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余觉

一  相遇
    杰出的政治家张謇是我国清末状元,也是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在他创办的诸多事业中,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和有识之士,在发展中国刺绣事业中结识了余觉,他们之间恩恩怨怨十余年,在社会上留下了较深的影响。
    余觉,初名兆熊,冰臣,又名冰人。在上海鬻书时号“三在居士”,沈寿殁后字思雪,号鹯口孤鹣。1934年在石湖建觉庵,自称觉翁,又号石湖老人。清同治七年(1868)生于浙江绍兴,光绪二十八年(1901)中举,1951年病逝,终年84岁。他幼时聪明好学,才识过人,善书画、广交际。青年时代侨居苏州,光绪十九年(1893)与苏州刺绣艺人沈云芝结婚。自此他半日读书,半日伴妻研绣,悉心将自己掌握的书画艺术融入妻子的刺绣之中,使其妻的绣艺脱颖而出,名扬苏沪一带。光绪三十年(1904)因好友清朝农工商部官员单束笙提供的信息,献刺绣“八仙上寿图”等绣品,庆贺清太后慈禧七十寿辰。正中喜好刺绣的慈禧下怀,得农工商部四等商勋奖励,和慈禧手书“福”、“寿”两字。其妻沈云芝为此更名“沈寿”,绣名也传扬天下。余觉乘着太后高兴,又及时上书朝庭建议创办女子刺绣学校,获得慈禧批准,并下谕令余沈夫妇同往日本考察工艺教育。回国后率苏州刺绣教师等一干人马到京报到,余觉任绣工科总办,沈寿任总教习。这次献绣活动的成功使其夫妻俩声名大振,又由于余觉善交际,很快在北京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社会知名度也就更广了。
    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在江宁(今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大型博览会,展出全国各地的名优土特产品。外国使节商团也来参观,盛况空前。其时因张謇在南通创办实业卓有成效,故被清政府任命为总审查长,负责对展出产品的评比事宜。会中,各省送来的刺绣工艺品特多,需要刺绣专家审定,沈寿被任命为绣品审查官。由于她评审公正,办事干练,对古绣也有很高的鉴识能力。她刺绣的《意王后爱丽娜像》更是栩栩如生,在众多刺绣品中最为突出,因此得到张謇赏识。同年,张謇因事进京,又赴内蒙考察农垦,顺便打听人材,有人向他推荐了余觉,使两人相遇晤面,虽然时间短促未及深谈,但给张謇留下较好的印象,曾有“余觉人材也。”的评语。
                       二  相助
    余觉和张謇会晤的第二年初冬,孙中山就推翻了清朝政府。绣工科匆匆解散,他率领全家和带到北京来的刺绣教师等十余人到天津避难。借住种植园办的自立绣校生徒少,收入有限,众人的日常开销不少,绣品一时缺少销路,经济发生困难。不禁想起张謇曾有“汝若有困难,余定当相助”之诺言。遂写信寻求发展。张謇得悉回信,邀余南下,共商刺绣发展事宜。
    张謇在《女红传习所记事序》中曾有:“……吾国近固唶唶患贫矣,吾南通女子,乡居者大抵能耕织佐生计,城市则习于逸而愈贫,而未有良策也。(1)”可见他以往也曾寻求女子自食其力的道路。在《南洋劝业会》中见沈寿刺绣出色,送通州绣女施宗淑等两位女子到北京向沈寿学绣,不久因辛亥革命,绣工科解散没有取得成果。现余沈夫妻欲来南方发展刺绣,正合己意。当时对余觉虽然了解并不深入,但见余在京办绣工科多年,其妻也确有才干,故诚心相邀。因双方洽谈时都有诚意,很快达成在南通发展刺绣大业的共识。1914年由张謇出资的南通女工传习建成开学,沈寿任所长兼绣科主任。因工作出色,张謇主动给她加薪。余觉早有安排,任贫民工场主任,又兼警署语文教员增加收入,使余家的经济条件逐渐好转。张謇还曾要求政府奖励沈寿刺绣意皇后像。该绣是1911年在意大利展览获金奖后,清政府作为国礼赠给意大利国王。1912年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收到意王回赠给沈寿的勋章和钻石金表,派员送到时在天津的余家,但两国政府在经济上均无表示。此时余觉经济困难,故上书民国政府请求就该绣奖酬,并同时致信向张謇求助。时在北洋政府就职的张謇,在部中查询后得知是该绣 “当年手续亦未完全”,“而今财政部积欠预算几十万,尚难弥补” (2)。故此事很难办。见余觉的上书“齿斤  齿斤  不已”,回信劝他“不要书生结习,……果觉胸中块垒难消,不妨发之诗文,犹胜于动公牍也。”复信后,又考虑到他家对国家确有贡献应当奖励,目前经济困难更应相济。故再“……思所以善全之计,良苦无法”。后来和工商司相议,终于得到“拟挹他项二千或三千元”作为酬奖,“但拔款之期将在一年以后”的许诺(3)。张謇得此消息立即写信给余觉宽慰其心。此款果因张謇后来辞去北洋政府职务未有结果。但就沈寿绣品的奖酬问题,张謇确是想尽办法全力相助的。在学术问题上,他们两人常有研讨,1918年,余觉撰成《狼山观音院观绣像文》向张謇请教,张謇就为他修改,提高其学术水平。
    余觉来到南通,见张謇以诚相待,也有图报之心。在贫民工场任主任时,也想做出成绩,故使少年男子也学习刺绣,并想胜过沈寿。为发扬光大刺绣事业,1915年他还不惜借贷,自筹资金2000银元,护送《耶稣像》和女红传习所的刺绣,到美国旧金山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因送展的绣品精美,多幅荣获大奖(4)。他还考察中国刺绣在欧美的市场行情,回来反馈给张謇和沈寿,为张謇以后创办南通绣织局,发展刺绣工艺品对外贸易坚定信心,同时也鼓起了沈寿带病绣制美国女优《倍克像》的勇气。从1918年11月张謇《致郭礼征、曹秉仁函》(5)中说:“南通贫民工场藤竹工出品颇佳,销货亦畅”。1919年11月23日《致赵凤昌函》(6)中也说该场“缫丝、藤竹二科于美术殊能研究,成品也颇精雅”。表明余觉主管的贫民工场颇有成绩,他的美术特长也能在生产中发挥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张謇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
    在南通张謇多方帮助余觉,他家几个亲戚因生活困难,来南通谋职,张謇都给予照顾。如余觉远房亲戚徐某就安排到大生公司工作后,家庭经济条件逐渐改善。余觉夫人沈寿原本身体孱弱,来南通后多次生病,幸有传习所所董张謇请来名医救治方转危为安,并安排休养,减轻了余的负担。张謇还为沈寿写绣谱立传。特别是沈寿病殁后,张謇倾全力相助,举行公葬,礼仪隆重,又建设高规格的陵园,博物苑收藏沈寿名作等遣物名垂千古。
                      三  相知
    张謇和余觉两人之间的相知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北京1910年短暂会晤到1926年张謇病逝,前后达17年。1913年余觉来到南通后,两人有了较多接触,双方进一步了解对方。余觉过去对满清政府曾抱有很大希望,清朝灭亡绣工科解散他感到落魄改称“冰人”。到了南通见张謇创办实业、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又诚心帮助自己,就满怀信心,也想投身其中大干一场,遂向天津连发五信催促夫人沈寿尽快结束绣校事宜,早日南来发展绣业。其时沈寿也接到四川聘请,许月薪200银元,比张謇订的月薪50银元多许多,但考虑到四川路远闭塞唯恐难以长久。而张謇办实业、教育有方,事业牢靠。对人诚恳讲信用,经权衡决计辞四川来南通。张謇知道后对余沈夫妇也有很好的印象。
    余觉在通前几年工作也很认真,特别是在旧金山博览会回来,更是踌躇满怀。一次回苏州和他的好友颜文樑,谈起他在美国见到西方洋人喜爱中国刺绣,有个美商欲来订货十万美金。引发了重振“福寿绣品公司”⑺的计划。他任职的南通贫民工场,一度也管理得井井有条。主理大生实业集团具体管理事务的张謇三哥张詧,对他也有“余觉好学不倦,可敬之至”⑻的评语。张謇对其的才学也有较高的评价,如1920年,张謇为余觉鬻书写的润格文告曰:“余君会稽名孝廉,精通八法,初摹虞褚,继师右军,更近研究汉魏,出入颜柳,笔势沉厚,非辈所及也。索书人多,应付綦悴,为订廉润如左……。”⑼还为余觉在上海发行的石印手临字贴《三在居士临古》题名,用状元的名望为他在上海鬻书卖字鸣锣开道。同时还出于对余的爱护,谓上海卖字不易,劝其留下。后见他去意已坚,也就不再强留。沈寿也为丈夫写了祝辞:“外子冰人先生偕寿研究绣法二十余年,俾寿谬负中外盛名,今外子鬻书海上,愿吾夫妻一笔一针为世界佳话。⑽” 好胜的余觉在上海事业不顺,经营绣品亏损,鬻书艰难,被人讥讽。又听小人传言拨弄,对张謇关心沈寿也产生误解。故逐渐疏远离群,独自愤而不平。
    张謇近几年来对余觉也有更多的认识,知道他自恃才学,办事热情,但不能持久,故难有成果。如在贫民工场任主任时,使少年男子学绣,想胜过沈寿,不久无成果又放弃此业。对家庭不够负责,妻子有病关心甚少,娶妾数人,生活还不检点。后来余觉到了上海开销过度,在沈寿生病期间前来索要金钱。没有得到满足,竟掠走意大利国王赠送的纪念金表。幸沈寿姐姐沈立及时告之,张謇出资50元银元将表追回,平息沈寿气愤情绪。那时,虽然余觉嗣女余学慈已许配给张謇儿子佑祖,他们已结为儿女亲家,但由于余觉的种种缺点逐渐暴露,张謇对他的看法也逐渐改变,每况愈下。
                     四  相误
    余觉和张謇走到一起,都是为了让沈寿能更好地发展刺绣事业,他们两人相误纷争也是围绕沈寿而展开。余觉初到南通也为张謇所器重,但时间长了他心眼儿小,封建意识较重的缺点逐渐显露。又误听小人流言蜚语竟和张謇反目。他妻子沈寿原本身体孱弱,来南通后多次生病,余觉对她不够关心,好在张謇请来名医俞汝权和沙健庵等,一次次为她诊治才转危为安,有次还派专轮到如皋接医生前来抢救。还借谦亭、曼寿堂和因树斋等安静处让其休养。沈寿感谢张謇对她的关心,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又坚持工作,想用更多的成绩回报张謇。如1919年在美国纽约展出的美国女优《倍克像》就是在病中休养时完成的。1918年沈寿又病,张謇及时请名医为其治病,同时见她病体沉重恐有失,其多年苦心研究的成果“仿真绣”艺术失传岂不可惜。乃嘱沈寿在休养时回忆口述,总结自己的刺绣艺术,亲自到病房记录,经过几个月核对整理,《雪宧绣谱》才得以问世,成为我国工艺技法书籍的经典。然而由于当时现代文明风气未开,封建意识严重,男女授受不清的风言风语传到余觉耳中,他虽然没有立即发作,但听了很不高兴,忿而离开南通到上海另谋职业。很少回来探望沈寿,使他俩冷漠的夫妻关系更加疏远。1921年春沈寿病重,余觉没有悉心照应尽到丈夫责任。还逼沈寿离开南通回苏州去。沈寿不愿,说:“目前传习所正事业有成,生员增加,绣品好销已能自立,张公也待我们不薄,怎能负他,且回苏州已无住房⑾”。余觉气恼拂袖而去。沈寿伤心至及,故在临终前没有和丈夫商量就自己立下遗嘱:“愿葬南通不回苏州”。并将珍贵刺绣和纪念物一并赠给南通博物苑永久收藏,以防余觉挥霍散失。沈寿死后,张謇尊重死者要求,作出公葬决定。这对余觉是个很大的打击,从封建意识来讲,他今后不能夫妻合葬,有失名份。从遗产来说,损失也很大。沈寿遗产价值连城,绣品《耶稣像》,1915年在美国展出时价值13000美元;《倍克像》1918年在纽约展出时,价值5000美元;当时都有人求购,因张謇视为国宝,指示只展不卖才留下的。还有意大利国王所赠钻石金表和纪念徽章也十分珍贵。余觉几次向张謇索要不得,心中很不情愿。后来从沈寿遗物中捡得几件张謇写的书信诗词,其中一首《谦亭杨柳》⑿)写着:“记取谦亭摄影时,柳枝宛转绾杨枝。不因着眼簾波影,东鲽西鹣那得知。杨枝丝短柳枝长,旋绾旋开亦可伤。要合一池烟水气,长长短短覆鸳鸯。”遂引发联想,认为张謇对沈寿有非分之想。
    张謇原本对余觉也很器重,在其困难时安排工作,让他赴美国旧金山参加博览会,到上海经营绣品。后来因余觉的缺点渐露才改变看法,加上沈寿病逝后的丧葬和遗产处置问题两人意见相左,故两人矛盾激化。张謇根据沈寿遗嘱,置余觉于一旁进行公葬。面对余觉的取闹也被激怒,故书写的沈寿墓《灵表》石刻中有:“……兆熊在公治私,兼支而两……⒀”的文字,对余过去的劣迹无情揭露公布于众。并在《张啬庵述撰略》文中斥其为“拆白党⒁”。不过张謇必竟公事繁多,也不肖与余觉继续纠缠,不再理他。心胸狭小的余觉索不到妻子遗物,气恼中一纸诉状将亲家张謇告上法庭。又因徐某等人恶意恫吓拨弄,激怒的余觉在1926年抛出印影本《余觉、沈寿夫妇之南通痛史》攻击张謇,在社会上对张謇留下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使自己和妻子也成为小市民街头巷尾闲议的对象。不久,张謇逝死,余觉的诉讼因失去被告,张余两家的讼事就拖了下来。
                     五  相融
    余觉和张謇反目,他们的后人都不情愿。为防事态扩大,张謇儿子张孝若不失时机地做和解工作。一次接到岳丈来信,称“张謇指使余某到苏州对他威胁、恫吓,扬言:‘若再作不平之鸣,即遣人杀之’。”被挑拨激怒的余觉还在信中谓:“为妻鸣冤,义之所在,不计祸福”。孝若见状,立即回信劝慰:“不要轻信,严斥徐某‘小人造拨可恶’”。激愤之中的余觉,还欲发表声讨张謇的文字,请上海著名报人包天笑协助。包氏也是张謇的老朋友,见他们两亲家反目,主动劝和,后在他的《训景楼回忆录》中就有这方面的文字。余觉欲与张謇在公堂上论高低的事传扬开了,上海、南通都有人出面从中斡旋。大生公司的吴寄尘找到余学慈,教育她摆正位置不要扩大两家矛盾。为排解她因嫁妆问题和嗣父余觉之间的纠纷,还主动补助她大洋一百元。
    一代伟人张謇逝世,余觉积怨渐消,随着时间推移,情绪渐趋稳定,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见友人善意劝慰,也就同意和张家调和解决讼事。1932年,在吴寄尘和律师等多人协调下,与女婿张孝若签订和约。协议中有:“余沈寿刺绣、金表、徽章等遗物,双方都不能单独取出,永留博物苑以垂不朽;陵墓周边立石,确定界址;余沈寿在传习所身后恤金及大生纱厂贸纱生息,原拟建女师幼稚园的资金,现由中间人取出,凑成6000元,分三期交给余觉……⒂”等文字。从中看出孝若大度,有意补偿优惠岳父。张余两家为沈寿事业的纷争终告完结,握手言和。
    余觉痛定思痛,回顾历史,对夫人沈寿无限思念。1933年在苏州上方山麓,觅得原南宋诗人范成大“天镜阁”遗址。沈寿早年曾来此游览,见风景好十分喜欢。余觉有南通取回的一笔资金,遂在此建“觉庵”。亦称“觉庐”,俗称“余庄”,内设“福寿堂”纪念沈寿。第二年新屋落成,沈寿侄女沈粹缜丈夫邹韬奋特地前来看望他,见风景秀丽大为赞赏。谈及往事,余觉说:“和张(謇)家关系蛮好。”并出示自书对联“古往今来真一梦,湖光水色自双清。”看来他已对历史有深刻的反省和总结,邹韬奋也很高兴。
    张家和余家相知相融还延续到他们的后人。张謇嫡孙张绪武曾回忆家事,兄弟张范武系余学慈和张孝若生的儿子,和他年岁相仿,两人从小一起生活,一起上学。1943年暑假他俩与二位同学到苏州虎丘游览,回城时因时间稍晚,城门已被日寇关上无处住宿。范武提议到余庄外公家去,于是在他带领下大家到了余庄。第二天这几个孩子贪玩,在湖边小船上戏水时,范武不幸溺水而亡,余觉痛失外孙。范武遗体暂先安顿,连忙与南通张家联系妥善处理后事,为此作《感痛记》,文中语气也很平和。此事看到张余两家矛盾淡忘,已经融和互有往来。否则,张謇孙子范武怎知外祖余觉的家余庄,在苏州哪个方位,傍晚时又怎能步行到那里?看来他对这里比较熟悉,曾来苏州看望过外公多次。近年来随着张謇研究的深入,涉及到张余两家的历史往事重新被人重视,某些人为了追求所谓“文学效应”,对个别情节加以推测,捏造和不恰当的夸张,致使与事实相违,有损古人形象。张绪武就此写信给余觉的婿、女吴华镳,余月明⒃通报情况,由此看出祖辈矛盾早已成为历史,后人都在为维护长辈形象负责,早已相亲相融了。
                     六  相望
    余觉与张謇因处理沈寿善后事宜意见不一而翻脸,最后落得家破人亡,众叛亲离,孤身一人离开南通。他回忆往事不堪回首,想从佛教经义中求得解脱,曾在苏州东山出家。晚年在苏、沪一带活动,从事文化艺术研究颇有成果。沈寿之死,对余觉教训深刻,痛定思痛,取号“思雪⒄”纪念妻子;又反省自责,自名“觉”,以示“觉”醒。余庄内设 “福寿堂”寄托哀思。其实他纪念亡妻何必攻击张謇,没有他协助哪有沈寿后期辉煌。余觉纵有才干,但在旧社会里他并不能让妻子不朽,加上自身的某些“放荡不检”行为所局限,沈寿完全有可能像某些一度辉煌的艺人,人亡艺绝作品散失,销声匿迹湮没人世。沈寿在绣工科创研成功的“仿真绣”名扬世界。她亦曾进宫教绣有年,这些北京学生都没有很好传承。只有张謇创办的南通女工传习所,才使沈寿的绣技得到传承,发展成为人人称颂的“沈绣”艺术。正因为沈寿有张謇的鼎力相助,才能逝后公葬,获政府表彰,遗物收藏永存。南通人民没有忘记她的功绩,狼山风景区建有沈寿陵园和绣楼,濠河边也有沈寿艺术馆等一批景点,使今日的游人在浏览中记取这位世界美术家的丰功伟绩;在南通博物苑中看到意大利国王赠送的金表和徽章,记取沈寿的精美刺绣在世界博览会中获取中国第一枚金奖的辉煌成就;在南京博物院欣赏沈绣《耶稣像》和《倍克像》,记取曾为发展中国刺绣作出重要贡献的沈寿、余觉和张謇。上海、北京等地有她的绣品,苏州、绍兴等地也有纪念沈寿的景点,人们在怀念这三位历史人物时,也乐道他们的后代,为保护上述两幅珍贵刺绣,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⒅。
    历史上有一些偶发事件,因祸得福。若不是余觉对妻不义,沈寿不会在临终前作出如此遗嘱,张謇也不能为沈寿公葬,遗物收藏。以后国难当头,多年战乱,沈寿将不知葬于何方,珍贵遗产也可能流落他乡不知所终,哪能有今日之辉煌。因此余觉告张謇“诬死蔑生、霸妻没财”之说不攻自破,无损张謇高大形象。
    对待历史人物言行和功过应当拣其主要,不能就片言只语妄加结论。张謇和余觉,从相遇到相助,在相知后又相误,后代们又相融、相望。前后历经近百年,都是围绕着沈寿和她的刺绣展开的。他们都是沈寿刺绣事业发展的有功之臣。如果没有余觉前期功绩,沈寿的刺绣不能进入艺术殿堂。后期没有张謇的推崇,沈寿绣艺也不能传承,升华成为艺术精典。如果没有他们的后辈的大度和努力,最后的结局也不可能那么完美。张謇、余觉发生齟齬,应当客观分析。张謇聘请沈寿来南通传绣,对中国刺绣事业的传承发展创新作出重要贡献,众目共睹不容否认。他和沈寿的私人情感尽管只是诗词唱和,这种思想情感的表露和那些庸俗低级的情欲不可同日而语。但从伦理上来讲,沈寿秘藏上述张謇充满情感色彩的诗词,生前遗嘱也没有和丈夫协商,余觉产生误会,有不同意见是情理中事应当谅解。张謇在处理沈寿后事方面,尽管尊她遗嘱,在办理时置其丈夫于一旁而不顾,也有欠妥。余觉毕竟是死者丈夫,主丧权和遗产处理权并没有被剥夺,怎能不容其发言。这固然事出有因,与张謇往日处置其它事务风格不同,这显然不是偶尔失察,而是有意教训于他。在沈寿《灵表》的石刻中还将余觉以往劣迹公示,和沈寿高贵品质成为显明对照,不容他翻身,拟有太过之嫌。
    随着近年来南通建设近代第一城,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张謇研究的深入展开,与他相关的余觉也被提上研究日程,他们两人在多年合作发展刺绣事业中的个人恩怨,也应当公正分析。对于张謇的不朽成就和历史地位早有定论,毋须赘述。余觉对中国刺绣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上的成就也应当肯定,晚年不为日伪所用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更应受后人尊敬。孔祥贤的《余觉、沈寿合传》发表后,特作词一首寄赠华镳、余月明夫妇:“想孤鹣、鹯口日,哀情血泪藏胸,痛史长篇留后世,音过何处能逢!有情无语英灵在,觉庵里永期待,家祭毋忘令岳(考),公论已是光彩。”唱出了众人心声。以往常处于被批判角色的余觉,也是社会之人孰能无过,对这些历史人物,主要看大节,不能用新社会的是非标准加以苛求。要褒贬合度,其缺点和不足,应历史地客观地分析批判警示后人。不能将其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所以个别文艺作品将他作为提高正面人物的衬垫,故意歪曲丑化是很错误的,应当给予纠正还其本来真实面目。这不但是他们后人的希望,也是所有文化工作者的责任。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