

于光远的休闲学说与马克思主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理论逻辑中，有这样一个链条：自由时间——解放人——自由全面发展人——创造新经济——促进休闲消费——从内在方面提升人——人的自由全面解放——对科学、艺术、哲学的全面享用——反作用于生产力——尊重人——创造一个新的主体价值。这个逻辑链条，体现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人类社会生活普遍现象、规律与人类生活世界的研究，体现了他对当代社会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以及解决社会生活伦理问题和政治实践的关切。他说：“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应该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作特殊的、具体的研究，向着实践的方向前进，直到实践生活中显示出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④

于光远强调，学术应植根于社会、生活、民众，应能透视社会现实和基层民众中的各种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他曾批评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经济学的研究决不可以仅停留在象牙塔之中，而远离社会实践、远离人民大众、远离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吃喝拉撒；更不要把对长远、整体、综合的经济观察与研究建筑在象牙塔之上。”⑤

（二） 两种关切：学术关切与社会关切

于光远的学品与人品，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人文气质。他叹服马克思、恩格斯在艰难的革命岁月中对社会与民众的关切，以及利用宝贵的时间做各类社会调查，认为这样做“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扬弃”⑥。

在他看来，马克思人本思想体现在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并把生活看作一切实证科学的本源。“人们对社会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是以生活为原点和出发点的”，这也是于光远开启中国休闲研究的理论动 力。

20 世纪80 年代初，于光远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不能使劳动强度过高，以免损害劳动者的健康……用于发展自己的时间，享受我们侧重在消费，发展我们侧重在创造。享受的结果是人的物质与精神上的舒适，发展的结果是人的智慧与才能的提高。”① 1984 年，当了解到一些企业出现生产效益是正值而生态效益却是负值时，他指出：“我们应当采取坚决的态度、果断的行为，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必须对损害人民健康的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给予特别的重 视。”

他的学术关切，来源于对社会的关切。他经常走基层，做深入的社会调查。90岁以前，他“坐轮椅、走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三次，每次都跑若干个地方。90岁之后，他开始了“坐轮椅、走社区”，从平民大众的生活中提出研究的问题。② 他总是能在社会调查中找到学术关切与社会关切的结合 点。

（三） 两种方法：“咬文嚼字”和“广征博 引”

于光远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总结出两种治学方法：一是“咬文嚼字”，二是“旁征博引”。“咬文嚼字”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1）陈述明确、论证严谨、不能自相矛盾；（2）争取获得学术共同体认同的概念界定；（3）能与经验现实对话的概念界定。这些是哲学的基本功。他反对把时髦的、流行的而没有界定清楚的观点拿来就用的做法，也反对用文学上的修饰来掩盖模糊概念的做法，并坚持“不使用未经批判的概念”。“旁征博引”，“旁征”即不以孤证为满足。“博引”是前人之研究成果尽可能为我所用。这就要求研究者：充分占有资料和文献，不仅材料多，而且能够合理运用；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也需要社会科学的、哲学的学科知识。观察的视角多了，研究者才能发现或找到某种具有普遍联系的现象以及其中的规律性，这样论述才能生动鲜活，令人信服。③

（四） 两种精神：“独立思考”和“精神自 由”

马克思本人对自由与独立的向往深深地影响了于光远一生。“独立思考、精神自由”成为了他的座右 铭。

“独立思考”，即“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口不随人语，鼻不随人息”。为了独立思考，他鼓励人们学哲学，特别是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提高理性思维，可以让人拥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能力。虽然人不学哲学也会思考，但学哲学会使人更聪明。学哲学并不只是从哲学书籍和文章中学，而是可以从各门科学中，从各种事情上学。①因此他说：“休闲哲学的实践性应体现在对时代气息、日常生活经验、价值理念的充分反思与理解上，特别强调所有这些事物之间的整体性与相容性，尤其要体现在塑造人的正确价值观方面。”②

“精神自由”，让他的思想少有羁绊，让他能够在20 世纪70 年代末就关注生活方式，提出休闲研究。他在学术上的率先、率直与率真，源自他对“独立思考”与“精神自由”的不懈追 求。

（五） 两种能力：文理兼通、吐故纳新

于光远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他是清华大学1936 年物理系的毕业生，周培源③是他的毕业论文导师。1939 年，于光远在延安着手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56 年在国家制定《全国十二年（1956—1967）科学远景规划》时，他提出并主持制定了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规划，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4 年，他与周培源一起应毛泽东的邀请谈了很长时间的自然辩证法问题。1977 年开始筹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他指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必须建立哲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联盟……要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④他创造性地提出“社会的自然”这一概念。他在解释这个概念时说：“物质资料生产当然是最根本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和自然间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以人为主体的过程，而人本身就是社会的自然”，“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包括认识科学。” ⑤他认为，科技的发展促进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和紧密结合。在这个背景下，休闲作为哲学研究对象有着特别的意 义。

他曾告诫自己：“取得某种研究成果后就沾沾自喜，不再追求进步，会使自己成为本人劳动成果的奴隶。这也是一种'劳动异化’。如果发展到这个地步，这个人在这个领域内恐怕不能再有什么进步，这可能是遇到的一个陷阱。避免的办法就是把研究成果置于自己批评对象的地位。”⑥

“文理兼通”让他的学术打破了学科间的藩篱，使他不囿于一隅，而不断接受新事物。这“两种能力”让他在休闲研究中开拓了许多新视角、新领域和新方 法。

四、结 语

休闲研究是于光远人生中开拓的最后一门学科。他留给我们许多有待探索的理论空间：休闲研究不能不考虑“休闲”的时空属性，即如何充分利用时间与空间的问题；休闲研究的哲学属性，即人与生活的本质属性；科技属性，即科技创新在休闲生活中的运用；经济属性，即劳动和休闲提出的新的经济规律；艺术属性，即休闲带给人的自由状态，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力和审美力。① 这些都是休闲研究的基础问 题。

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离开休闲问题衡量“好生活”与“现实的人”是不完满的。衡量的根本标准在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认为这句话最适合用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② 。

“普遍有闲社会”凸显了休闲研究的重要性。“后疫情时代”的来临更引起我们对休闲多重意义的思索。于光远为我们留下了中国休闲研究的开创性文本，他对休闲本质的阐释，对马克思主义人文思想的继承，对休闲与人本精神、闲暇、劳作、创造以及消费关系的准确把握，是休闲研究学术史上的宝贵财富。他为中国休闲研究题写的宗旨“关注国计民生中的休闲，关注休闲中的人文关怀”，将永远是休闲研究者的座右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