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后，推行的政治制度变革！

之前两篇文章中，《帝国嗜血——敦煌（沙州）的缘起！》中，讲到了敦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

《帝国嗜血——沙州（敦煌）之围！》中，讲述了安史之乱后，唐朝最后三代河西节度使前仆后继的坚持，以及沙州军民困守孤城十一年中绝望的抗争！

这一篇，我们着重讲述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后，在河陇地区的推行的各种政策。将会涉及到推行部落制、官僚体制和等级制度、“计口授田”制度、辫发文身和推行藏文等几个方面。

以及，很多人关心的，河陇唐民的社会地位问题。

公元786年（唐德宗贞元二年），吐蕃围城十一年后，沙州（敦煌）陷落。随着唐朝在河西最后一个州郡落入吐蕃之手，整个河、陇地区全部沦没。

吐蕃对河西诸地实行统治的时问长短不一，凉州历时最长达98年（765—683），沙州（今甘肃敦煌）最短，仅62年（786—848）。

由于沙州为河西地区文化、宗教的中心，唐人家族保存最完整，文献资料也最多，因此沙州成了窥见吐蕃在河西统治方式的窗口。

本文就以吐蕃在沙州的统治为案例，讲述河西落蕃数十年的岁月。

公元786年，沙州唐人首领阎朝的领导下，以沙州唐人“毋迁它境”为条件，投降了吐蕃（详细内容见《帝国嗜血——沙州（敦煌）之围！》）。

吐蕃在占领沙州后，基本兑现了承诺，没有纵兵掠夺，也没有外迁人口，还任命阎朝为“部落使”，协助吐蕃管理沙州民政。

但很快，吐蕃统治者便发现，阎朝在沙州的影响力太大，具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能力。终究是种潜在的威胁，但即便如此，吐蕃统治者也没有一杀了之。

而是先派他去吐蕃首都逻些（拉萨）觐见赞普，通过往返一年多的时间来冷处理。

等他返回后，吐蕃人暗中买通了阎朝的侍从，让他在阎朝的靴子里不断洒下慢性毒药。毒药通过皮肤吸收，阎朝的身体也就慢慢虚弱下来，最终毒发身亡。

由此可见，吐蕃在统治河西期间，虽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却依旧尽量避免和当地豪族正面冲突，而是通过拉拢的手段，使其协助推行统治。

与阎氏家族相类似的，还有张、阴、索、李等河西大族，他们的家族成员均累世在吐蕃河西政权中为官。

其中，河西阴家的经历颇有代表性。

阴家自称出于南阳新野，自隋朝以来便活跃在沙州地区，到吐蕃占领之前，已是有名的敦煌大族。

阴伯伦的祖父阴瑗嗣，官至唐朝正议大夫、检校豆卢军事、兼长行坊转运支度等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开国侯。

其父阴庭诫，为唐朝左晓骑守高平府左果毅都尉、赐紫金鱼袋、沙州乡贡明经。

阴伯伦本人则是唐朝的游击将军、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赐绯袋、上柱国。

不幸的是，阴伯伦所处的时代，正在沙州陷蕃前后。其虽在阎朝率领下，积极参与了抵御吐蕃的军事行动，并立有战功。

但一人、一家族，一州之地，均无力改变天下大势。沙州在经历十一年之围后，弹尽粮绝，外援无望，不得不与吐蕃人献血为盟，举城投降。

阴伯伦也被迫，含泪“屈膝两朝之主”向吐蕃人称臣。吐蕃人对阴氏家族颇为看重，任命阴伯伦为“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并赦免了阴家的十一税。

这使阴氏一门，“六亲当五秉之饶”，坐拥良田万亩，杏桑万株，还拥有四座庄园和无数的牲畜。

但家族繁盛的背后，却不能抹去汉奸之名。到阴伯伦长子阴嘉政晚年时，心中的块垒实在无法消除，但又受制于人无可奈何，只能转向佛教寻求心理慰藉，便与其弟一同在敦煌莫高窟开掘功德窟，以减轻心中的负罪感。这便是有名的敦煌第231窟。

敦煌第231窟壁画

于此类似，吐蕃占据河西期间，鸣沙山上凿石之声不绝，画师烛火昼夜不息，很多供养人都是与吐蕃合作的河西大氏族。

而其中，张氏家族的成员张谦逸，官至沙州大都督，为唐人所能担任的最高官阶。

张谦逸死后，其官职父死子继，张议潮续任为沙州大都督。

公元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张议潮同沙州副都督安景旻、沙州副千户长阎英达，共同举起了归义军大旗。只一日，便驱逐了吐蕃守将，光复沙州城，完成了几十年来河西唐民的夙愿。

可见，虽然拉拢河西望族，确实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但只要吐蕃控制能力下降，这种方式的破坏力，也一样非常巨大。

敦煌第231窟壁画

吐蕃对沙州大族的拉拢，只是其统治手段之一。在其统治沙州的几十年中，对原有的唐朝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以适应吐蕃王朝固有的管理模式。

综合来看，吐蕃对沙州的制度修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废弃唐朝行政体制，改设代之以部落制。

2、推行自己的官僚体制和等级制度。

3、改唐朝均田制为“计口授田”。

4、辫发文身和推行藏文

第一点、废州县制，行部落制。

唐朝地方行政区划是道（府）、州、县三级，县以下设有乡、里。

沙州属县一级政权单位，下设有13个乡。吐蕃占领后，废除了原有的13个乡，代之以部落制，以与吐蕃本土的管理方式相似。

其最基本的单位是千户（部落使），千户之下是小千户（五百户组织），设小千户长一人。小千户之下为百户（将头），最小的基层组织是十户，设十户长。

吐蕃对沙州唐民的部落设置，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时期）。每个时期，根据不同的政治需求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吐蕃占领的初期（786--790年），吐蕃最初设立了乡部落、僧尼部落和道门亲表部落。

乡部落——基本就是将唐朝所设沙州十三乡建制改为部落，并统计人口和田亩，以便征发赋税和摇役。

僧尼部落——是将沙州地区寺院中的僧尼单独编籍，自成部落，以便与普通民户分开。

道门亲表部落——是吐蕃设立的由道士、女官及其亲属所组成的一个部落。

此时，吐蕃对沙州唐民的部落设置，可以看做是草创，基本还在唐朝框架内。并且，此时的唐民部落并不承担军事性任务。

但随着吐蕃统治的深入，进入蕃占中期（790--820年）后，吐蕃河西管理机构又对唐民进行了重新划分。

出现了擘三部落、上下部落、丝绵部落和行人部落，而之前设置的三个部落类型，再也没有出现在史料中。

此时的部落设置，除了出现功能性外，行人部落也开始承担一部分军事义务。

到了蕃占后期（820--848年），部落设置又出现了变化。唐民被划分成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三个汉人军事部落和一个通颊军部落（唐胡混杂部落），并把沙州唐民和其他民族也纳人自己的军事组织当中，希望能达到对征服地区长期统治的目的。

同时，吐蕃时期沙州的户籍制度非常严格，其中家庭成员的死亡、出家、嫁娶均有记载，称为“牌子”。

这种严密的户籍制度，对吐蕃控制沙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点、重新设定官僚体制和等级制度。

吐蕃在河西地区的官吏设置很复杂，如果仔细写能写一本书，而且各种官阶之间，似乎还存在互相替代和高低变化。

总体上来说河西吐蕃最高的管理机构，设在东部的凉州和西部的瓜州。沙州从管理层级上，隶属瓜州节度使节制，在本地的官员品阶由高到低分别是乞律本、节儿论、监军、都督，部落使和将头。

需要注意是，河西唐人能够担任的职务，最高只有做到大都督的记载（张议潮及其父亲），更高层级的官僚全部都是吐蕃人，即便是低等级的都督和部落使，唐人也多为副职，正职一般也是吐蕃人担任。

这也比较好理解，毕竟是占领区，身份地位的差距无处不在。

第三点、均田制改为吐蕃的“突田制”。

唐朝在河拢边境地区长期采用均田制，吐蕃占领河西后，改变了唐朝的均田制度，转而实行“突田制”。

“突”是吐蕃田地的计量单位，“一突”相当于10亩。吐蕃河西的突田制是以严格的户口人数统计为基础的“计口授田”。

授田标准为每人一突，即“一人授田十亩”。突田制与交纳赋税密切结合，土地的农业税称为“纳突”。

同时，吐蕃统治者还对“纳突”人群进行了区别，分成“纳突户”与“不合纳”。前文所说的河西阴氏大族，便属于“不合纳”的减免优待户。 另外，寺院田产也属于“不合纳”的范畴。

第四点、推行藏民族文化，消融汉民族文化。

吐蕃占领河西后，大力推行藏文化统治，强迫汉人改穿吐蕃服饰，改变原有风俗习惯，每年只准许唐民在正月初一穿汉服祭祖。

取消了唐朝设立的“州学博士”、“乡贡明经”和译语学官，废除科举取士，取缔原有州、县官私学校，实行吐蕃本土的教育模式——寺学。并将藏文作为官方文字广泛使用，改变原有汉族天干地支纪年方式，推行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的蕃式纪年。

白居易《缚戎人》一诗中写到:“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

保存在敦煌藏经洞的写本也提及，“ （阴家投降后）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

可见当时，吐蕃在河西地区强硬推行“辫发左衽”的民族传统，以对抗传承久远的汉文化基础。

但文化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完成的，虽然吐蕃强迫汉人改变原有的服饰、礼仪、发式和语言，但在沙州六十多年的统治还是时间太短，虽然大多数河西唐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多说藏语、写藏文，但汉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始终未能断绝。

目前保存下来的很多文献，都是藏、汉两种文字对照书写的，这阴差阳错的导致，敦煌写本成了学者们研究古藏文的一个窗口。

关于吐蕃在河西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我写的比较简单，这不意味着这方面的内容少。恰恰相反，敦煌藏经洞内保存了大量这时期的文献，国内外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如果大家对此类内容感兴趣，可以参阅本文后的参考书目，每一本都是大部头，够啃一阵子的。

下面说一个大家比价感兴趣的，多少有点敏感的话题。

吐蕃占领时期，河西唐民是奴隶吗？

以前每当谈到河西唐民的社会地位，多会引用唐代文学家沈亚之的一段文字:“自瀚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聚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其实，沈亚之的记述，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只是河陇一部分唐人的遭遇，并非所有唐人皆是如此。

吐蕃王朝施行的是一种封建+奴隶的混合型社会制度，通过战争劫掠奴隶确实曾长期存在。

例如，公元787年（唐德宗贞元三年），吐蕃攻汧阳、华亭（今甘肃华亭一带），掠“男女万人将出塞，令东向辞国，众恸哭，投堑谷死者千数” 。

但需要注意一点，吐蕃掠夺人口为奴，主要发生在两国边境的拉锯地区，这是种以战养战的战争行为。但河西地区自786年沙州陷落后，已经成了吐蕃的占领区，唐军根本无力反击夺回。

作为占领区的统治者，稳定地方获取税赋，成了主要的财政来源，这也是吐蕃优待河西大族的根本原因。

从目前保存的敦煌文献记载上看，多数沙州唐民都掌握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应属于小生产者的地位或自由民身份。

正如前文所述，吐蕃在河西施行了“计口授田”的政策，人均分配1突（10亩）田地，作为赋税的基本单位。

突田耕种的收获除纳赋税外，其余的都归唐民所有。如果劳动力不足，唐民有权将突田出租，并获取佃租。而且，沙州唐民还有权出售自己名下的突田。

关于唐民出租、出售突田，在敦煌文献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我们甚至能够看到相关的续约和售卖合同。（《申年正月沙州令狐子余碟》、《未年安环清卖地契》）

另外，吐蕃在不断调整唐民部落设置的过程中，逐渐将河西唐民纳入了自己的军事系统（当然是从属地位，目前没有任何资料可证明，河西唐人独立成军）。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民社会地位的提高。

我们之前提及，吐蕃王朝是种封建+奴隶的混合型社会制度，西藏本土的吐蕃民众被分为“桂和庸”。

“桂”是指拥有奴隶和财产，并有权参加战争的自由民。“庸”是指从事各种职业（农业、畜牧、打猎等）的“奴户”。

沙州唐民有权加入军队服役，说明中晚期唐民的社会地位，已接近吐蕃本土的“桂”阶层。

必须要说明一点，河西唐民能够拥有相对自由的社会地位，并不源于吐蕃统治者的“仁慈”，而是河西唐民不断抗争的结果。

吐蕃攻占沙州之前，河西唐民团结一致，进行了长达十一年的守城抵抗。之后，在吐蕃占领初期，沙州唐民又进行了多次起义，反抗吐蕃的统治。

如敦煌文献《书仪》就记载了，驿户祀国忠与张清的起义抗争事件。

贞元十一年（795年），驿户祀国忠等人不堪忍受，携众逃往瀚海军（瀚海军归庭州节制，当时尚在唐军控制下）。但被吐蕃人发觉后捉回，并流放酒泉。

祀国忠等人在酒泉再次逃脱，盗窃了马匹和兵器，纵马从酒泉奔向沙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达了沙州城下。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十一日四更，祀国忠等人突然冲入沙州城内，杀掉了卫士监使等人。

有百姓连夜将此事报告了，当时沙州汉人地方长官索公。因难以确知起义的具体人数，索公无法组织抵御。他赶往龙兴寺找到高僧摩诃衍汇报，并一起躲在寺院避祸。

天亮后，索公招集百姓十余人，因吐蕃人严格控制铁器使用（包括铁质农具），他们找不到任何武器用来武装。

当索公赶达沙州吐蕃节儿论住地救援时，包括吐蕃节儿论在内的多位吐蕃官员，已被迫纵火焚烧家宅，伏剑自杀，化为灰烬。

索公在僧人摩诃衍的协助下，用计将起义者擒获，祀国忠等人无一漏网。之后在审判中，祀国忠等人均声称，起义的目的就是“戕杀蕃官，再无其他”。

可见，在吐蕃占领初期，唐、蕃两族关系及其紧张，史料里也多见“频招猜忌，屡发兵戈”的记载。另外，吐蕃对唐民严格的铁质农具控制，也说明了局势的紧张。

正是因为河西唐民的不断抗争，吐蕃不得不改变策略，由单纯的镇压转向与当地的世家大族进行合作，以巩固对沙州的统治。

并在之后，特发诏命禁止吐蕃人抄掠唐民为奴，禁止侵占唐民果园、突田、发铁质农具鼓励生产，并大力弘扬汉传佛教，提高汉僧的政治地位，以协助稳定局面。

因此，吐蕃占领期间，河西的宗教系统依旧是保持了汉传佛教为主体，夹杂藏传佛教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