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瓷”属性的实物例证

2001年3月11日上午，杭州西湖南岸藏有佛螺髻发舍利的雷峰塔地宫即将被开启，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热切期待“秘色瓷”的出现，因为建成此塔而掩闭地宫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正值吴越国烧制“秘色瓷”的巅峰时期，所以翘望雷峰塔地宫出土“秘色瓷”甚符情理。然地宫挖尽却未见“秘色瓷”的倩影，于是留给人们一个永远的遗憾。其实，这个遗憾多少与14年前在陕西扶风法门寺藏有佛指骨舍利的唐代真身宝塔地宫发现“秘色瓷”有关。那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大发现，地宫完好地保存着唐懿宗（859～873年在位）所供奉的13件越窑青瓷，刻于石碑上的衣物账称之为“瓷秘色”。这批瓷器的造型分碗、盘、碟三类，属日常生活用具，制作精细，施釉均匀，釉色大多呈纯正的青色，几乎不见二次氧化现象。同时出土的一件唐代越窑青瓷净瓶，虽未录入衣物账，但其做工和釉层的滋润感绝不在“瓷秘色”碗、盘、碟之下。从造型和胎釉特征看，这14件越窑青瓷分明产于慈溪上林湖。法门寺唐代“秘色瓷”和衣物账碑的出土，不仅证实了“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及唐代越窑瓷器被列为土贡项目的记载，而且也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秘色”、“越窑”之名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佐证，此外还令人一睹了“秘色瓷”的超卓的烧制工艺。

浙江临安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秘色瓷”所呈现的则是另一种面貌。该墓出土了越窑青瓷25件，器型有熏炉、罂、灯、碗、罐、坛、粉盒、油盒等。熏炉通高66厘米，由盖、炉和座三部分组成，通体施青釉，釉下绘褐彩云纹，因焙烧温度的差异，故炉与座的釉基本脱落。罂通高66.5厘米，盖和器身的釉下饰褐彩云纹，施釉均匀，釉色泛黄。灯口径为37.2厘米，高24.4厘米，釉下布满褐彩云纹和莲花纹，釉呈青黄色。这三件形体硕大、装饰瑰异的青瓷，堪称唐代“秘色瓷”之最了。其制作工本远远超过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值得一提的是，偏黄的釉色不是有意追求的效果，而是由烧窑时未能避免的氧化气氛造成的，因为是造型、装饰特殊的定烧品，没有挑选的余地，所以便被带着遗憾纳入生活、携入冥界。水邱氏是五代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的母亲，卒于天复元年（901年），此时钱镠已被朝廷任命为镇海、镇东节度使，毫无疑问，越窑的“秘色瓷”生产必定在其监控之中，虽然水邱氏的身份不及“臣”，然从“秘色瓷”的享用权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不足为奇的。有意思的是，与水邱氏合葬的钱镠之父钱宽的墓中出土了19件白瓷，大多铭“官”、“新官”款，青瓷只有３件，而水邱氏墓中尽管亦随葬了17件白瓷，但数量少于青瓷，这一方面说明晚唐时“秘色瓷”的审美价值尚未被世人普遍认知，另一方面则昭示了“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的审美价值取向。

到了吴越钱氏在东南一隅设立小朝廷的时候，“秘色瓷”才在人们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吴越国王钱元瓘在位时非常重视“秘色瓷”生产，他曾向后唐朝廷进贡了“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这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用黄金装饰的“秘色瓷”，而且一次进贡的数量多达200件。由此可知，在钱元瓘统治时期，“秘色瓷”生产出现了质的飞跃。作为吴越国王，钱元瓘在“秘色瓷”的使用上并没有亏待自己，他死后随葬了10多件“秘色瓷”，造型有罂、注子、套盘、洗、碟、器盖等，其中，残高29.5厘米的罂，器身装饰二条呈浅浮雕状的龙，动态强烈，威猛无比，刚出土时，龙身还见有镏金的痕迹，可以想见，此罂制成时器身的双龙曾金光四射、异常耀眼，其华丽、珍贵的程度，在迄今所见的“秘色瓷”中还未有能与之比肩的。史籍记载吴越国进贡的越窑瓷器，有的为“金釦”或“釦金”。《说文解字》云：“釦，金饰器口。”从发现的实物看，所谓“金釦”或“釦金”是在器物的口沿上用黄金镶边。而镏金显然是一种更高级的装饰方法。据记载，仅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弘俶在位时就向北宋朝廷进贡了“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14万多件乃贡瓷的总数，“金银饰陶器”所占的比例当很小，但不知“金银饰”除了用金银镶边外，是否还包括镏金？若无，那么钱元瓘在“秘色瓷”的使用等级上可算是“僭越”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用来形容钱氏家族享用“秘色瓷”，诚不为过。杭州施家山钱元瓘次妃吴汉月的墓中曾出土过数件“秘色瓷”。而临安钱元瓘妻子马氏的墓中随葬的“秘色瓷”竟多达20余件，器型有罐、盆、注子、碗、唾壶、套盘、粉盒、盘、杯、茶托等，这批“秘色瓷”大多制作精致，釉色青莹滋润，基本没有二次氧化现象，可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媲美。临安板桥钱氏贵族墓出土的11件“秘色瓷”，造型有罂、钵、罐、洗、釜、碗等。罂高50.7厘米，最大腹径为31.5厘米，器身以褐彩云纹等作装饰，釉层匀净，呈纯正的青色。像这样造型高大、器形规整、装饰精美、釉质清纯的青瓷器，在五代“秘色瓷”中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钵、釜等器物的制作工艺均很精湛，釉的呈色亦反映出焙烧技术非同一般。有一件釉色偏黄的双耳罐，在一侧耳下刻有清晰可辨的“官”字，它印证了《余姚县志》的“唐宋时置官监窑”之记载，也显示了五代吴越国王室贵族对“秘色瓷”的重视程度。苏州七子山发现的一座五代墓，据考证墓主为钱氏贵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有碗、洗、罐、套盘等，其中，碗的口沿用金镶边，套盘不仅数量多达9件，而且做工与钱元瓘墓所出相比，亦在伯仲之间。

吴越国烧制“秘色瓷”的历史至钱弘俶统治时开始进入巅峰期，我将北宋立国到吴越国灭亡的18年称为越窑制瓷业的“极盛期”，这一时期，吴越国因进贡和外销的需要，将受官府监控的制瓷作坊扩展到了上林湖以外的地区，在上虞的窑寺前就曾设立了“官窑三十六所”。这些窑的产品风格与上林湖窑基本一致——胎体轻巧，釉质清亮，装饰繁缛而精细，盛行刻划花。宋太祖、太宗两朝的《供奉录》所载钱弘俶进贡的14万多件“金银饰陶器”，大部分器物的造型、胎釉、装饰特征应与窑址遗存的残瓷相类。虽然历史的尘埃无情地湮没了当年贡入朝廷的数以万计的“秘色瓷”，但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越窑青瓷盘、碗、套盘，使人终于窥见了钱弘俶进贡的“秘色瓷”的庐山真面目。这类青瓷制作精巧，釉层晶莹，饰有龙、云鹤、水波等线条流畅的刻划纹，其所显露的正是吴越晚期“秘色瓷”的典型风貌。

出土资料表明，贡入朝廷的“秘色瓷”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而吴越统治者自己倒是常常在窑场定制一些形体高大、装饰瑰丽、用途特殊的极品“秘色瓷”。从晚唐至北宋，“秘色瓷”的总体风格一直处于与世推移的嬗变之中，在它们身上烙有最鲜明的时代审美意识的印记。所有这些，对深入研究“秘色瓷”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