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拉图的“洞穴之喻”理解西方哲学的奥秘
西方哲学的全部思想遗传密码，在古希腊哲学中，尤其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中，那里有原创的起始点。那时还没有哲学体系或哲学大全，爱智慧往往以生动的语言对话体或寓言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句子很短，是鲜活的口语。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之喻：人原本是蒙昧的，就像在漆黑的洞穴里生活，只能看见自己映在壁上的影子，只有当人类背转身来，才能看见影子来自不属于洞穴的光——火光、阳光。才会懂得自己原来所生活的世界只是一个洞穴，而自己原来认为真实的事物不过是影子。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的图解
柏拉图认为只有彻底走出洞穴，进入有阳光的真实世界，人才不再是自己的囚徒。这里最为关键的是：阳光象征着善的理念。这个过程意味着启蒙-教育，从不知到有知。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藏有理解西方哲学的惊天秘密，就在于以上“阳光象征着善的理念”——为什么用理念取代太阳呢？因为太阳光不可以直视。直视太阳光，眼睛会瞎的，这不是比喻，这是赤裸裸的真实。那么，太阳本身拒绝人类看它，需要一个相当于阳光的替换物，这就是善的理念，从这里发展出哲学的理解力，即智力。通过理念，似乎看见了原本看不见的太阳本身。
溯源理念，它是逻各斯的变形形态。逻各斯意味着理性与话语，隐藏着某种规则尺度。我们从柏拉图的“洞穴之喻”知道，善的理念，或者说逻各斯自身已经是某种替换，是不可直视的阳光的替换，那么，逻各斯自身已经是某种比喻的结果，并不是真理的源泉，并不能承担思想之父的角色。逻各斯有自己的“父亲”，这就是逻各斯的起源，但这个起源是不可追溯的，它是一个永远的秘密，如果执意要追溯（去看见）逻各斯的起源，“眼睛会瞎”。
逻各斯的起源——逻各斯的父亲，全部思想所围绕的太阳，可以类比为言说哲学的主体，这是德里达在《播撒》“逻各斯之父”一节中描述的，逻各斯是儿子，它有父亲，但我们都忽视了这个父亲的存在，因为父亲永远都无法在场。因此，逻各斯就以父亲的名义说话，逻各斯是在场的。
于是，父亲原本是儿子在场的根据，但儿子的替换作用，掩盖了根据。似乎儿子以自身作为自身的根据了。换句话说，柏拉图以上的洞穴之喻从此以真理语言出现，掩盖了它自身来自一个隐喻，从这里出发，有理解西方哲学的惊天秘密。就是说，理念世界起源于看不见的感性世界——有形的世界。在这里，德里达谈到文字，他说柏拉图对于文字始终抱有疑虑态度，作为保留记忆的工具，文字既是良药又是毒药，但是任何药都有副作用，对真理的身体有害，文字既不能忠实于口语，又不能还原心灵。就像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一书中说到的，亚里士多德称说话是心灵的符号，而文字是说话的符号，那么文字就是符号的符号了，被压在最底层。于是，德里达在这里就把文字也称为“儿子”或“儿子的儿子”。就像柏拉图已经觉察到的，在书写过程中，文字并不忠实于说话和心灵，这里指的是写作的效果，那么这就相当于“弑父”效果或行为。文字连同写作过程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这就有意思了，因为逻各斯已经掩盖了自身的“儿子”身份，可我们知道，逻各斯意味着言语与理性，它是压迫文字的。逻各斯和文字原本都是儿子。也许逻各斯瞧不起文字，是由于文字的效果更难以驾驭，而逻各斯自身是真理的象征，更为清楚明白。
现在有两个儿子，都掩盖着自身的血缘关系：逻各斯掩盖了自身原本来自隐喻、有形象，而文字掩盖了自身来自说话（或言语）与心灵。又根据以上，善的理念世界原本是发明出来的，同样的情形，文字书写也是一种发明，现在这两种发明在场，而导致它们出现的依据，反而隐而不见了，根据消失了，它们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
德里达说，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坚持认为，一旦将逻各斯交付给文字，用文字取代说话与理性，那么逻各斯就惨了，文字不是逻各斯的可靠帮手。交给文字的逻各斯再也无法返回理性自身，文字不是逻各斯的“孝顺儿子”。但是没有办法，逻各斯需要用文字展现自身，这就像又抱怨儿子又只能指望儿子来养老一样。文字，不孝顺的儿子，嘴上说孝敬但实际又做不到，只要一有机会就远离父亲，违背自己的初衷，因为父亲就是想管也没有能力管束儿子了。儿子从父亲那里解放出来，文字从逻各斯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文字已经对自身志得意满，就像当初逻各斯也不屑于自己的儿子身份，不满意与隐喻为伍。
同为儿子身份，文字与逻各斯之源有相似的特征：书写就像是在表达孤儿的愿望，像是孤魂，被柏拉图判定为有罪的毒药，而逻各斯之源不也是来自无法直视的太阳吗？如上所述，逻各斯的身份已经是一种替换、象征、补充，而文字或书写也是这样的。
作为孤儿，就是说指望自身，辨认不出自己的父亲，或者不知道自身的清晰来源。以自己的名义去表达，父亲不会在场。
德里达写道：“如果逻各斯有父亲，如果只有在其父亲的帮助下逻各斯才会名正言顺，那么逻各斯就永远是存在者，活生生的存在者。”因为逻各斯就是话语的含义，是对话，是逻辑、是辩证法，是语法。
说逻各斯是活的，是指它形成这样的思想组织结构：它有中心与边缘，有连接的方式，由头到脚有句法。总之，逻各斯有开端与结尾,有中心与结构。
但是，谁是父亲呢？父亲要由另外一个词揭示出来，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隐喻”，它说明逻各斯起源于某种对照、比较，它是逻各斯的原因——逻各斯的出生证明，在那个还没有逻各斯的地方，在陌生的异域，这里发生了某种转移、转变。这里有父子关系、因果关系、形成与被形成的关系，就像语言是从无语言状态中诞生的。
父子有血缘关系，“父”与“子”播种的结果，是关系最密切的转移，形成共在关系。但儿子绝不是父亲，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转变又是陌生的与真实的，它绝不是隐喻。
同一个父亲可以生出不同的儿子，就像是资本与利息的关系，但是在这种转移过程中，也会产生剩余价值，即比父亲多出来的东西，儿子的面貌不会与父亲一模一样的。儿子还父亲的债，要连同利息一起偿还，但是父亲还是会感到难过，因为儿子独立出去了，单独过日子了。这种关系，也是意指链条的转移与重新分配过程。用德里达的表达方式，叫做“播撒”。
于是，儿子从父亲那里悄然篡权了，而父亲被撂在一边视而不见了，因为资本、善，逻各斯价值的来源无法简单而直接地说出来，这首先是由于我们不可能直面太阳——它象征着柏拉图的理想国。
无论太阳有多么刺眼，毕竟还是感性的太阳。现在逻各斯自封是新的太阳——但已经是理性的太阳了，这里有善的理念。于是，可见与不可见的初始含义也被改变了，因为理念是可以被理解、被解释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理念世界是可见的世界。而理念的世界，不再与感性的太阳相像。这理念，就像康德所说，是本体、是自在之物。那么，感性的太阳，现象世界呢？在柏拉图看来，只是理念世界的装饰品。于是，父子关系终于得到了颠倒。弑父的逻各斯。
于是，善的理念有着不可见的可见性，它摇身一变成为资本（本体），并且重新产生利息和剩余价值，即形成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有这样多的东西存在，使我们眼花缭乱。
于是，善的理念成为隐蔽的源泉，以上“不可见的可见性”还可以理解为“可以理解的不可见性”，因为我们其实看不见逻各斯在哪里，即使它到处都是——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当然，可以有不同说法，可以划分等级）。需要受教育，需要辨认，需要偿还利息，因为欠着资本的债。但是，德里达说，这很可能是一种幻觉，或者说是自欺，因为人并非生来就欠“理念资本”的钱，就像每个人不是生来就被列入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某一个社会等级。
求助于逻各斯，等于求助于无法直观的对象。它像一个抽象-普遍-庞大的形式框子，将我们的棱角抹平，连同我们的血肉全都一股脑地装进去。
以上，逻各斯是一种再生的源泉——新起源。在其中的薄弱环节，在于“重新”，它假定全然的模仿是可能的，从而成为之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论基础。我们再也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因为它根本就没有面目，它是超越感性世界的，它灼伤了人类的眼睛。我们得从现象世界中转过身去，仰望它，把身家性命交付给它，以便建立一个善的理想国、一种神话，它按照既定的模式结构安排人类对于善与恶、心灵与肉体、内与外、生与死、父与子、主人与奴隶、原因与结果、合法婚姻的儿子与私生子、严肃与游戏、光明与黑暗、太阳与月亮、言语与文字……的关系。从中建立起某种支配权或统治权，在这些二元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哪个支配哪个，是一目了然的。
总之，这个逻各斯的神话世界，建立起逻辑在先的西方哲学传统，一个超越感官世界的理念世界；可以用它来解释历史，这就是“历史哲学”（这个说法是伏尔泰第一次在《风俗论》中提出来的，他用某种统一的精神解释世界各民族的历史）。逻辑时间统治着真实的时间，空间亦然。那么，无论历史有多么漫长，解释历史的依据都来自同一个神话——逻各斯的神学体系，一种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