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权｜ 大禹治水不可能始于巴蜀

李正权（重庆）

虽然有很多古籍记载，但因没有实物佐证，史学界对大禹是否真实存在一直都有分歧。即使肯定大禹真实存在，大禹生于何处，治水何地，也始终没有一个定论。2017年6月，四川省公布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大禹名列第一。2019年12月水利部公布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大禹也位列第一。于是，大禹生于蜀，娶于巴，其治水亦始于巴蜀的说法一时轰然，四川似乎夺得头筹，重庆也跟着沾光。

把大禹定为四川人，主要根据是陆贾的《新语》。不过，陆贾已是西汉初年的人了，离传说的大禹时代已经过去了两千年。陆贾说“大禹出于西羌”，西羌既可能是四川，也可能是陕西，就此断论大禹是四川人，显得牵强。而且，陆贾这样说，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从行文来看，很可能仅仅只是作为上一句“文王生于东夷”的对偶而言的。后来诸多文献，几乎都是根据陆贾这句话演变而来的，或细化为石纽，或泛化到重庆，但几乎也都没有论证。因此，对此持否定意见的大有人在。有学者直言，大禹本来就是“带有文化始祖性质的传说人物”，不可轻信。甚至有学者还认为有关大禹的传说故事中存在着过多的神话色彩，大禹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鉴于任何一方都不能拿出任何实物证据，也不能说服对方，这一段历史公案也就没有结论。且不论。

本文主要针对大禹治水于巴蜀这个问题。古今中外，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要有做这件事的需要，二是要有做这件事的可能。特别是治水这样的大事，没有迫切的需要，人们不可能将其当作游戏做起来玩。大规模治水，一要有人，二要有工具。人口规模没有到达一定的程度，是不可能大规模治水的。金属工具没有出现之前，大规模治水也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两点来看，4000多年前的巴蜀之地，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治水工程的。当然，成都平原可能例外，我们后面再说成都平原的治水问题。

一、巴蜀之地需要疏浚河道吗？

我们知道，四川盆地里的巴蜀之地（除成都平原外，下同）几乎都是山区丘陵，巴地（重庆）更是峡谷纵横。山区丘陵和峡谷地区，河道稳定，河岸与河床之间相对高度较高。即使涨大水，人可以向山上坡上后撤，人为疏浚河道并非必要。以重庆的广阳岛（广阳坝）为例，其岛虽然位于长江中，岛上也较为平坦，但岛上依然有“山”名高峰山。全岛最高处海拔达281米。1981年7月长江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广阳岛上游约15公里的寸滩洪峰水位最高为191.41米。显然，即使这样的洪水，也不可能将广阳岛全部淹没，岛上住户依然可以通过后撤来避免损失。事实上，广阳岛很早就有人类居住，岛上及其附近就曾发现过原始遗存。巴人来到重庆后，广阳岛曾经是其聚居之地，巴人还在广阳岛长江对岸修筑了滩城。相反的例子是重庆城边的珊瑚岛（珊瑚坝），最高处海拔只有177.6米，低于警戒水位，几乎每年都要被洪水淹没。虽然重庆城土地紧俏，居住密集，但除抗战时期在岛上修建过简易飞机场外，却始终没有人常年居住。江中岛如此，江边的台地阶地也如此；重庆如此，其它巴蜀之地也如此。经常被洪水淹没的地方肯定没有人去居住，特大洪水可能淹没的地方虽然有人居住，但洪水来了也能及时后撤。合川、宜宾、泸州等城市都曾被特大洪水淹没过，但由于这些城市大多靠山，城市里或城市附近有高于洪峰的山坡，只要及时后撤，就可避免灭顶之灾，也不需要通过疏浚河道来治水。

其次，山区丘陵和峡谷地区出现洪灾，一是短时间降水量巨大造成的，二是上游来水迅猛造成的，三是二者共同作用造成的。巴蜀之地经常发生洪灾，几乎每年夏季都会出现接近或超出警戒水位的情况。像1981年7月那样的特大洪水，百年内也可能发生一两次。但是，这样的洪水一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洪水不会长时间不退，持续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两三天；二是遭受洪灾的主要是沿江两岸的低洼地带，其影响与平原地区不能相比；三是即使大力疏浚河道，也难以避免洪灾，甚至难以减轻洪灾造成的损害。与平原地区不同，巴蜀之地的河道大多在基岩上，江河两岸岸基坚硬，即使洪水多年冲刷，也难以将其毁伤，也就不存在诸如崩塌之类危险。即使部分垮塌，也不会影响整个河岸。即使河道有阻塞，妨害泄洪，也只有极少处地方，用不着大规模疏浚。这样的背景下，在大禹那个时代，要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去疏浚并不需要疏浚的河道，无异于无事找事做，是不可想象的。

解放后，政府也治理过川江河道，炸礁石，疏险滩，但主要不是为了防洪泄流，而是为了水上航运。大禹那个时代虽然也可能有了原始的航运，但社会对航运并不依赖，也不值得兴师动众去疏浚航道。而且，疏浚航道与防洪治水，毕竟是两回事，不可扯在一起来说。

二、大禹时代可能疏浚巴蜀之地的河道吗？

像大禹那样大规模治水，一要有数量较大的劳动力，二要有相应的劳动工具。大禹时代，巴蜀之地既没有那样多的劳动力，也没有能够疏浚巴蜀河道的劳动工具。可以说，那时候，巴蜀之地不仅没有治水的需要，而且也没有治水的能力。

我们知道，大禹作为夏族首领，大约生于4000多年前。那时，除成都平原外的其它巴蜀之地依然还处于氏族分立的原始社会末期，不仅人口稀少，而且主要分布在沿江各台地阶地上，使用的工具主要还是石器、骨器和木器。在这种情况下，要动员大量人力来疏浚河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巴人来渝是在商朝，武丁命妇好“伐巴”，巴人被迫从清江流域（湖北西部）退入长江夔巫一带，然后又被逼逐渐西迁。周武王灭商后，封姬姓族人于巴国，称为巴子，才建都江州（重庆）。那时，离大禹建立夏国已经有1000多年之久，显然巴人不可能参与大禹的治水工程。巴人来渝前，巴蜀之地虽然已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蜓之蛮”（《华阳国志·巴志》），但这些氏族的发展水平都相当低，各氏族之间居住相当分散，大禹很难将他们统一起来，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大禹治水的主力军。四川大学教授李世平在《四川人口史》一书中，以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公布的四川地区（即巴蜀之地）的正式人口统计数字3514217人倒推到公元前1027年，也就是蜀（可能还有巴）参加武王伐纣的年代，也就是以三星堆青铜器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时期，四川总人口在752746人与1257758人之间，或者说在一百万人上下。如果按其方法再倒推一千多年回到大禹治水的年代，巴蜀之地的总人口可能就不足20万人了。显然，巴蜀之地面积辽阔，要从区区20万人中抽调大量壮男来治水，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事。

据著名历史学家童恩正研究，直到殷周之际，包括重庆原有土著在内的巴族，其经济仍然以渔猎畜牧为主。直到秦统一巴蜀以前，即公元前316年以前，巴国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停留在铜器时代，尚无铁器出现。蜀族可能比巴族先进。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征服自然力量的逐渐扩大，蜀族从川西山区不断向成都平原深入，很早就掌握了青铜冶炼的技术，出现了诸如三星堆那样灿烂的青铜器文化。但是，大禹治水的时代，蜀族的势力还仅仅限于成都平原，其它巴蜀之地的土著，其经济和生产力水平可能与巴族一样，依然以渔猎畜牧为主，青铜器并未得到广泛使用。如此低下的生产力，怎能去治水？况且所治的不是平原地区的“水”，而是山区丘陵和峡谷地区的“水”。山区丘陵和峡谷地区的河道几乎都是基岩石质，阻塞河道的往往又是碛石，或者是因地震、滑坡之类原因从山上坍塌下来的巨石，要疏浚河道，就不能不破石。即使阻塞河道的是浅滩，那浅滩往往也是沙石堆砌而成的。使用石器、木器，或者加上一点青铜器，怎能破石？怎能疏浚？唐乾元元年（1192年），酉阳龚滩后山坡上凤凰嘴左边岩崩，数十大小不一的巨石掉到乌江中，造成乌江阻塞，使航道就此中断，只好通过搬滩维持航运。直到解放后，政府才用炸药将那些巨石炸掉，航道才得以疏通。七百多年的时间里为何不疏通，概因生产力不逮也。无独有偶，宜宾南广镇的南广河中也曾因此形成过险滩，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炸掉巨石，才消除了搬滩之累。4000多年前，遇到这样的巨石，大禹还能怎么办？

三、大禹能在成都平原治水吗？

我们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论证了大禹不可能在巴蜀之地治水，都是把成都平原排除在外了的。下面，我们专门来说说成都平原。

远古时候，成都平原是一个内湖。岷江自上游夹带大量泥沙而来，在湖底沉积，逐渐形成了一个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扇形平原，平均坡降千分之四左右。由于岷江水源旺盛，奔流湍急，一出灌口，转入平原，流速陡减，大量泥沙沉积，极易淤塞河道，造成洪涝。与其它巴蜀之地不同，成都平原存在着洪水威胁，需要治水。因此，历史上早就有“鳖灵治水”的传说。“鳖灵治水”主要是“决玉山”和“导沱”。《禹贡》将“导沱”的功绩归之于大禹，但古人却不以为然。《水经注·江水》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开明即鳖灵，系继杜宇族后统治成都平原的一个部族。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把杜宇称帝的时间定在“七国称王”之后，也就是战国初年，公元前475年以后，那么开明也就更在其后了。这显然有误。童恩正认为，开明族开始统治成都平原，大致在春秋中后期了。也有学者认为，开明族统治成都平原，大致在战国时期。如果硬要把鳖灵与大禹当作一个人，二者相差一两千年，而且与传说，与古籍记载也相矛盾，那就需要更多的论证了。

不过，李世平认为，古蜀国通过传说留名于世的著名首领蚕从、鱼凫等人生存的时代，可能略晚于尧、舜、禹的时代，不可能更早。当然，也不可能更晚了。即使按此说法，鳖灵相对蚕从、鱼凫更晚，“鳖灵治水”与大禹治水也不在一个时代，与大禹治水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同时，“决玉山”和“导沱”与大禹疏通河道也有所不同。童恩正认为，“决玉山”实际上就是开一条人工河流，分引岷江的水流入沱江。沱江是四川盆地一条重要河流，至今也有将岷江水流入沱江的开凿疏导痕迹。即使是在成都平原，要开凿一条人工河流，也并非易事。成都平原的土壤主要以水稻土、紫色土为主，形成的土壤既有地带性黄壤、黄棕壤，也有非地带性潮土和水稻土，以及石灰土、紫色土等岩性土。相对于黄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其泥土粘结更紧，疏浚也就更难。4000多年前的古人要在此开凿一条人工运河，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说大禹在成都平原治水，可能只是想象而已。

四、重庆的涂山传说源于何处？

我们先说重庆的涂山。重庆南岸有涂山，并有涂洞、涂村、呼归石、诞(弹)子石之类地名，还有大禹娶涂山氏、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变黑熊挖开铜锣峡等传说。不少重庆人就以为重庆真的就是涂山氏的故乡，大禹治水也就真的来到过重庆。甚至一些历史学家也作如此观，例如著名重庆地方史专家邓少琴先生就这样认为。至于有人认为“禹都江州”，把重庆当作是夏朝鼎盛时期的国都，那就更不足为凭，且不论。

重庆涂山之名起于何时，已不可考。《蜀王本纪》云：“（禹）涂山娶妻，生子名启。于今涂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华阳国志》亦云：“禹娶于涂，辛壬癸甲，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蜀王本纪》旧题扬雄撰，《华阳国志》系晋人常璩所著，离大禹时代均已超过两千年，可信度极低。事实上，涂山的名称和夏禹娶涂山氏的传说，几乎遍及全国，并非重庆所独。仅涂山就有多处，如河南嵩县，如安徽巢县和当涂，如浙江会稽(绍兴)，如四川汶川等，有史籍记载的甚至比重庆还早。大禹作为夏朝开国之君，建功立业，特别是在疏浚河道、治理洪水方面的功勋，应是可信的。大禹娶涂山氏，大禹所属的有熊氏与涂山氏建立部落联盟，也有极大的可能。但是，在生产力还极端落后，主要还是使用石器，青铜器才刚刚出现的大禹时代，其足迹要遍及中国的东西南北，显然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重庆，当年偏远、蛮荒不说，周边还有诸多大山、峡谷阻碍，大禹怎能随意来到重庆娶妻？正如本文前面所论，重庆根本不需要大禹来治水，大禹也不可能因治水路过重庆而娶亲。虽然距今4000年至3000余年前，重庆地区的土著居民开始进入氏族社会，形成了少量村落，但还没有形成更大的部落。大禹娶涂山氏，实际上是两个部落结盟。不管是为了什么，有熊氏不可能与一个比自己落后得太厉害的部落结盟，那不符合结盟的目的。因此，作为部落，涂山氏也不可能居于重庆。说大禹治水路过重庆而娶妻生子，仅是后人的附会而已。

据西南大学教授蓝勇考证，呼归石、诞子石这两个地名，是后人对弹子石、乌龟石进行雅化而来的，直到清乾隆时期才开始出现在文献中。由此推论，我们很可怀疑，涂山、涂洞、涂村之类地名也很可能是某个时代雅化出来的。

当然，涂山得名也可能与巴人相关。《山海经·海内经》说，巴人是太暤氏(即伏羲)的后代。《华阳国志·巴志》则认为巴人是黄帝的后代。究竟是谁的后代无关紧要，但巴人系华夏族的一支则是可以肯定的。目前有关巴人最早的记载是殷商甲骨文中有关武丁伐巴的卜辞。据考证，巴人最早居住地是在武落钟离山，一般认为武落钟离山在今湖北西南部长阳县境内，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今河南西南部的南阳盆地内（或者巴人的势力曾经发展到南阳盆地）。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就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巴置于汉水、丹江之间，楚邓之南，榖城之北。著名重庆地方史专家董其祥认为，巴人与古越人在古代历史上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且在早期都以江汉流域为活动中心。关于巴、越是否有同源共祖的关系，董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很大，材料不足，不能作结论。”一般认为，涂山氏属于古越人。即使巴人与古越人并非同源共祖，但从其关系密切这一点来论，巴人与涂山氏也可能有某种联系。涂山氏的居住地应当离大禹的有夏族相距不远，比邻而居。涂山氏与夏禹结盟后，一部分越人很可能将自己作为夏族的一支，依附于夏。而作为与古越人关系密切的巴人，受依附于夏族的古越人的影响，也可能把夏禹和涂山氏作为自己的偶像加以崇拜。这种民族心理一直持续下来。当巴人迁移来到重庆之后，在江州(重庆)建都，这种心理就投射于山川景物，于是就有了涂山之名和涂山的传说。巴国后来虽然被秦所灭，但巴人及被巴人同化的土著人却留了下来，涂山的传说也就世代相传。这当然只是推测，但涂山与巴人相关却应当可以大体肯定。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反过来也可证明大禹没有到过重庆，更没有在重庆娶妻生子。巴人迁来重庆，毕竟是晚于大禹治水近千年之后的殷商中后期了，夏朝早已灰飞烟灭。

五、大禹真的生于四川吗？

自陆贾的《新语》后，有太多的古籍文献肯定大禹生于四川，并且指明是川西石纽，而且也有太多的人相信这样的说法。虽然本人并不相信这样的结论，但本文也不可能给予反驳的论证。不过，本文所论证的大禹不可能在巴蜀之地治水，不可能在重庆娶妻生子，实际上已经对大禹生于四川给予了一定的回应。

按一般的认识，大禹治水应当在黄河流域，夏朝的疆域只存在于“中原”，也就是河南、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湖北北部、山东西部一带。河南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中华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夏朝的疆域并非如今人们想象的那样广阔，其势力范围可能并没有到过秦岭或大巴山以南、三峡以西，四川和重庆从未进入过夏朝的版图。如果此论成立，说大禹生于四川，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大禹“叛逃”自己的部落，独自翻山越岭去了“中原”；另一种是大禹带领自己的部落，迁徙到“中原”。这两种可能是不是都有太多的神话色彩而让人匪夷所思呢？

虽然《尚书·禹贡》有“华阳黑水惟梁州”之说，有“岷、嶓既艺，沱、潜既道”之论，但四川是否包含在大禹时代的梁州内，却是值得怀疑的。有专家认为：“《禹贡》中的梁州地区，是公元前316年秦惠王通蜀后才纳入中国版图的。”而且，学术界几乎已经公认，《禹贡》是战国时期的人伪托之作，不能当真。以此来证明大禹出生于四川，也不一定就能站得住脚。

夏朝灭亡后，夏族及依附于夏朝的部落纷纷逃亡。按古人的说法，北逃的夏后氏苗裔，就是后来的匈奴。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越王勾践》又说：越人自称“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如果夏族起源于西羌，按古籍所说，夏族与起源于西羌的蜀族、藏族等同宗，那么，夏朝灭亡后，夏族及依附于夏族的部落既然可以北逃、南逃，难道就不能西逃吗？灭亡夏朝的商汤来自东夷，夏族及依附于夏族的部落西逃的可能性更大，或者说西逃的人可能更多。如果有部分夏族或依附于夏族的部落西逃到四川，那么“大禹出于西羌”“禹生石纽”之类说法，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西逃到四川的夏族或依附于夏族的部落，在川西一带继续繁衍。出于对祖宗的崇拜，将其地视为祖宗的出生地，也极有可能。石纽所在之地，即如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茂县和绵阳市的北川县一带，地处岷江上游河谷，四周高山遮蔽，商朝、周朝以及蜀国、巴国很可能鞭长莫及。陆贾、司马迁说大禹生于西羌，并没有说西羌就是四川。最早说大禹生于四川的，是西汉末期的扬雄。他在《蜀王本纪》中明确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坪。”扬雄是郫县人，郫县地处成都平原西北，与石纽所在之地仅有龙门山之隔。或许他曾经沿岷江上溯，去过汶川、茂县、北川一带，见识过当地人对大禹的崇拜。即使没有去过，也可能听说过。大禹时代，甚至整个夏朝，中国均尚无文字，因而没有记载。经过近两千年的磨洗，口头传说可能早已变样。既然有了此说，大家也就以讹传讹，信其为真，直到如今。

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历史专家都认为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朝国都遗址。但作为二里头遗址考古项目考古队长的许宏，却因为没有发现确切的证据，对此一直持否定态度。他因此承担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对他个人荣誉也造成很大的损失。我认为，我们都应当向许宏一样，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可以猜测，可以假设，但不能随意肯定，更不能哗众取宠，随意宣布大禹是四川人。不如此，历史很可能会证明，这与诸如争抢西门庆故乡之类的做法一样，将成为一个笑柄。