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古玉之春秋、战国玉器详解|战国|玉佩|玉器|玉带钩|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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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主要有:安徽寿县蔡侯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河北平山中山国墓等。这些墓葬均出土了大批极其优美的玉器。

从各地春秋时代墓葬出土的玉器可以了解,春秋早期玉器与西周晚期玉器很难区别,至春秋中、晚期才有了明显变化。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所出的一对玉虎璜,仍有西周遗韵,但变一面坡阴线为隐起面处理,细部施以较细的变形涡纹,显得柔润丰满。比较典型的春秋玉器,应是玉牌,其下部中心处琢以隐起兽面纹,两侧与上面饰以隐起的细密蟠虬纹,与同出的铜鬲上的蟠螭纹有异曲同工之妙。可知玉器春秋风格的出现,是时代使然,并非孤立现象。但是春秋玉器与同时的青铜器毕竟不同,它具有自己的演变过程和特点。安徽蔡侯墓出土的龙形玉饰,饰以隐起的翼状涡纹,较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玉虎璜前进了一大步,成为完善的春秋玉器。由此可知,典型的春秋玉器已经由平面向隐起、由简向繁的方面演变。这是此期玉器走完的第一步,它为战国时代玉器的重大嬗变演化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战国玉器在全国各地均有出土,但最重要的还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此墓出土玉器约三百余件,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质量也很精。有璧、环、瑗、璜、玦、佩、梳、带钩,以及牛、羊、猪、狗、鸟等小件动物形饰。玉料有青玉、碧玉。纹饰以云纹为主,采用隐起、缕空、阴线、单面或双面雕等多种工艺技法。其代表作品有玉多节佩、玉龙首璜、玉兽面纹琮等。其中尤以玉多节佩堪称精美绝伦,它是迄今出土的战国玉器中工艺技术难度最大的。它用五块形状不同的白玉,分别雕成夔龙、夔凤或其他形象,分为五组,镂空成二十六个圆环或半圆环相互勾连的套环形器;用椭圆形和半椭圆形榫头及铜插销的玉活环装配连接成一串全长四十八厘米的大型链饰。必要时可以摘下活环,拆卸成五组小型镂空玉佩,每组都是用一块玉子剔镂,由三至八个玉环或镂空玉片组成。每一节的形制、图案各有不同。唯中部两块相叠完全一致,展开又各自对称。像这样一件多节活动玉佩,需要经过精心而周密的设计制作才能完成。它是战国玉器宝库中的瑰宝。

河南辉县固围村一号墓两个祭祀坑出土了最完整的一套礼器。此外尚出有玉璜、玉佩、玉环共一百零五件。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被誉为“玉器冠冕”的大玉璜。它由七块美玉、两个鎏金铜兽头组成,呈横弧形;玉质温润莹泽,色白而泛浅灰,是标准的和田玉。其中一块长方玉,上下微曲似扇面形,上侧镂雕一回首垂尾的卧兽,下侧一鼻有穿可系,表面呈弧形,砣隐起变形蛇纹,边刻阴线一道。两边之玉略长,玉质纹饰同前。再外边的两块玉,各琢隐起昂首张口龙头。当中五块玉中空,由长铜条贯联其中,形成一璜。铜穿两端作小兽头,鎏金、口衔一椭圆形镂空双钩卷草纹玉片。布局匀称饱满,雕工细腻精巧,光滑润泽,可知在磨工上耗费了大量劳动。此璜在制作技艺上堪与上述曾侯乙墓玉多节佩相媲美。

河北平山战国末期中山国王及贵族墓出土的玉器,多达三千余件。经李鉴宸先生鉴定,有新疆和田玉、辽宁岫岩玉、河南南阳独山玉等多种玉石材料和水晶玛瑙等。玉雕中立体器极少,大多是浮雕的龙凤、螭虎、鳖、蝉等。佩饰有环、瑷、双虺首瑷、玦、夔首玦、璜、夔首觹、夔形佩、鱼形佩、琮形坠、柱状坠。剑饰有璏、珌。此外还有梳、方牌、圆形饰。纹样有云纹、涡纹、回纹、谷纹、圆圈、圆点、斜格、方格、直线、水波纹等。以阴线刻为主,尚用隐起、平凸、镂空等琢法。其中以佩最为出色,形式多样。最为精工的是墨玉带钩,出土于一号墓陪葬坑。首尾俱琢隐起兽头,身呈弓形,表面琢三方平凸变形夔纹和斜格纹;在平凸方形之间饰阴刻对角十字云纹;背面琢钉头錾扣,施斜格四瓣花,地上琢树纹、S纹等;通身青色带墨点,兽面隐起,婉转自如,琢磨光亮,以细如毫发的阴线勾勒几何纹饰。这种隐起主纹配以大量的发丝刻线者尚属少见,当是中山国玉的绝品。李鉴宸先生曾经问过玉器厂行家，根据玉器厂行家估计,以现在的生产条件,制作这样的带钩,仅琢磨一项即需耗三个月的工时。中山国王墓与陪葬坑多次被盗,上述发掘出土的玉器不过是余幸存者。但从陪葬坑出土的墨玉带钩足以想见当时该墓必定殉葬了大量的精美玉器。进而也可证明,中山王国首都灵寿(即今平山)自古以来出产刚玉和紫砂,当也是有名的治玉基地。王室设有“玉作”是不成问题的。所出玉器应是王室玉作或贵族自设玉作琢磨的。这些精美的玉器反映了一个在列强夹缝中生存了几百年的小王国琢玉业的高度发达。

上述各墓出土玉器说明,战国玉器以精美细致见长。但这不是偶然的,李鉴宸先生认为它与当时琢玉业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有关。

(一)和田玉大量进入中原,琢刻了大量佩饰。儒家为了深入宣传他们的学说,总结了从殷代开始使用和田玉的经验,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学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和田玉在物理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十一德、九德、五德等学说便应运而生。“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等理论的概括完成,亦当在这时期。这是后世玉器发展不衰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

(二)铁器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砣具的改革,促进了琢玉技术的突飞猛进。如果注意观察就不难发现,战国玉器的线刻与商周玉器截然不同。商周玉器线条柔和缠绵,而战国玉器用线婉转自然而又遒劲利落,不拖泥带水。这与高硬度的和田玉不无关系。但是如果砣具不改革,也难以琢刻出如此精致的玉器来。砣具的改革,首先是圆形砣具材料可能以熟铁取代了原有的青铜。其次是旋转速度更快,这必然涉及砣具结构上的改造,更加接近建国前所用的脚踏联动的砣具。其三是启用高硬度的琢玉用金刚砂。只有具备了这几个条件,加之玉匠精湛的技艺,才能琢出如曾侯乙墓的玉多节佩和中山王陪葬坑岀土的和田墨玉带钩那样精美的玉器。

(三)战国玉器善于利用某些动物的局部特征,组成较为精致的图案。如佩戴用的玉器除了沿用直方或圆曲的几何形佩饰之外,还往往以夔龙、夔凤、螭虎作轮廓,虽不免仍有几分神秘气氛,但它是摄取自然界多种禽兽的某些特征加以综合变化而来的。如战国玉匠继承商周传统仍重视头部的表现,尤重对目、口、齿、爪的刻画。但改变了商周的“臣”目,而从鹰、虎等禽兽的眼睛中汲取素材,创作出富有生活根据的眼形。总之,它特别着意于目光敏锐、牙齿锋利等特点,充分表现了食肉类禽兽的性格与本能。这说明战国玉器已由商周图案艺术的束缚中逐渐解脱出来,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写实倾向的绘画艺术的影响下,迈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四)战国玉器佩饰的系列化及新式器形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对商周传统有其继承的一面。但因诸侯势力膨胀,“礼崩乐坏”,在佩玉方面也出现了不少的新组合和新形式,如上述三件佩玉的艺术造诣足以说明这一点。“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因此每一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间玉佩的系列更加复杂化。一串玉佩多则由十几种器形的几十件玉器组成,佩在身上,走起路来铿锵有声。另外还出现了玉制的带钩与剑饰。

从上述四点可以了解,战国玉器在我国古代玉器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在创作思想、构思、设计、艺术表现、技术加工等方面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创造了精雕细刻、生动传神的具有高度艺术造诣的新型玉器。这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工具改革、玉料更新、经验积累以及当时的艺术思潮有着密切关系。战国玉器工艺美术揭开了玉器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为后世玉器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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