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 | 卡夫卡的两种解读

昆德拉与克里玛这两位捷克作家都看到了卡夫卡对人类命运的担心，看到了现代社会中私人性的彻底丧失，但他们解读的角度却大相径庭，对于作品中的两个对立面，前者强调人类机制的压迫，后者强调独立个人的反抗。

卡夫卡的两种解读

文 | 景凯旋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0年第1期）

卡夫卡有着多种身份，他是奥匈帝国的臣民，血统是犹太人，生长在布拉格，用德语写作。他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经历过欧洲十九世纪末的和平与繁荣、自由主义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的崩溃，作品内容却与这一切无关。他的一生平平淡淡，内心深处却充满恐惧。世界与他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世界与我们的关系。这使他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诗人，在人们眼里觉得荒诞的事物，对他来说却是异常真实的。

迄今为止，世界上有无数作家、学者对卡夫卡进行了研究，他被看作是一个时代的预言家，一个现代派文学的开创者。自卡夫卡以降，荒诞开始成为文学的主题，也成为人们对生活的评判。但是，在卡夫卡生活与写作过的布拉格，他的作品却在一段时期成为禁书，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小说会令人产生某些联想。有很长一段时间，捷克的作家和读者只能在私下偷偷阅读他的作品。

卡夫卡

在捷克人的心目中，约瑟夫·K的形象一直游荡在布拉格街头。1963年在利贝雷茨，捷克作家第一次为卡夫卡举行了一个小型纪念会，年轻的作家昆德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新文学》上发表文章，呼吁文学必须说出真相，几年后他就出版了小说《玩笑》。

2003年，卡夫卡逝世80周年前一年，捷克政府为卡夫卡建立了一座纪念雕像，这座雕像竖立在老城一条街上的小公园里，周围是犹太教堂和天主教圣灵教堂。雕像采用了现代派风格，作家头戴礼帽，骑在一具身穿西装却没有脑袋和躯干的空壳肩上。在揭幕典礼上，布拉格市长对前来参加典礼的人群说道：“今天我们终于还了债，这个债是欠历史的，也是欠卡夫卡的。”

卡夫卡纪念雕像

对于全世界的读者，卡夫卡的作品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但对于布拉格人，他的作品就是捷克社会的真实写照。历史上，布拉格是一个不断被强权征服的中欧城市，在抵抗与屈从中形成了它的悖谬精神，捷克、德国和犹太三种文化的融合与张力更是加剧了这种悖谬，这使得布拉格人既有精明顺从的世俗性格，同时又保持了严肃悲悯的宗教情怀，由此产生了幽默的哈谢克和荒诞的卡夫卡。

捷克戏剧家哈维尔便曾指出：“在我们中欧的语境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将最认真的东西和最富于喜剧性的东西奇怪地交融在一起的途径。更准确地说，是某种距离感、自我更新和将自己看得很淡，它将我们的关注和行为直接导向一种分崩离析的严肃性。难道卡夫卡，这个国家最严肃和最富悲剧性的作家，不同时也是一位幽默家？任何人读他的小说而不发出大笑（如同卡夫卡自己在向他的朋友大声朗读的那样）便没有理解他们。”

对于卡夫卡，捷克作家有着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会心。用哈维尔的话说，他们“有机会从底层看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们既以反讽的角度去解读卡夫卡的情境，同时也以严肃的角度去解读卡夫卡的情境。

在“一战”爆发那天，卡夫卡在日记中只写了两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将最公共性的事件与最私人性的事件并置，这便是卡夫卡的距离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布拉格曾流传着一篇化名约瑟夫·K写的文章《历史与细枝末节》，似乎是这篇日记的注脚。文章的作者认为，每当捷克人面对强权的侵凌时，总是用关注物质生活来寻求保护，放弃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捷克现象学家帕托切克将此称作是“日常规则”统治的世界。

卡夫卡的作品表现的是维护私人生活，还是反抗“日常规则”的世界？对此，捷克作家有着不同的解读。在昆德拉看来，应当是前者，因为只有个人的经验世界是最真实、最珍贵的。而在克里玛看来，则应当是后者，因为捷克文化还有着胡斯的超验传统，为了生活的意义而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

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在《某处背后》一文中，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工程师出国参加学术讨论会，回国之后，他看到官方报纸刊载了一条消息，称他在西方发表了诬蔑国家的声明。他感到十分惊惶，开始去各个部门澄清，所有人都告诉他，这事肯定是搞错了，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接下来，他发现自己被人跟踪，电话遭到窃听。最后，他实在受不了这份紧张和恐惧，不得不冒险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昆德拉将这位工程师的遭遇看成是一个“卡夫卡现象”。现代机制构成了一个匿名的世界，遮蔽了个人的存在，人们关注的是自己分内的工作，没有人去思考工作的意义。面对机制的迷宫，一个人被判有罪，却永远找不到判决自己的人，甚至连判决书也找不到。那个工程师就像卡夫卡的人物，最终相信了自己的罪行，昆德拉将他与《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比较，得出结论：

拉斯科尔尼科夫承受不了他的罪恶的重压，为了获得安宁，他自愿同意接受惩罚，这是众所周知的处境：罪行寻求惩罚。在卡夫卡那里，逻辑正相反，受惩罚者不知道惩罚的原因。惩罚的荒谬性难以忍受，受惩罚者为了获得安宁，需要给自己的惩罚找一个正当理由：惩罚寻求罪行。 

五十年代，一位诗人在狱中写了一本诗集，布拉格人将这本诗集戏称作《约瑟夫·K的感恩》。在当时，有许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审判，他们都是照着约瑟夫·K的样子，“检查自己过去的一生，直到每一个细节”。正如昆德拉所说，在西方，“卡夫卡现象”会被看作是作者想象的荒诞世界，而在捷克，“卡夫卡现象”则成了生活的组成部分。

《栅栏中的男人》 卡夫卡绘

对昆德拉来说，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有区别的，他厌恶任何崇高的激情，因为激情的灵魂总是喜欢将公域和私域混为一谈，以历史的名义泯灭私人生活。“卡夫卡现象”表明，现代人不是需要克服孤独的命运，而是需要摆脱被群体控制的命运。昆德拉从制度层面解读卡夫卡，注意到卡夫卡故事的场所都是发生在办公室，那是现代权力的象征，是服从和非人化的世界。在那里，就连律师也不是为被告服务，而是为法庭服务。

昆德拉在十四岁时就读到卡夫卡的作品，他认为卡夫卡不是在写寓言，而是看到了别人看不见的事实，孤独的个人面对象征权力的城堡，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克里玛则是在成人后才读到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他感到这部小说是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启示，克里玛父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遭到迫害，他当时的感觉就像小说中那个囚犯，被迫躺在一架杀人机器的“床”上，目睹那些刽子手将杀人当作正义的行为。

这使得克里玛对卡夫卡的解读更偏重于人生层面。昆德拉反感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布洛德，认为后者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思维，将作家的经历与作品联系在一起，把卡夫卡塑造成一个圣人。而克里玛同样有着浪漫主义倾向，在《刀剑在逼近》一文中，他同样是通过卡夫卡的个人经历去解读卡夫卡，认为卡夫卡的主人公身上都有着他自己的影子，他反抗的不是社会，而是孤独。克里玛注意到，卡夫卡故事的开头都是发生在床上，那是人的私人性的最后领地。

伊凡·克里玛

在克里玛看来，卡夫卡对普通人视为正常的外在世界感到陌生，他几乎只考虑自我——他想要与周围环境建立起联系，但却惧怕他人，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这种自虐使他将婚姻看作是一把逼近的刀剑，这造成了他一生的痛苦。《审判》其实就是卡夫卡在第二次解除婚约后，男女双方进行谈判的翻版，其创作动机是要表达他对私人性的维护。与此同时，卡夫卡又把这种意识转化为一种形而上的体验，使他的作品产生了一个反方向的主题，即个体能否与他人建立起联系？这样一来，荒谬就不仅意味着一个人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且更意味着一个人无力与外界建立起联系。

卡夫卡一生曾有过四个情人，他努力想要接近她们，但却没有能力完成婚姻关系，这成为对他自己的一种审判和惩罚，“女人们对于他来说成了难以接近的城堡，当她们终于接纳他，让他上自己的床，给他自己的爱时，他又被疲倦、焦虑和自己的优柔寡断控制，没有把握机会接受她们给予的爱”。正如康德所言，人性中同时具有社会化与孤立化的倾向，以展现人的自然禀赋，因而处处会遇到阻力，他既不能容忍社会，又不能脱离社会。

《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K体验的便是这种基本的人类处境。他来到城堡，是为了摆脱孤独，为了证明自己能够进入社会。当现代人普遍陷入历史与革命的狂热时，卡夫卡却在担心人类会彻底失去个人与外界的真正关联。这就是土地测量员不懈战斗的目的：“他想冲出自己孤独隔绝的监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战胜阻碍他进入城堡的障碍。”

在康德看来，社会化与孤立化的矛盾会造成灾难，同时也会推动人们鼓起力量，发展自身禀赋，这正是睿智的造物主的安排。然而，现代科学理性造成了一个功能性的社会，人在摆脱造物主的同时，也失去了价值世界，从而加深了人的孤立感，不得不屈从于生活的“日常规则”。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角色，拥有自己的工作，并且严格按照社会的要求而不是自己的内心生活，就此度过一生。可以说，现代社会展现出来的荒诞背后，实质上是价值虚无，而大多数人之所以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也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同样是价值虚无。

事实上，卡夫卡内心渴望的是一种绝对的东西，他意识到，正是由于现代人摒弃了价值世界，无能跨过他自己设置的门槛，所以才对存在感到恐惧。荒诞的实质就在于，人对存在的恐惧不过是对自己内心一无所有的恐惧。卡夫卡的那些主人公最终都失败了，但他们始终都在追求一个与个人权利、与尊严相一致的世界，他们渴望进入外界，同时又坚持内心的独立，尽管在此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手段和武器，“除了由他们内心提供的希望外就再没有任何希望”，但他们仍然凭借这种希望，坚持生活在真实中。

土地测量员K清楚自己的处境，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唯一正常和自由的人，拒绝赋予他的必然性世界，拒绝像普通人那样去生活。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无论周围的人把他的行为看成是固执还是愚蠢，他都要去进行一场不懈的斗争，以便至少让一丝光亮照进生活：

正如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是来自人类历史上英雄时期的一个神话，约瑟夫·K和土地测量员K的故事是属于人类历史上现代的、非英雄时期的神话。也正如普罗米修斯如果没有彻底接受他的牺牲和受难，没有拒绝给予他的有损尊严的仁慈，他的行为就不会是英雄的行为，如果没有弗朗兹·卡夫卡完全的牺牲和受难，也就不会有躺在酷刑机器上的被处极刑者约瑟夫·K和土地测量员K的非英雄故事。只有愿意让自己被镣铐锁在岩石上，使自己的器官暴露于鹰，任凭处置的人，才能为人类提供火，照亮人类穿过黑暗的道路。

《神话动物中间的人》 卡夫卡绘

就这样，克里玛将卡夫卡那些孤独无助的人物视作当代英雄，或者说反英雄，用自己的牺牲为人类提供意义的光亮，即使陷在卑污的泥坑里，仍在进行一场捍卫个体尊严的不屈斗争。

昆德拉与克里玛这两位捷克作家都看到了卡夫卡对人类命运的担心，看到了现代社会中私人性的彻底丧失，但他们解读的角度却大相径庭，对于作品中的两个对立面，前者强调人类机制的压迫，后者强调独立个人的反抗。

这与他们的世界观不同有关，昆德拉对世界抱持怀疑的态度，他不相信生命中存在着任何意义，认为文学应当捍卫人的绝对的孤立性。1968年之后，昆德拉移居国外，他嘲讽克里玛等人的公开反抗，视这种反抗的激情为“刻奇”。对于这个世界，他看到的是卡夫卡揭示的荒诞与绝望的一面，这个荒诞是无解的。

而克里玛却相信，意义是一个事实，文学应当表现人的孤立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示人的禀赋。克里玛毅然回国，成为萨米亚特的重要作家之一，因而他更强调卡夫卡所展现的反抗与希望的一面。在他看来，这正是卡夫卡作品的价值所在：对最富精神性事物的追求，是人之为人的崇高体现。

实际上，卡夫卡的作品有两个相反的面向，如果说《审判》表现的是必然性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压迫，主人公对此只能毫无反抗地屈服，将耻辱留存于人间，那么《城堡》表现的则是自由意志对必然性的斗争，主人公始终没有屈服，尽管他最终还是失败了。是服从必然性而接受毁灭，还是依靠自由意志而获得拯救？这是卡夫卡对现代人提出的问题。

阿伦特曾引用卡夫卡的一个寓言：“他有两个对手，第一个从后面，从源头驱迫他，第二个挡住他前面的道路。他跟这两个敌人交战。准确地说，第一个对手支持他和第二个厮打，因为他想把他往前推，同时第二个对手又支持他和第一个厮打，因为他要把他往后赶。而他却梦想跳出战场，上升到一个裁判的位置，旁观他的两个敌人彼此交战。”阿伦特由此指出，卡夫卡准确地描述了现代人的困境，彻底颠覆了经验与思想之间的固有关系。

按照阿伦特的解读，现代性的发展是从沉思到行动，从哲学到政治，它们分别代表过去与未来两股力量，在其中还有一个卡夫卡称作“他”的人，这个人真想立足就必须与这两股力量作战。由于卡夫卡仍然将时间视作单向的直线运动，“他”处于时间之中，因而跳不出战场，置身于超验之境。换言之，过去与未来的进程是从超验到经验，从自在到自为，从个人到社会，体现为超验价值与经验事实的冲突。克里玛强调的是过去的力量，而昆德拉强调的是未来的力量。

就此而言，昆德拉和克里玛对卡夫卡的解读是一致的，同时又是不全面的。按照阿伦特的说法，卡夫卡的“他”同时在进行着两场或三场战斗，既怀疑心灵，又反抗行动，而每一场战斗都是真实的。在卡夫卡那些噩梦般的故事里，主人公处在思想与行动的裂隙中，处于超验与经验之间，而真理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一如阿伦特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它们唯一关注的是如何行走在裂隙当中——或许那是真理最终显现的唯一场所。”

《随笔》2020年第1期

2020年1月10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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