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张载关学学派特性刍议（1）历史真有趣
学派作为特定的学术群体，是相当复杂的学术史现象。学派的构成，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学派宗师应当具有自足的不依赖于他者的思想学说，这是构成一个学派的主导要素，也是一个学派的灵魂。任何一个学派的思想学说是否具有自足性，或者其自足程度的强弱，都将成为审视该学派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张载( 1020—1077，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 关学的学派特性问题，牵涉到张载关学学派与二程洛学学派之间的关系，是否像二程门下的某些学者所说张载之学“源于二程”? 而这又进一步关系到对张载关学是否属于独立的理学学派的判定。该问题由来已久，至今仍未彻底解决。
围绕张载之学是否“源于二程”或张载是否“学于二程”，从北宋至南宋大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程门弟子吕大临、杨时等人的说法。吕大临( 约 1042—1092，字与叔，号芸阁) 原为张门弟子。张载逝世后，他转师于二程门下。在吕大临撰写的《横渠先生行状》中曾言及张载与二程京师论学一事。该《行状》有两个不同版本，记述有很大差异。《行状》通行本这样记述: “嘉祐初，( 张载) 见洛阳程伯淳( 程颢) 、正叔( 程颐) 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 张载) 焕然自信曰: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乃尽弃异学，淳如也。”而此前《行状》原本则是这样记述的: 张载见二程兄弟后，便“尽弃其学而学焉”。《行状》通行本是原本的改本。之所以修改，是缘于程颐( 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 看到《行状》原本之后对吕大临所做的严厉批评。与吕大临《行状》原本的说法接近，程门弟子杨时( 1053—1135，字中立，学者称龟山先生) 说: “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故予录此简以示学者，使知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则其他故可知已。”值得注意的是，杨时除了强调张载之学“其源出于程氏”外，还以此为依据，对关学弟子“欲自为一家”不以为然，表示他不认可关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学学派的存在。程门另一弟子游酢( 1053—1135，字定夫，学者称廌山先生) 称程颢( 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 “年逾冠，明诚夫子张子厚友而师之”。这一说法，与杨时所说类似。
第二种是程颐的说法。“吕与叔( 大临) 作《横渠行状》，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尹子( 尹焞) 言之，先生( 程颐) 曰: '表叔( 指张载) 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在这一记述之下，有一段按语: “《行状》今有两本: 一本云: '尽弃其学而学焉。’一本云:'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恐是后来所改。”显而易见，程颐作为当事人，将张载关学视作与自己的洛学各自独立、平等存在的学派，这一说法是真实可信的，能够反映关学与洛学两派关系的真相，这也是他对张载之学是否“源于二程”这一议论所定下的基调。而吕大临的说法则罔顾事实，不免有逢迎新师、背弃本师之嫌，表明他缺乏作为学者所应具备的起码的真诚品质。在程颐为关学与洛学两派关系定调之后，仍有弟子与乃师唱反调，这就不能不说是门户之见。
第三种是朱熹的说法。朱熹( 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 的说法，是在评价吕大临的《横渠行状》和杨时的《跋横渠与伊川简》时提出的。朱熹说: “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 程颢、程颐) 发之耳。”前述杨时的说法，其实是符合其自身判断的因果逻辑关系的: 因为在杨时看来，既然张载之学“源出于程氏”，那么，其学便缺乏“自为一家”的依据，从而也就难以成为独立的学派。与杨时不同，朱熹虽然对于张载之学“自成一家”这一点是认可的，但他又坚持认为张载之学“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这两种观点之间，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既然朱熹认定张载之学源自二程，那么，作为一个在思想学说上缺乏自足性的学派，张载关学又凭借什么“自成一家”呢? 如此看来，朱熹所谓张载之学“自成一家”，其实只是一种表面认可的说辞而已。发生在朱熹身上的这种矛盾，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门户之见，而是应当视作他自觉建构理学道统的需要。与朱熹总结儒学史上的道统系谱有所不同，朱熹更在意的是对当代理学道统系谱的建构。通过建构理学的道统系谱，可以决定让哪个学派成为正统，也可以排除某个学派，或将某个学派安排为正统学派的辅翼。朱熹不愿意放弃张载关学源于二程的说法，很可能是为了以充分的理由将张载关学置于依附二程洛学的地位。这也可能是在《近思录》中朱熹为何要按照先周敦颐、其次二程、最后张载这一先后顺序编排“四子”言论的缘由。后来，宋代理学四大学派“濂洛关闽”的排序，显然是受《近思录》影响的。
总之，从吕大临、杨时等人到朱熹，在张载之学是否源于二程的问题上，一再与程颐所定基调相背离，特别强调张学“源出于程氏”，由此必然导致对张学独立性质的否认，或认为张学具有依附于二程洛学的性质。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现代学者不必立足于古人的门户之见或道统观念，他们往往更注重历史事实的真相，能够按照现代学术的要求重新认识和评价关学与洛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张岱年很早以前就正确地指出，程门后学以“先程后张”言当时学术“衍变之序”，实乃“一派之私见而已”。后来，国内研究二程洛学的专家徐远和与庞万里，分别以各自的精深研究对二程洛学与张载关学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评价。徐远和认为，二程弟子及朱熹坚持张载之学源于二程，“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近人已将这一历史旧案推翻，指明并非关学源于洛学，而是关学与洛学同时并兴，各自成派”。针对同样的问题，庞万里指出，程门弟子的说法实际上是“门户之见，有意扬程抑张，抬高程学地位，是与事实不符的”。另外，国外汉学家对这一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美国汉学家包弼德( Peter K．Bol) 认为，“朱熹让张载求教于二程，而实际情况可能正相反”。晚些时候，另一位美国汉学家葛艾儒( IraE． Kasoff) 指出，朱熹勾勒了一条北宋理学发展的路线: “周敦颐启其途，一传而至于二程兄弟，别派歧出则为张载、邵雍及程门中人。这样的图解，被人们当成事实接受下来了，可是，它却混淆了一个关键点: 张载这位重要的哲学家，他开创的哲学体系，既在二程兄弟之前，又是独立于后者之外的。”对于张载关学与二程洛学之间的这一历史旧案，以上所引述的几位海内外学者都有拨正之功，他们都准确地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张载关学的学派性论析
如上所述，作为本文论题的症结已被海内外学者所揭示，但该问题仍有必要进一步展开分析论证。本节将分别从张载学说和关学学派的形成以及张载著作和思想体系的建构这两个视角，审视和论析张载关学的学派特性。相信这将有助于在张载关学与二程洛学关系问题上澄清私见，还原真相。
( 一) 从张载学说和关学学派的形成看其学派特性
学者叙述张载的学术历程，历来仅依据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和《宋史》张载本传的寥寥数语，将其划分为受《中庸》而读之、访诸释老、反求之六经等三次转折。其实，这三次转折都属于张载早期学术活动的范围，无法全面展现张载学术的阶段性演变脉络。这里，拟将张载近四十年的学术思想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 前期亦即探索期或奠基期，中期亦即形成期，后期亦即成熟期，并力求大体确定每一时期的时段特征。这也可以视作考察张载关学与二程洛学之间关系问题的时间坐标。
学者叙述张载的学术历程，历来仅依据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和《宋史》张载本传的寥寥数语，将其划分为受《中庸》而读之、访诸释老、反求之六经等三次转折。其实，这三次转折都属于张载早期学术活动的范围，无法全面展现张载学术的阶段性演变脉络。这里，拟将张载近四十年的学术思想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 前期亦即探索期或奠基期，中期亦即形成期，后期亦即成熟期，并力求大体确定每一时期的时段特征。这也可以视作考察张载关学与二程洛学之间关系问题的时间坐标。
第一期，张载之学的前期或早期，大约自其 21 岁至 40 岁的 20 年间。这是他进行思想探索、奠定学术基础的时期。这一时期以范仲淹劝读《中庸》为起点，张载时年约 21岁。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称，张载读《中庸》，“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这里“累年尽究其说”的“累年”是多少年? 朱熹在述及张载这段治学经历时说: “夫子( 张载) 蚤从范文正公( 仲淹) 受《中庸》之书，中岁出入于老、佛诸家之说，左右采获，十有馀年。”据此推算，张载从21 岁出入佛老“十有馀年”之后，当为三十多岁。张载总结自己读书经历说: “唯六经则须着循环，能使昼夜不息，理会得六七年，则自无可得看。若义理则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我们不妨把这看作张载的“夫子自道”，他三十多岁从佛老“反而求之六经”，用“六七年”之功对六经做过系统研究，初步奠定了学术基础，年龄约在三十六七岁。张载与程颢、程颐兄弟京师论学的时间，与此大体叠合。张载是二程的表叔，这是他们叔侄之间的第一次晤面。据吕大临《行状》记载，这次会晤的时间在宋仁宗嘉祐初( 1056) ，当时张载三十七岁，二程兄弟二十四五岁。张载与二程兄弟京师论学一事，经常被程门学者杨时等人论及，且多据此认定张载之学“源出于程氏”。据《宋史·道学传》张载本传记载：
( 张载) 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 “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焕然自信曰: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参与论学的双方都还处于各自学术发展的早期阶段，思想远未成熟，各自也都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在这种情况下，杨时等遽然判定张载之学源出于二程，不是门户之见，便是夸诞之词。对于朱熹所谓张载之学“自成一家”的论断，也应当具体分析，关键要看张载之学是于何时“自成一家”的。若认为与二程兄弟京师论学时张载之学便已然“自成一家”，则并不准确。这表明，朱熹对张载之学的来源和形成过程问题未能深考。后来，黄宗羲之子黄百家对此事的评价相当客观平实，他认为张载与二程京师论学，是三位有志于复兴儒学的青年之间的学术“切磋”，还不能视作两个学派领袖之间的学术讨论。
尽管如此，这一事件对张载思想发展仍有重要意义。依据《行状》与《宋史》张载本传的记述，张载与二程京师论学的内容主要涉及论《易》和共语“道学之要”两个层面，张载学术成长的意义也体现在这两个层面。第一，与二程论《易》，反映了张载的谦虚品质和对待学术的慎重态度。当张载看到二程的《易》学有比自己高明之处，便“勇撤皋比(虎皮) ”，让听众转至二程处听讲。做到这一点，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气，难怪这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朱熹、王阳明等人都对此极表赞誉。虽然张载对二程的《易》学见解表示钦佩，但这并不表明他对自己的《易》学研究丧失了信心，而是借机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成果。张载当年京师讲《易》，应当是口说，而无讲义。今天所见《横渠易说》一书，应当是经过后来反复修订才付诸刊行的。拿《横渠易说》与《程氏易传》相比，可以看出二者区别甚大。这表明张载易学不可能源出于程颐。第二，与二程共语“道学之要”，是张载与京师论学的重要收获。长期孤军奋战的张载从二程兄弟那里得到了很大的激励，与他们兄弟二人结成了复兴儒学、回应释老的同盟军，故对儒学的重建充满信心地说: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同时，这也使张载从儒学与佛道的游移中摆脱出来，“尽弃异学”，“专以圣人之言为学”，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学术方向。
程颐晚年曾回顾自己的为学经历，他说: “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复䌷绎，六十以后著书。”程颐的自述，可以与张载思想演进的时间坐标互为参照。据此可知，嘉祐初与张载京师论学时，程颐才 25 岁，其为学正处于“读诵”阶段。尽管他在读诵过程中时有独到见解产生，但从总体上看，其学毕竟尚未形成。
与张载之学的演进有关，这里还涉及他所开创的关学学派及其发展过程问题。据《关学编》记载: “先生( 吕大钧) 于横渠为同年友，及闻学，遂执弟子礼。”又据《宋元学案》记载: “先生( 吕大钧) 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以上关于吕大钧( 1031—1082，字和叔) 的两条资料，可以合观，以收互补之效。吕大钧与张载同于嘉祐二年( 1057) 登进士第，他是最早拜张载为师的关中学者。《关学编》说，吕大钧“于横渠为同年友，及闻学，遂执弟子礼”，体会其语气，大钧“执弟子礼”可能在两人同年登进士第之后，亦即大钧对张载的人品和学问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其时可能在张载大约四十岁前后，或约在张载之学形成的早期与中期之间。虽然此时张载的思想尚未进入成熟期，但其谦虚善让的人格魅力和勇于造道的学术精神对关中学子是有强烈感染力的。吕氏乃关中名门望族，在当地有巨大的影响。吕大钧折节向张载“执弟子礼”，在学界所产生的效应，正如《吕范诸儒学案》所说“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在吕大临的带动下，不久后便有更多的学者投于张载门下，包括吕氏兄弟吕大忠、吕大临，以及苏昞、范育等，从而推动了关学学派的形成。比较而言，杨时、游酢等“程门四先生”，则都是在张载逝世后才拜二程为师的。
第二期，是张载之学演进的中期，亦即其思想形成期，大约从张载 40 岁至 50 岁的十年间。作为始学之书，《中庸》对张载具有特殊意义。张载自述读《中庸》的经验说:“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已长得一格”，是说张载反复研读《中庸》二十年，学养得到积累，思想得到提升，终于达到自成“一格”的境地。从21 岁始读《中庸》算起，经过二十年，此时张载 40 岁出头，似可视作其学说发展进入中期的开始。据此可以认为，40 岁以前的大约 20 年，是张载为学成长的前期阶段，其思想在探索中趋于形成; 40 岁以后，张载思想在形成中趋于成熟。
第三期，是张载之学演进的后期，亦即其思想成熟期，大约从张载 50 岁前后至去世之前的七八年间。张载认为，成学自有其规律，“学者不可谓少年，自缓便是四十五十。”他晚年回顾说: “某学来三十年，自来作文字说义理无限，其有是者皆只是亿则屡中。……比岁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复出，天下之议论莫能易此。”以范仲淹劝读《中庸》作为张载向学之始，“某学来三十年”，刚好步入五十岁。“入至其中”，可理解为张载之学已登堂入室，思想进入了成熟期。这里张载所谓“亿则屡中”，出自《论语·先进》，原意是形容料事准确，而这里张载引申用来说他对义理的思考已经达到运思精深的境地。这种高度自信的语气，是其为学的以前各个阶段所没有的。神宗熙宁二年( 1069) ，御史中丞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 向朝廷举荐张载说: “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此时张载刚好 50 岁。对于关学学派的宗师张载，“四方之学者皆宗之”这一局面的形成，说明张载关学学派发展进入了又一个繁盛期。与此类似，程颐也描述过张载居乡讲学，学者远道而至的盛况: “( 张载) 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
总之，张载以二程为师的说法，如果于张载之学发展前期无据的话，那么，对张载思想的成熟期则更无可能。这是因为，张载思想学说的成熟，要早于二程。对此，一些前辈著名学者屡有论述。张载逝世后，北宋的理学中心才从关中转至河洛。而且，二程兄弟一直以来对张载的人品和为学都很敬佩，甚至有所畏惧，他们怎么会在张载面前以师自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